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1989年，我把卧铺让给一个素不相识的聋哑老太太，自己在车厢连接处站了3天3夜。
下车时，老太太硬把1张纸条塞进我的手里。
上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串号码和一行字——
陈红梅，有事找她。
可我从未打过这个电话。
6年后，我蹲在看守所里，罪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
车间起火，损失惨重，厂长把所有责任推到他头上。
明天我就要移送检察院，等待我的，是至少3年的刑期。
现在，管教破例让我打一个电话。
我盯着纸条看了很久，手指发抖。
“喂？”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
01
1989年1月18日，农历腊月十一。
华南工业城市的火车站候车大厅里挤满了等着回家过年的打工者，空气浑浊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汗味、泡面味、烟草味混在一起，熏得人眼睛发酸。
周海东站在人群中间，两只手紧紧护着怀里那个褪了色的帆布包。
他是江原省人，今年二十六岁，在城北一家电子元件厂干了整整四年。从最基础的流水线工人做起，一步一步爬到班组长这个位置，工资也从刚进厂时的七十二块涨到了现在的一百一十五块。
四年没回家了。
不是不想回，是不敢回。来回一趟车票要花掉小一百块，差不多是一个月的工资。他舍不得。但今年不一样，今年他攒够了钱。帆布包里装着给爹买的一件军大衣，给娘买的一条羊毛围巾，给妹妹买的一支英雄钢笔，还有两千六百三十块现金——这是他四年攒下的全部家当，准备带回老家翻盖房子，然后托媒人说个媳妇。
“一百八十七次列车开始检票了——”
候车大厅瞬间沸腾了，人潮像潮水一样涌向检票口。周海东把帆布包往怀里又紧了紧，跟着人流往前挤。
五十二号下铺，十一号车厢。
这是他头一回买卧铺票，四十九块八毛钱，顶他半个月工资。但他觉得值。从这儿到老家江原省要坐两天两夜，四十八个小时，要是站一路，腿非得肿成萝卜不可。
车厢里已经挤得满满当当了，过道上全是人，行李架上塞得严严实实。周海东侧着身子往里挤，一边挤一边看铺位号，好不容易挤到五十二号铺位跟前，却愣住了。
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坐在他的下铺上。
女人看起来六十岁出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棉袄，脸上布满皱纹，皮肤黑里透红，一看就是常年在地里干活的人。她靠着车厢壁坐着，怀里抱着一个布包袱，两只眼睛望着窗外，对周围的热闹浑然不觉。
周海东看了看手里的票，又看了看那个女人，正要开口说话，旁边一个烫着卷发的女人先开了腔：“哎哟，这哑巴老太太可真行，占人家位子都不知道让。”
周海东这才注意到，那老太太耳朵上戴着个助听器。
老太太好像感觉到了什么，转过头来，看见周海东手里的车票，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慌乱的神色。她急忙站起身，用手比划着，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
周海东看懂了，她在道歉。
老太太站起来的时候身子晃了一下，差点摔倒，周海东赶紧伸手扶住她。这一扶，他才发现老太太一条腿使不上劲，走路一瘸一拐的。
“您别动，坐着吧。”周海东把老太太扶回铺位上，然后把帆布包塞进铺位底下。
老太太急得直摆手，又指着周海东手里的票，意思是这是他的位子。
周海东笑了笑：“没事，我年轻，站得住。您这是去哪儿？”
老太太听不见他说什么，只是茫然地看着他。
旁边那个烫发女人又插嘴了：“你这小伙子可真有意思，她聋，听不见。你跟她说话不如写给她看。”
