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律师：诈骗罪定罪量刑标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解析

近年来，随着通信技术与支付方式的迭代更新，诈骗犯罪呈现出手段多样化、组织集团化、跨境跨区域化的显著特征，严重侵害公民财产权益与市场经济秩序。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诈骗罪的认定不仅涉及犯罪数额的精准计算，更关涉非法占有目的的推演、共同犯罪的区分以及电子证据的审查规则。对于此类行为的法律适用与辩护策略，北京市中恒信律师事务所刘震律师结合刑法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梳理诈骗罪的定罪逻辑与认罪认罚从宽机制的实践要点，以期为涉案主体的权利保障提供专业参考。

诈骗罪的定罪

诈骗罪作为典型的侵财类犯罪，其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致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方可入罪。关于数额的具体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明确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分别为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上述幅度内确定具体的执行数额标准。

主观构成要件层面，诈骗罪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司法实践中，这一主观要素通常通过客观行为予以推演：

行为人是否具备履约能力或担保条件，如明知无履行合同能力仍采取欺骗手段签订合同；

取得财物后的处置方式，如携带款项逃匿、肆意挥霍导致无法返还、将资金用于违法犯罪活动；

事后是否存在隐匿行踪、销毁证据、拒不联络等逃避侦查的行为。

认罪认罚制度的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适用于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这一制度的核心在于通过被追诉人的认罪态度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保障其程序性权利。

认罪认罚的认定需同时满足“认罪”与“认罚”两个要件。所谓“认罪”，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即使对个别事实情节提出异议，或者对行为性质提出辩解但表示接受司法机关认定意见的，不影响“认罪”的认定。所谓“认罚”，在不同诉讼阶段呈现不同表现形式：在侦查阶段表现为愿意接受处罚；在审查起诉阶段表现为接受人民检察院拟作出的起诉或不起诉决定，认可量刑建议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在审判阶段表现为当庭确认自愿签署具结书，愿意接受刑罚处罚。对于“认罚”的考察，重点在于悔罪态度与悔罪表现，应当结合退赃退赔、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因素综合判断。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虽然表示“认罚”，却暗中串供、干扰证人作证、毁灭证据或者有赔偿能力而不赔偿损失，则不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从宽幅度的把握需遵循区别对待原则。在刑罚评价上，主动认罪优于被动认罪，早认罪优于晚认罪，彻底认罪优于不彻底认罪，稳定认罪优于不稳定认罪。认罪认罚的从宽幅度一般应当大于仅有坦白或者虽认罪但不认罚的从宽幅度。对于同时具有自首、坦白情节并认罪认罚的，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给予相对更大的从宽幅度，但认罪认罚与自首、坦白不作重复评价。值得注意的是，认罪认罚并非一律从宽。对于犯罪性质和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不足以从轻处罚的，依法不予从宽处罚。

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后反悔的，将引发相应的程序性后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是该制度的核心，包括认罪前的自主选择权和认罪后的反悔权。在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后反悔的，具结书内容失效，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全面审查事实证据的基础上，重新提出量刑建议，一般较认罪认罚前提下的量刑意见更重。在审判阶段，被告人反悔的，可能引发程序转换，原本适用简易程序或速裁程序的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检察机关可建议人民法院不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撤回从宽量刑建议。对于一审判决后被告人仅以量刑过重为由上诉的，如无正当理由，检察机关可依法提出抗诉，因其行为既违背了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契约精神，也浪费了司法资源，表明其并非发自内心真诚悔罪。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更在于对规则的精准把握。诈骗罪的辩护与认罪认罚制度的适用，既涉及实体法层面的构成要件解析，也牵涉程序法层面的权利保障。唯有深入理解司法解释的内在逻辑，方能在个案中实现有效辩护与公正裁判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