「经济发展」刘世锦：摆脱路径依赖，加快形成增长新框架

刘世锦：摆脱路径依赖，加快形成增长新框架

经济发展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新浪财经2025年会暨第18届金麒麟论坛”上表示，现阶段中国所面临的消费不足的结构性偏差，与一系列体制性结构性因素深度绑定。对此需从原有的框架中走出来，加快确立新框架，需要摆脱“路径依赖”，面对并解决从理念认识、利益关系到政策手段、工作方法等的转变问题。

刘世锦建议，要更多地允许和鼓励探索和试错，发挥地方、企业和个人改革开放创新的积极性创造性，力争以较低成本、不太长的时间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稳步推动各个领域的现代化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中国经济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由高速逐步转向中速，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的挑战也由供给约束转成需求约束。在这种背景之下，和以往我们若干个五年计划有所区别的是，以往我们大体上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框架，在这个框架里边做一些阶段性的调整。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十五五”期间是要从原有的增长框架中走出来，要开辟和确立新的增长框架。这个新的增长框架有一条主线，从增长动能的角度来讲，要由过去的投资和出口驱动为主转向创新和消费驱动为主，这样一个转变将会体现在我们经济增长这个模式或者是方式的诸多方面，所以我今天是想讲以下七个方面已经和将会出现的一些新的特征。

消费结构。我要提一个问题“中国现在是不是消费大国”？严格来讲，我们目前还不是。为什么呢？我们现在面临的所谓“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有一个指标，我们消费占GDP的比重和全球的平均水平相比，我们大概低20个百分点。

所以，我们首先是把这20个百分点的缺口要补上，我称之为“结构性的偏差”。把这个结构性的偏差加以纠正，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成为一个消费大国。我们既要消费国内的产品，也要增加对国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提高消费的国际化水平。另外一点，以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体育娱乐等发展型消费为主的消费，从统计上来讲它算是消费，但是我们也可以看成是投资，这就是我们最近讲的“投资于人，实际上它是人力资本的投资，人力资本在支持我们的创新。

另外，从经济增长来讲，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往前移了，以往我们稳增长重点是抓投资，目前和以后重点是要抓消费。

产业结构。我们要制造强国，但是制造强国并不体现于制造业占比的稳定甚至提高，事实上中国制造业的比重还会有所下降，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制造业就不转型升级了，还是要转型升级，但是这个转型升级重点体现在我们是要发展相配套的高技术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本人比较主张我们用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制造业+相关生产性服务业来反映我们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进程。在这个指标中间，科技自立自强创新驱动都会体现于其中。

从生活服务业来讲，它的升级主要体现在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领域。我们通过这些行业的服务业的发展，实际上也是在提升人力资本，以此来支撑我们的创新。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间的复杂性提高，基于以往经验的政府产业政策的效能可能有所下降。所以，培育公平竞争的营商和发展环境比以往更为重要。

过剩时期我们形成的过剩产能，特别是重化工业合理的生产规模将会有较大幅度的收缩。最近我们做了研究，比如像钢铁、有色、水泥等等这些比例都会有比较大幅度的回调。所以，如何借助市场力量和政府必要的政策手段，退出低效和无效产能，将是难以回避但是难度极大的挑战。

对外贸易。从对外贸易来讲，今年以来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出口保持强劲势头，实属不易，是科技和产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体现。但是我们同时要认识到，较大规模的货物贸易逆差意味着相应减少国内消费，是国内消费不足的原因之一。从国际贸易长期走势看，也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下一步我们应该实施进出口基本平衡战略，在保持和增强出口竞争力的同时，相应扩大进口，但是更多的乃至主要要用人民币来支付结算。

图中显示的是人民币外储的占比和对外贸易占比，这两个差距很大。

我们要由过去的多保留外汇转为多用人民币支付结算，由此加快扩大离岸人民币的规模，提高人民币国际范围使用的流动性、便利性，使人民币诸多智能的比重与中国经济、中国的实体经济占全球的份额相适应，我们目前制造业的占比是30%左右，但是这几种货币职能的占比都在5%以下甚至3%以下。这个情况是要改变的。推动人民币较快成为国际强势货币并合理升值，分享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国际溢价。人民币进入升值通道，总体上利大于弊，短期内或许会影响出口，但是中长期有利于提升生产率，促进竞争优势的较快迭代。

金融结构。从金融结构来讲，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知识技术含量和复杂程度的增加，金融体系由传统的银行体系到现在资本市场的演进的节奏加快，资本市场的重要性相应上升，按照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研究国民收入与社会净资产的比例大概1：5-6，“十五五”和今后更长时间，如果我们的GDP能够保持4%-5%的增长速度，每年将会形成不低于30万亿的社会净资产。由于房地产和银行储蓄吸引力下降，我们居民财产的增量、存量将更多地进入资本市场，源头活水的增加将会推动资本市场进入一个与以往相助不同的发展阶段。