周海东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和一支圆珠笔，在上面写了一行字：您去哪儿？
老太太接过本子看了看，又看了看周海东，眼眶有点发红。她拿起笔，颤颤巍巍地写了一行字：江原省，柳禾市，看闺女。
周海东愣了一下，这不跟他一个方向吗？他也是去江原省，不过是在前一站下车。
他又写：我也是去江原省，这铺位您坐着吧，我年轻，没事。
老太太看了这行字，嘴唇哆嗦起来，她抓住周海东的手，用力握了握，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感激。
旁边那个烫发女人撇了撇嘴，嘟囔了一句“傻小子”，然后扭过头去不再搭理他们。
火车缓缓启动了。
周海东把行李安顿好，就去了车厢连接处。那个地方窄得只能容一个人站着，脚下是铁皮板，缝隙里呼呼往里灌冷风，火车一颠簸人就站不稳。但没办法，车厢里连过道都坐满了人，只有这儿还能站人。
他就这么站着，一站就是半天。
腿开始发酸，然后是发麻，最后变成针刺一样的疼。他把身子靠在车厢壁上，两条腿轮流承重，稍微活动一下脚踝。
第二天中午，老太太拄着拐杖慢慢走过来了。
她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是热气腾腾的开水。她把缸子递到周海东面前，用手比划着让他喝。
周海东连忙摆手：“不用，大娘，我不渴。”
老太太听不见，只是固执地把缸子往他手里塞。
周海东接过缸子，喝了一口，发现水里加了红糖，甜丝丝的，热乎乎的，从嘴里一直暖到胃里。
“谢谢您，大娘。”周海东冲她笑了笑。
老太太也笑了，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眼神特别慈祥。
她掏出一个本子，在上面写了一行字：你叫什么名字？
周海东接过来写：周海东，江原省柳禾市人。
老太太看了点点头，又写：我叫李玉兰，今年六十三。我闺女在柳禾市教书，我去她那儿过年。
周海东写：大娘，您这腿是怎么伤的？
李玉兰看到这行字，脸色平静，写：小时候摔的，家里穷，没治好。
周海东心里一阵难受，他又写：您一个人出远门，家里人不担心吗？
李玉兰笑了笑，写：我闺女忙，我自个儿能行。路上有好心人帮忙，不怕。
她把“好心人”三个字写得特别用力，然后指了指周海东。
周海东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下午的时候，火车停靠一个小站，上来的人更多了。车厢连接处也挤满了人，周海东被挤得几乎贴在了车厢壁上。李玉兰又过来了，她手里拿着一个用手绢包着的鸡蛋，硬塞给周海东。
周海东不肯要，李玉兰就板起脸，做出生气的样子。
他只好接过来，剥开蛋壳，几口就吃完了。李玉兰在旁边看着，脸上全是笑。
夜里，火车在黑暗中穿行，车轮和铁轨撞击的声音单调而沉闷。周海东靠在车厢壁上，两条腿肿得比平时粗了一圈，脚底板疼得不敢着地。他把身子缩成一团，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又被冻醒了。
第三天早上，天刚蒙蒙亮，火车快要进站了。
周海东回到车厢里，帮李玉兰把行李拿下来。李玉兰从铺位底下拿出一个布包袱，又从包袱里掏出一个小布包，硬往周海东手里塞。
周海东打开一看，是四个煮鸡蛋和两个白面馒头。
他连忙推辞，李玉兰却死死按住他的手，眼眶红红的。她掏出本子写：你是个好孩子，大娘没什么好东西，这个你一定要拿着。
周海东心里一热，把东西收下了。
火车缓缓驶进江原省柳禾市站。
站台上人来人往，冷风吹得人直打哆嗦。周海东搀扶着李玉兰慢慢走下火车，在站台上站定。
李玉兰四下张望着，突然眼睛一亮，朝远处挥手。
一个年轻姑娘快步跑过来，二十三四岁的样子，剪着齐耳短发，穿一件灰色棉袄，脸蛋冻得红扑扑的。
“姥姥！”姑娘跑过来一把扶住李玉兰，“您可算到了，我等了两个多小时了。”
李玉兰笑着拍拍姑娘的手，然后指着周海东，用手比划着什么。
姑娘看了看周海东，又看了看李玉兰，明白了什么。她转过身，朝周海东伸出手：“您好，我叫陈红梅，谢谢您一路照顾我姥姥。”
周海东跟她握了握手：“应该的，应该的。”
