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战役后，国民政府虽仍控制半壁江山，为何还如此不堪一击？

1948年的秋风刚吹过徐州城头的时候，国民党军的士气其实就已经散了。

大家通常觉得，是1949年初三大战役打完，国军的士气才彻底崩盘。但其实早在那之前，国民党的高层心里就跟明镜似的，清楚这军事上的烂摊子，早就解不开了。

后来的三大战役，说白了就是把这具本来就已经僵硬的尸体，连最后遮羞的裤衩子都给扒了个干净，让溃败的真相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

咱们把时间倒回1945年，日本投降那会儿。

那时候的蒋介石，腰杆硬得能戳破天。国民党正规军加上地方保安团队、特务武装，总兵力号称430万，海陆空三军样样齐全，美国人给的装备更是顶呱呱。

美制M1加兰德步枪、卡宾枪，还有当时亚洲最强的重炮团，全都握在国军手里。

再看咱们，八路军、新四军，加上地方游击队，满打满算也就127万人。手里拿的多半是汉阳造、老套筒，甚至还有大刀长矛，没有海军，空军也只有几架缴获的破教练机。

这实力差距，简直就是天上地下，云泥之别。

蒋介石当时是真飘了，把胸脯拍得震天响，放话“三个月解决关内战事，六个月肃清全国共军”。

这话现在听着像个天大的笑话，但在当时，不管是国军的将军们，还是南京的美国顾问，真没几个人觉得他在吹牛。毕竟实力摆在那儿，钢铁撞鸡蛋，谁都觉得国军不可能输。

可结果呢？才过了两年，也就是到了1948年，这账就彻底没法算了。

国民党军死伤、被俘、跑路的加起来，超过了300万。这300万人手里的武器装备，成建制地送给了解放军——光步枪就丢了100万支，轻重机枪7万多挺，山炮、野炮、重炮更是丢了1000多门。

最要命的是，解放军这边，从来没有一个纵队、一个师被国军全歼过。哪怕是被包围了，也能成功突围，最多也就损失点兵力。

反观国军，整编师、整编军被包饺子那是家常便饭。中将军长、中将师长被活捉的，两只手都数不过来，跟抓蛐蛐似的，一抓一大把。

这里头最标志性的一仗，就是1948年6月的豫东战役。

这一仗，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硬是把区寿年兵团给全歼了。区寿年是老牌粤军将领，手下好几万人，还有坦克、大炮加持，实力不容小觑。

可结果呢？在睢县、杞县一带，他被粟裕指挥的华野，像切豆腐一样切成了碎片。区寿年本人被活捉，底下9万多人，一个都没跑掉。

这一仗最狠的地方，就是打破了国军的一个迷信：以前国军总觉得，自己一个兵团好几万人，共产党就算牙口再好，也啃不动。可这一仗，彻底把这个幻想撕得粉碎，给了国军一记响亮的耳光。

区寿年被围的时候，黄百韬兵团也被华野死死咬住，邱清泉兵团拼了老命去救援，结果在桃林岗、许家岗，被中野的部队死死顶住，前进一步都难。

蒋介石彻底急眼了，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急急忙忙把胡琏、吴绍周兵团从别处调过来增援。

这招当时被白崇禧骂得狗血淋头，白崇禧直言，这就是“挖肉补疮”——这边的窟窿补上了，那边的防线就彻底烂了。

白崇禧还真没说错。

胡琏一率军离开，襄阳、樊城一带的防线就空了。中原野战军刘邓大军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立马发起襄樊战役。

这一仗打得那叫一个漂亮，解放军直接“刀劈三关”，顺利拿下襄阳、樊城，还把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给活捉了。

康泽是谁？那是特务头子，更是蒋介石的心腹大将。他一被抓，南京国民政府的脸，算是被彻底打肿了。

豫东、襄樊两仗打完，国军在中原战场就彻底陷入了被动。

他们被迫缩在徐州、武汉、郑州这几个大城市里，像几座孤立无援的孤岛。而广大的农村和中小城市，全成了解放军的天下。

共产党在这些地方搞土改、征兵、征粮，势力越来越强，越打越有底气；国军则困在城里，补给线被彻底切断，连喝口水都费劲，士气一天比一天低落。

蒋介石这人，平时也爱看书，还研究点哲学，心里清楚量变引起质变的道理。

以前，一个整编74师，就能在山东战场横冲直撞，无人能挡；可到了1948年，国军部队不仅要几个兵团抱成团一起走，还得时刻提防解放军的伏击。

蒋介石心里明白，再这么下去，不用解放军动手，国军自己就得散架。

于是，1948年8月3日，南京召开了一场隆重的军事检讨会议。

国民党的实权派，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还有一线的军长、司令官，全都被召回南京参会，场面堪称空前。

蒋介石搞这么大的动静，其实有两个心思：一是想压住内部的不满情绪，不让将领们互相指责、内斗；二是想集思广益，看看能不能找出什么妙招，挽回败局、实现翻盘。

可谁也没想到，这会开得比不开还糟糕，简直就是一场荒唐的闹剧。

会议第一天，蒋介石亲自做检讨，承认自己指挥有问题，态度还算诚恳，会场气氛勉强过得去。

可到了第二天，大家开始算具体的账，讨论战役得失，会场瞬间就炸锅了。

前线的将领们一个个开始甩锅，你说我不救援，我说你不抵抗，吵得脸红脖子粗，差点就在会场打起来。蒋介石一看这架势，赶紧宣布散会——再谈下去，恐怕真的要出人命了。

第三天，国防部长何应钦硬着头皮上台，念国军的损失报告。

这一念不要紧，台下直接炸了锅。报告里说，虽然国军总兵力还有360万，但这其中，有一半是刚抓来的壮丁，连枪都不会放；还有20%是地方杂牌军，比如川军、滇军、西北军，装备破烂不说，还根本不听指挥，打起仗来只知道看热闹。

