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九九八年的冬天，比往年更冷几分。
汝江县档案局的老楼像一头蛰伏的巨兽，蹲在县城西北角的巷弄里，灰砖墙面爬满暗绿色的苔藓。
窗棂上的漆皮剥落得露出木质纹理，风一吹，缝隙里便钻进来刺骨的寒气，卷着漫天飞舞的灰尘，在狭窄的楼道里打着旋。
陈默裹紧了身上的旧棉袄，手里攥着主编塞给他的选题单《国企改革二十年回顾》，一个听起来四平八稳、毫无波澜的专题。
刚毕业两年的他，还是报社里最愣头青的记者，跑遍了县城里大大小小的国企旧址，却始终没摸到真正的内核，直到主编甩给他一句话：“去档案局翻棉纺厂的老档案，那是汝江工业的根，也是烂得最深的地方。”
棉纺厂，这个名字在汝江人的嘴里，是辉煌，也是叹息。
上世纪五十年代建厂，七十年代鼎盛，九十年代改制，新世纪破产，像一部浓缩的地方工业史，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故事。
档案局的档案室在二楼最深处，没有暖气，只有一个掉了漆的铁炉子，炉膛里的炭火早已熄灭，只留下一堆冷灰。
空气里弥漫着纸张发霉、灰尘与旧木头混合的味道，厚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一排排深褐色的木质档案柜从地面顶到天花板，柜门上贴着泛黄的标签，字迹被岁月磨得模糊，像一个个沉默的墓碑，封存着过往的时光。
陈默推开门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林秀英。
她蹲在档案柜与墙角的夹缝里，背对着门口，身形佝偻，花白的头发用一根黑色的皮筋松松挽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外套上沾着星星点点的灰尘，袖口磨出了毛边。
她的双手冻得通红，指关节肿大，指腹布满老茧与冻裂的口子，正小心翼翼地捧着一叠泛黄的纸页，一张一张地抚平，动作轻柔得像是在触碰易碎的珍宝，又像是在整理谁的遗容。
听到脚步声，林秀英缓缓抬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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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脸布满皱纹，像被岁月揉皱的纸，眼睛却异常清亮，没有丝毫浑浊，透着一股执拗的光。
她没有说话，只是将手里的纸页轻轻放在地上，然后伸手从脚边的旧布包里掏出一叠厚厚的手写账本，推到陈默面前。
账本的封面是深褐色的硬纸，边角磨损得厉害，封面上用毛笔写着“棉纺厂第四车间原料入库记录 一九七二—一九七六”，墨迹已经晕染开，像干涸的血渍，在泛黄的纸面上晕出一片暗红。
“他们在找这个。”
林秀英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穿透灰尘的力量，平直得没有一丝起伏，像结了冰的河面，“找了二十多年，没找到。”
陈默蹲下身，指尖触碰到账本的纸页，粗糙、干燥，一用力就会发出脆响。
他翻开第一页，上面是工整的钢笔字，记录着每日的棉花、棉纱入库数量，计划数、实际数、短缺数，每一项都写得清清楚楚，签收人的名字签在末尾，娟秀又稚嫩。
林秀英的粗糙手指突然戳在其中一页上，指腹的老茧蹭过纸面上的数字，留下一道浅浅的痕迹。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七日，四车间。”
她一字一顿地念，“棉花，计划入库五吨，实际入库三点八吨，短缺一点二吨。签收人：周晓梅。”
“原料入库单，每月核对三次，这是厂里的规矩。”
林秀英的目光落在陈默脸上，“一点二吨棉花，不是小数目，查账的时候，没人提，没人问，就这么过去了。”
陈默心里一动，抬眼看向她：“阿姨，这只是日常的原料短缺，国企里这种情况不算少见，或许是损耗，或许是记录误差，不能证明什么。”
“背面。”林秀英只说了两个字。
陈默依言将那张入库单翻过来，背面的纸张更薄，几乎透明，上面有人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字迹娟秀，是年轻女孩的笔迹，被时间磨得几乎淡去，要对着从窗缝里透进来的微弱阳光，才能看清每一个笔画：“张、李、王三人夜运，无牌，西郊。”
铅笔的痕迹浅浅地嵌在纸纤维里，像一道隐秘的伤口，藏在光鲜的正面记录之下。
陈默的心跳莫名漏了一拍。
他抬头看向林秀英，终于问出了那个藏在心底的问题：“周晓梅是谁？”
林秀英的眼睛里，那股清亮的光突然暗了下去，像被寒风吹灭的烛火。
她缓缓低下头，看着自己冻得通红的手指，声音依旧平直，却多了一丝难以察觉的颤抖：“我女儿。一九七六年冬，十九岁，进棉纺厂当临时工，在第四车间仓库当值班员。一九七七年元旦夜，她失踪了。”
“厂里的人说，晓梅跟人跑了，嫌临时工苦，嫌家里穷，跟着外面的男人私奔了。”
林秀英抬起手，轻轻拂过账本上周晓梅的签名，动作温柔得不像话，“可她的棉鞋，还摆在宿舍的床底下，一双新棉鞋，我攒了三个月的布票给她做的，她最怕冷，冬天脚一冻就发紫，走的时候，怎么会不穿？”
她的话像一根细针，扎进陈默心里。
他看着眼前这个六十岁左右的老人，看着她洗得发白的工装，看着她布满老茧与裂口的手，突然明白，自己手里的这本账本，不是冰冷的工业记录，而是一个母亲二十多年来，从未放弃的寻找。
从那天起，陈默的国企改革专题，彻底偏离了轨道。