陈红梅仔细打量了周海东一眼，眼神里带着感激和好奇。她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过来。
周海东摆摆手：“不会抽，谢谢。”
“好习惯。”陈红梅笑了，露出一口白牙，“我哥抽烟，戒都戒不掉。您这是去哪儿？”
“我去前面的县城，还得再坐两个小时的汽车。”
正说着，李玉兰突然拉住周海东的手，把一张对折的纸条塞进他手心。
周海东愣了一下，低头一看，纸条是从小学生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几行字，字迹歪歪扭扭的：
陈红梅
江原省省柳禾市县青禾镇第三小学
有事找她
“大娘，这……”周海东想还回去。
李玉兰却使劲把他的手握紧，另一只手比划着，表情特别认真。她指了指陈红梅，又指了指周海东，然后拍拍自己的胸口，意思是你照顾了我，以后有困难就找我孙女。
陈红梅在旁边看着，眼眶也有点红：“您就收着吧，我姥姥脾气犟，您不收她心里过意不去。”
周海东看看手里的纸条，又看看李玉兰那张满是皱纹却充满真诚的脸，最后还是把纸条叠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那行，大娘，您保重身体。陈老师，再见。”
“路上小心。”陈红梅说。
周海东背着帆布包往出站口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李玉兰站在站台上，拄着拐杖，还在朝他挥手。晨光打在她身上，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他收回目光，大步朝汽车站走去。
那时候的周海东根本想不到，这张皱巴巴的纸条，这个聋哑的老太太，会在六年之后改变他的命运。
那张纸条他一直留着，放在钱包最里层，和身份证放在一起。六年里，他换过三个钱包，但那张纸条从来没丢过，也从没打过上面的电话。
02
一九九五年，周海东已经是一家国营无线电厂的车间副主任了。
从广州回来后，他在老家盖了房子，娶了媳妇，在村里待了一年多。但农村没什么出路，九一年开春，他带着媳妇王秀英来到江原省的省会户州市，在一家无线电厂找了份工作。
他踏实肯干，又懂技术，干了三年多，从普通工人一步步升到车间副主任。工资从当初的一百多块涨到了九百二十块，加上奖金和补贴，一个月能拿到一千三百多块。
九五年，这个收入在户州市算高的了。
他和王秀英在城北买了一套小房子，五十八平米，两室一厅，花了四万六千块，贷款了两万五。王秀英在厂里食堂干活，两口子日子过得紧巴巴但也踏实。儿子周小军五岁了，在厂里办的托儿所上学。
出事那天是一九九五年六月十三号，星期二。
早上七点半，周海东像往常一样来到车间。车间里机器轰隆隆响着，工人们已经开始干活了。他围着车间转了一圈，检查了各个工位，又看了看设备运转情况，一切正常。
九点一刻，他正在办公室看这个月的生产报表，门突然被人撞开了。
车间副主任老张冲进来，脸都白了：“周主任，不好了！二车间起火了！”
周海东心里一紧，扔下报表就往外跑。
跑到二车间门口，就看见浓烟从窗户里往外冒，一股刺鼻的焦臭味呛得人直咳嗽。几个工人抱着灭火器在门口站着，不敢进去。
“怎么回事？”周海东喊。
“配电柜起火了，火势太大，进不去！”一个工人说。
周海东冲到车间门口往里一看，配电柜那儿已经烧成一个大火球，火苗蹿得老高，眼看就要烧到旁边的材料堆了。
“快去拿消防栓！”
几个人七手八脚把消防栓拖过来，周海东接过水枪，对着火源猛喷。
折腾了二十多分钟，火总算扑灭了。
周海东浑身上下湿透了，脸上黑一道白一道的，站在那儿直喘气。他看了看烧得面目全非的配电柜，又看了看旁边那堆材料，心里直发寒——再晚五分钟，那堆材料要是着了，整个车间都得烧光。
他越想越不对劲。
配电柜是三年前刚换的，按理说不该出这种问题。而且，就在十天前，他刚交了一份报告给厂长，专门提到二车间的电路老化问题，建议马上更换。
厂长一直没批。
“周主任，厂长让你去一趟。”厂办的小李跑过来传话。
周海东擦了把脸，往办公楼走去。