在资产端，资本市场要培育具有全球创新竞争力的大型头部科技企业和大批的创新型、中小型企业。

在投资端，资本市场要显著增加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比重，较大幅度地支撑老龄化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支出。

同时，我们要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进而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占比，这样在扩大居民消费，建设消费强国中发挥积极作用。

城乡结构。从城乡结构来讲，当成是人口接近70%的时候，城乡之间人口转移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将会放缓，人口的流动将更多地体现于城市体系内部，这个方面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所谓的郊区化，城市核心区的部分人口和新进入城市体系的人口聚集于核心区之外的城镇地区，逐步形成核心城区-通勤区-城镇半聚集区、农村地区的城乡联合体形态。

这种背景下，我们的城市化进程中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两个城市化率，也就是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与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之间是有一个缺口，一个剪刀差，这个缺口还是在拉大。反映的是什么呢？新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与原城市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全国农民工数量的变化，所谓的差异主要是这部分人，也就是近3亿农民工，近2亿进城农民工。

消除这一差异需要改变城乡之间由来已久的居民身分、基本公共服务分享、财产权利等方面的不平等，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框架下，实现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这方面我们需要推动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包括城乡统一的土地管理和基层组织制度体系，这方面的改革，这样才能抓住城市连续体形成过程中效率提升、产业发展、就业和收入增长的巨大的机会，并为整体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能。

收入分配。我们要借鉴成功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经济体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较低的经验，因为这些国家能够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避开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他们的基尼系数一般都是0.3%几，在0.4%以下，我们应该使中国的这个系数能够降到0.4%左右或者以下的水平。

我们目前一般的估计是0.45%以上。和这个相适应的，我们应该提出和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使这一群体人数由目前的4亿人增长到8到9亿人，形成占总人口过半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政策工具上，在稳增长、稳就业的同时提高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明显缩小乃至消除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推动较大规模的国有资本转为社保基金，重点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保障和收入水平，提高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PPT）图中是居民收入差距的状况和再分配的关系。

财税体系上，推动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转型，在优化对生产环节税收的同时，增加对高收入阶层收入和财产的合理税收。这个问题提出以后有人会有疑虑，会不会出现对保护产权、稳定预期这方面带来一些影响？实际上这两件事情是不矛盾的，高收入阶层税收占政府税收份额的增加，政府将更有动力去保护产权，因为保护产权就是保护税源，经验证明税收来源月政府的行为具有强相关性。

最后我说一下宏观政策，尽管目前宽松已经成为主基调，但必须说清楚的是宏观政策在运用得当的情况下，只是能够起到短期平衡和稳定的作用，它并不能提供经济增长的基础动能，事实上经济的微观结构如果有效运行，能够自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相当多的宏观政策的必要性就大打折扣了，当微观结构运转不是那么有效，而且短期内无法调整，但是经济运行又不能停下来，宏观政策才走到前台，起到某种补救的作用，比如我们搞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给经济中间注入新的货币的总量，它是实现社会结构、财富收入分配的再分配的作用。这种解决方案往往是次优，深层的结构性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只是往后推了。

结构性调整和改革通常是有难度的，而宏观政策短期内看起来也有成效，所以假以时日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反而成为首选，甚至产生了只要宏观政策足够宽松，经济就能如愿增长的幻觉。实际上即便如此，我们需要了解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政策着力点和先后顺序，这样才能提高政策效能，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潜能的下降，我们将会逐步进入发达经济体所经历的中低收入阶段，在这个阶段对宏观政策的依赖性会进一步地增加。所以在这种情景下，如对能够推动的结构性改革是不能放弃的，对宏观经济的宽松度要有清醒的边界感，防止走偏和滥用。

我刚才讲了七个方面的一些新的特征，有可能出现的变化和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实际上是结构性的变化。大体上勾勒出中国经济增长在“十五五”和今后更长一段时间，我们将会进入的一个新的框架这样一个基本的脉络。它基本的线索就是经济增长要由投资出口为主驱动转向创新和消费为主的驱动。从国际经验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大都是创新乏力、产业竞争力不足，但是我们中国目前看起来创新和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短板在于消费不足。

最近有一个词叫做“供强虚弱”，对这种状况加以表述。从逻辑上来讲，解决需求侧的问题，较解决供给侧的问题相对容易，但是也并非没有难度，我们目前的消费不足实际上和我们目前一系列的体制性、结构性的因素是深层绑定，短期内要完全解决也不现实，但是不解决也不行。我们从原有的框架中走出来加强确定性框架，需要摆脱路径依赖，面对并解决从理念认识、利益关系到政策手段、工作方法等等诸多方面的转变，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更多鼓励、允许试错，发挥地方、企业和个人改革开放创新的积极性、创造性，力争以较低成本、不太长的时间跨越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稳步推动各个领域的现代化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 刘世锦：长安街读书会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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