他放下了那些光鲜的生产数据、辉煌的历史成就，一头扎进了一九七六年的汝江棉纺厂，扎进了那个被大雪覆盖、被岁月尘封的冬天，跟着林秀英的脚步，寻找一个十九岁女孩失踪的真相。
汝江县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编撰的《汝江县工业史（1949-1999）》，印刷了近万册，摆在县图书馆的公开借阅区，封面是烫金的大字，翻开就是“辉煌成就”章节。
在一九七六年的条目下，写着一行醒目的文字：“年产突破历史纪录，为汝江工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这本书里的一九七六年，是光明的、辉煌的、值得歌颂的，是棉纺厂最鼎盛的年份，没有短缺，没有失踪，没有黑暗。
可陈默在县统计局的档案室里，找到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档案编号GYSC-1976-1229的原始生产月报，被锁在铁皮柜的最底层，封面写着“绝密，内部存档”。
陈默托了档案局老吴的关系，才得以翻阅。
老吴原是棉纺厂技术科的工人，厂子一九九四年改制后，托关系进了档案局，找了个闲职养老，头发花白，烟瘾极大，说话总爱压低声音，眼神里藏着对过往的恐惧。
“棉纺厂的老东西，能不碰就不碰。”
老吴一边帮陈默复印档案，一边抽着劣质香烟，烟雾缭绕在狭小的档案室里，“那几年的事，烂在肚子里最好，翻出来，都是血。”
陈默没有理会他的劝告，仔细核对生产月报与棉纺厂的生产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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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二月十五日，第三车间的夜班排班表，按照厂里的规定，应登记四十五人次，可实际存档的记录，只有四十人次，整整缺失了五人次。
更诡异的是，这五个空白的班次，全部出现在周二和周四，棉纺厂固定的原料入库日。
十一月二十三日，周二，入库单编号761123-03，记录入库棉纱两吨。
可同日的仓库温度记录上，清晰地写着：“恒温系统异常关闭六小时，凌晨一点至七点。”
北方的冬天，零下十几度是常态。
棉纺厂的仓库恒温系统，是从苏联引进的设备，专门用来保证棉花、棉纱的干燥，防止结露霉变。
一旦关闭，整批原料都会报废，这在生产旺季，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事故。
可这份异常记录，没有上报，没有处理，没有任何解释，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
生产月报上还显示，一九七六年第四季度，棉纺厂的成品合格率骤降至百分之六十一，远低于往年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直到次年第一季度才缓慢回升。
而在《汝江县工业史》里，这个数据被彻底抹去，取而代之的是“优等品率创新高”的虚假赞歌。
陈默又翻到了县公安局的失踪人口登记簿。
一九七七年一月三日，周晓梅的名字被写在上面，登记原因只有四个字：“疑似自行离厂”。
经办人签字潦草得像一团乱麻，根本无法辨认。
“那几年，这样的姑娘，不少。”
老吴凑过来，看了眼登记簿，又赶紧瞥了眼档案室的门口，声音压得更低，“光我们棉纺厂，一九七五到一九七八年，有记录的就四个。全是女工，全是临时工，全是值夜班的时候没的。”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是用铅笔写的，字迹已经模糊，边缘被反复摩挲得发毛。
陈默接过纸条，借着阳光看清了上面的名字：王玉兰，一车间，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失踪；李红霞，三车间，一九七六年一月失踪；周晓梅，四车间，一九七七年一月失踪；赵春燕，三车间，一九七七年二月失踪。
四个女孩，年龄都在十八到二十二岁之间，全是从周边农村招工进厂的临时工，没有背景，没有人脉，像野草一样，生在棉纺厂的角落里，悄无声息地消失，连一声回响都没有。
“后来呢？”陈默的声音有些干涩。
老吴苦笑一声，将烟蒂摁灭在烟灰缸里，烟缸里已经堆满了烟蒂：“后来？厂子效益越来越差，工人陆续下岗，各顾各的，谁还记得几个临时工？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旧账没人翻，新账没人管，时间一长，就跟没发生过一样。”
陈默又找到了棉纺厂技术科的老杨，老杨比老吴小几岁，当年是技术科的骨干，负责仓库恒温系统的维护。
提到一九七六年的恒温系统异常，老杨沉默了足足半分钟，手指反复摩挲着茶杯的杯沿，眼神里满是挣扎。
“不是异常，是人为关的。”
老杨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周二、周四，原料入库的日子，凌晨一点，准时关闭，六点准时开启，一分不差。我们技术科第二天上班发现，想上报，科长直接拦了，说领导没问，就别讨麻烦，丢了工作，一家人喝西北风去？”
“关闭恒温系统，能有什么用？”陈默追问。
老杨抬眼看向他，眼神里闪过一丝恐惧：“除非，你想让监控镜头起雾。”
“监控？”陈默愣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