厂长姓钱，叫钱福来，五十多岁，在厂里干了三十年，是个老油条。周海东进他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坐在沙发上喝茶。
“周主任来了，坐。”钱福来指了指对面的沙发。
周海东坐下了。
“二车间的事我听说了，还好扑灭得及时，损失不大。”钱福来喝了口茶，“不过这事得有个说法，上面要问起来，咱们得有个交代。”
“钱厂长，我十天前就交过报告，说二车间电路有问题，建议更换。”
钱福来看了他一眼：“报告？什么报告？”
周海东心里一沉：“就是关于电路老化的整改报告，六月三号我亲手交到你办公室的。”
“我没见过。”钱福来把茶杯往桌上一放，“周主任，你是车间负责人，车间出事，你得负责任。”
周海东腾地站起来：“钱厂长，这话不对吧？我报告交了你不批，出了事要我负责？”
“你冲我嚷嚷什么？”钱福来脸也沉下来了，“你说你交了报告，证据呢？谁看见了？”
周海东说不出话来了。
报告就一份，他亲手交到厂长办公室，当时屋里就钱福来一个人，他能找谁作证？
钱福来见他没话说，语气缓和了一点：“行了，这事厂里会调查。你先回去，把情况写个材料交上来。”
周海东从厂长办公室出来，心里堵得慌。
他回到车间，王秀英正在车间门口等着他，脸上全是担忧：“听说二车间起火了？你没事吧？”
“没事。”周海东把事情跟她说了一遍。
王秀英听完，脸色也变了：“姓钱的是想让你背黑锅？”
“我看像。”
“那怎么办？”
周海东没吭声，他心里也没底。
第二天一早，事情就来了。
两个穿制服的人来到车间，说是区劳动局的，要调查火灾事故。他们把周海东叫到厂办会议室，问了一上午的话。
问得很细，问火灾原因，问平时管理，问工人加班情况。周海东一一回答，但他越回答越觉得不对劲——这些人问话的口气，分明是已经把他当成责任人了。
下午，更坏的消息来了。
厂里贴出通知：鉴于二车间发生火灾事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经研究决定，免除周海东车间副主任职务，停职检查，听候处理。
周海东站在公告栏前，看着那张白纸黑字的通知，脑子里嗡嗡直响。
周围的工人们三三两两围过来，有人小声议论，有人用同情的眼光看着他，有人装作没看见扭头走开。
王秀英跑过来，看见通知，眼泪刷就下来了：“海东，这……”
“别哭。”周海东拉着她往家走，“回家再说。”
回到家，周海东坐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
王秀英把儿子哄睡了，坐到他旁边：“海东，你打算怎么办？”
周海东想了半天：“我得找证据。那份报告，我得找着。”
“怎么找？钱福来肯定藏起来了。”
周海东没答话。
他在脑子里把那天送报告的情形过了好几遍。六月三号下午两点多，他把报告送到厂长办公室，钱福来当时在接电话，冲他点了点头，他就把报告放在桌上了。办公室里除了钱福来，还有一个女的，好像是劳资科的小孙，在跟钱福来说什么事。
小孙！
周海东猛地站起来：“我想起来了，劳资科的小孙当时也在场！”
王秀英眼睛一亮：“她能作证？”
“明天我去找她问问。”
第二天一早，周海东去厂里找小孙。
小孙叫孙玉梅，三十出头，在厂里干了七八年，平时跟周海东没什么来往，但见面也点头打招呼。周海东在劳资科门口堵着她，把事情一说，孙玉梅脸色就变了。
“周主任，这事我可不敢掺和。”孙玉梅压低声音说，“钱厂长什么人你不知道？我要是给你作证，这饭碗还要不要了？”
“孙姐，你就说那天是不是看见我在厂长办公室放了一份报告？”
孙玉梅犹豫了半天，最后说：“我是看见了，可我没看见你放的是啥。周主任，不是我不帮你，实在是我也有家有口的，得罪不起人。你体谅体谅我。”
说完就走了。
周海东站在走廊里，心凉了半截。
他算是看明白了，钱福来这是早有准备，就是要拿他当替罪羊。
接下来的几天，事情越闹越大。
区里来调查的人又来了两次，问话越来越严厉。厂里还开了大会，钱福来在会上点名批评周海东，说他管理不善，玩忽职守，造成重大事故隐患。
周海东在会上想说话，被人按住了。
六月十八号下午，两个警察来到他家。
“周海东？有人举报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跟我们走一趟。”
周海东脑子轰的一下，整个人都蒙了。
王秀英当时正在厨房做饭，听见动静跑出来，看见两个穿警服的站在门口，腿一软差点坐地上。
“海东！你们凭什么抓人？”
警察出示了证件：“我们是城北公安分局的，周海东涉嫌犯罪，需要配合调查。”
周海东看了看王秀英，又看了看躲在门后头露出半张小脸的儿子，心里跟刀割一样疼。
“秀英，看好孩子，别怕，没事的。”
他脱下外套，递给王秀英，然后跟着警察出了门。
楼下已经围了一圈人，都是厂里的邻居。有人小声嘀咕，有人指指点点，有人躲得远远的。
周海东被押上警车，透过车窗，看见王秀英站在人群里，眼泪哗哗地流，怀里抱着儿子，儿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在东张西望。
警车发动了，慢慢驶出家属院。
周海东坐在车里，脑子里一片空白。
活了三十一岁，头一回坐警车，还是以嫌疑人的身份。
在分局待了两天，问话，做笔录，然后被送到看守所。
看守所的号房里关着十几个人，有偷东西的，有打架的，有倒腾票证的，什么样的都有。周海东缩在角落里，不说话，也不吃东西，脑子里反复想着这几天发生的事。
他觉得自己像掉进了一个坑里，越挣扎陷得越深。
第三天上午，管教过来喊他：“周海东，有人来看你。”
周海东一愣，跟着管教往外走。
会见室里坐着一个年轻女人，周海东看了半天才认出来——是他妹妹周海燕。海燕在县城教书，听说哥出事了，专门请了假坐火车赶来的。
“哥！”海燕看见他，眼泪就下来了，“你咋成这样了？”
周海东瘦了一圈，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跟换了个人似的。他在海燕对面坐下，隔着玻璃拿起电话：“海燕，家里咋样？”
“嫂子让我告诉你别担心，家里她顶着。哥，到底咋回事？”
周海东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
海燕听完，气得浑身发抖：“这不是冤枉人吗？哥，你告他们去！”
“没证据，拿什么告？”周海东苦笑了一下。
海燕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掉眼泪。
周海东看着她，突然想起一件事。
“海燕，你帮我打个电话。”
“打给谁？”
周海东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钱包，那钱包在进看守所的时候被收走了，现在又还给他。他从最里层抽出那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条，递给海燕。
海燕接过来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一个名字和一个电话。
“陈红梅？这是谁？”
周海东说：“六年前，我坐火车回家，帮过一个聋哑的老太太。这是她孙女的电话。你帮我打一下，就说我叫周海东，六年前在火车上帮过她姥姥，现在遇到点麻烦。”
海燕看了看纸条，又看了看周海东：“哥，都六年了，人家还能记得你吗？”
周海东也不知道。
但他没有别的办法了。王秀英要照顾孩子，家里没什么关系，厂里那些人躲他都来不及。这个电话，是他最后的指望。
“打吧。”他说，“打不通就算了。”
海燕走了。
周海东回到号房里，躺在硬板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
他不知道那个叫陈红梅的姑娘现在在哪儿，还记不记得六年前那个在火车上帮她姥姥的小伙子。六年了，人家可能早就调走了，换工作了，嫁人了，电话号码也换了。
他叹了口气，闭上眼睛。
03
第二天下午，管教又来了。
“周海东，出来。”
周海东心里一紧，跟着管教往外走。他不知道是福是祸，是有人来救他，还是要把他往更深的坑里推。
走出号房，走过长长的走廊，推开一道铁门，周海东愣住了。
会见室里坐着一个穿制服的女人。
不是警服，是另一种制服，肩上戴着肩章，帽子上有国徽。女人剪着齐耳短发，面容清瘦，眼神很亮，一看就是当官的。
周海东看着她，脑子里拼命回想，突然想起来了。
陈红梅！
六年前在柳禾市火车站见过的那个姑娘，那个剪着齐耳短发、脸蛋冻得红扑扑的年轻女老师。六年过去，她老了点，瘦了点，但眉眼还是那个眉眼。
陈红梅站起身，隔着玻璃拿起电话。
周海东也拿起电话，手有点抖。
“周海东，还认得我吗？”
“认得，陈老师。”
陈红梅笑了笑：“别叫我陈老师了，我现在在县教育局工作。你妹妹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还愣了半天。六年前的事，我姥姥念叨了好几年，说有个小伙子在火车上把铺位让给她，自己站了两天两夜。她让我一定要找到你，好好谢谢人家。可我那时候刚参加工作，忙得脚不沾地，一直没顾上。没想到，再听到你的消息，是在这种地方。”
周海东不知道该说什么。
陈红梅看着他，眼神里带着审视，也带着关切：“你妹妹把事情跟我说了。你放心，这事我来办。”
“陈……陈局长，这事不简单，钱福来那边……”
“你别管了。”陈红梅打断他，“你就记住一条，实事求是，问你什么你说什么。剩下的交给我。”
她说完站起身，冲他点了点头，转身往外走。
周海东握着电话，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口，心里五味杂陈。
他不知道陈红梅现在是什么官，有多大本事，但看她说话的口气，应该不是一般人。他心里生出一丝希望，又怕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回到号房，周海东躺在那儿，翻来覆去睡不着。
第二天上午，管教又来了。这回是让他收拾东西，办手续。
周海东稀里糊涂地办了手续，拿了东西，跟着一个管教往外走。走出看守所大门，他才反应过来——他出来了？
门口停着一辆吉普车，陈红梅站在车旁边。
“上车吧。”
周海东上了车，陈红梅开车往市区走。
“周海东，你的事我问清楚了。”陈红梅一边开车一边说，“那个钱福来，问题不小。你们厂里那个火灾，不是简单的电路老化，是有人故意纵火，想掩盖别的事。”
周海东愣住了：“故意纵火？”
“对。钱福来的小舅子在你们厂承包废料处理，这两年私吞了不少钱。你们厂里有一批铜线，本来是废品，他当正品卖了，赚了十几万。这事儿快露馅了，他就想了这么个主意，放把火把账烧了。结果火候没掌握好，差点把车间烧了。出了事，当然要找个人背锅。你那份报告交得正是时候，不找你找谁？”
周海东听得目瞪口呆。
“那现在……”
“钱福来已经被控制了，他小舅子也进去了。你没事了，该回家回家，该上班上班。”
周海东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吉普车开进市区，在一个路口等红灯的时候，陈红梅转过头看着他：“周海东，我姥姥让我带句话给你。”
周海东看向她。
陈红梅说：“她说，好人一定有好报。六年前你不图什么，把铺位让给她，自己站了两天两夜。她记得，我也记得。现在你有难处，我们能帮上忙，这是应该的。”
周海东眼眶一热，赶紧扭头看向窗外。
车开到他家门口，停稳了。
周海东下了车，转过身看着陈红梅：“陈局长，我……”
“别叫我局长，叫红梅姐就行。”陈红梅笑了笑，“进去吧，你媳妇肯定等急了。”
周海东点点头，看着吉普车开远，消失在街角。
他转过身，看着自家那扇门，深吸一口气，走过去敲了敲门。
门开了，王秀英站在门口，看见他，愣了两秒，然后哇的一声哭出来，扑过来抱住他。
周小军从屋里跑出来，抱着他的腿喊爸爸。
周海东搂着媳妇，摸着儿子的头，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那天晚上，王秀英做了好几个菜，周海东喝了点酒，把这几天的经历跟媳妇说了。说到陈红梅的时候，他起身从钱包里拿出那张纸条，看了又看。
纸条已经发黄了，边角都磨破了，但那几行字还清清楚楚。
陈红梅，有事找她。
他把纸条叠好，又放回钱包最里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