真正能打仗的中央军嫡系，也就100来万人。

何应钦还没念完，底下就有人喊开了：“共产党在江西的时候才几个人？打了十年都没灭掉，现在发展成这样，我们损失这么大，这仗还怎么打？”

更有人直接指着鼻子骂陈诚——因为国军的大部分损失，都是陈诚当参谋总长的时候造成的。还有人甚至喊出了“杀陈诚以谢国人”的口号。

陈诚的土木系将领也不是吃素的，立马反击：“豫东之战，区寿年兵团9万人被全歼，这账又该算谁的？”一句话，就把皮球踢给了何应钦。

何应钦站在台上，脸涨得跟猪肝色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天蒋介石不在会场，顾祝同看着场面失控，又赶紧宣布散会。

第四天，蒋介石亲自坐镇会场，压阵助威。

刚从新疆调回来的宋希濂，站起来发了言，说了一段大实话。他说，自己在路上碰到很多团营级军官，这些军官问他，我们到底为什么打仗？他根本答不上来。

他还提到了士兵们的惨状：当时物价飞涨，金圆券跟废纸一样不值钱，士兵们吃不饱饭，冬天连件厚棉袄都没有，一个个面黄肌瘦，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甚至饿死在军营里。而军官们那点薪水，连自己都养不活，更别说养家糊口了。

宋希濂的话一出，全场瞬间陷入共鸣，没人再吵了。

这时候，白崇禧站起来，提了几条建议：第一，别再发金圆券了，直接发银元或者黄金，至少能让官兵们吃饱饭；第二，别再搞什么绥靖区了，把部队整编成机动兵团，这样才能快速反应，应对解放军的进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蒋介石别再越级指挥，别直接给前线的军长打电话下命令，打乱前线的部署。

傅作义也在旁边帮腔，说华北战场应该单独统筹，别让南京这边瞎指挥，越指挥越乱。

底下的将领们小声嘀咕：“这才是人话啊，早该这么说了。”

可谁都知道，让蒋介石不越级指挥，那比杀了他还难受。

他这辈子最信不过的就是手下的将领，总觉得每个人都想造他的反，夺他的权。所以，白崇禧、傅作义的建议，全被他扔进了垃圾桶，根本没当回事。

最后，会议只通过了几个不痛不痒的决定：黄河以北采取守势，黄河以南发起进攻；撤销几个实力较弱的绥靖区；组建几个机动兵团，应付战场局势。

现在回头看，这场军事检讨会，还不如不开。

不开会，大家还能当鸵鸟，浑浑噩噩混一天是一天；可开了会，把所有的问题都摆在台面上，却一个也不解决，失败的情绪就像瘟疫一样，在国军部队里快速蔓延开来，再也压不住了。

1948年9月24日，济南丢了。

许世友指挥华野攻城集团，只用了8天时间，就顺利拿下了济南城，全歼守军10万多人，连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都被活捉了。

王耀武是什么人？那是国军里少有的能打仗、会打仗的将领，连他都被抓了，其他国军将领心里更是没了底，士气再一次遭受重创。

济南一丢，国军最后一点“大兵团能守住大城市”的信心，也彻底没了。

就连邱清泉、黄百韬这种平时天天喊着要跟解放军决战的猛将，也开始躲着解放军走，能不打就不打，再也没了之前的嚣张气焰。

为了提振士气，稳住局势，蒋介石决定梭哈一把——他盯上了国统区中产阶级手里的那点黄金白银，这就是著名的“金圆券改革”。

这事儿说起来，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准备金，就凭空印了一堆纸，然后强制老百姓用手里的黄金、白银，去兑换这些毫无价值的金圆券。

为了推行这项改革，上海的蒋经国还搞了一场“打虎”运动，抓了不少囤积居奇的商人，甚至连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都差点被他抓起来。

可结果呢？孔令侃一个电话打到南京，宋美龄出面说情，蒋经国立马就软了，只能放过孔令侃。

这一下，市场彻底乱套了，物资奇缺，物价一天涨好几倍，金圆券贬值的速度，比印刷机的速度还快，到最后，连擦屁股都嫌硬。据统计，到1949年5月，上海物价指数已是币改之初的500多倍，9个月的涨幅接近前12年的总和。

那老百姓手里换来的黄金、白银这些“硬通货”，最后都去哪了？

全都被蒋介石偷偷运到台湾，给自己留后路去了。这场币改，最终让除官僚豪门外的所有阶层都成了牺牲品，短短七八十天，升斗小民的血汗钱就化为了废纸。

时间回到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正式打响。

蒋介石飞到北平，亲自指挥锦州争夺战。闲着没事的时候，他跟傅作义聊天，说自己算过命，八年之内美苏必有一战，而且美国肯定会赢。只要美国赢了，咱们国军就能翻盘。

这话听着像是在给傅作义打气，其实不过是蒋介石在给自己壮胆罢了。

傅作义当时还真信了，他觉得只要守住天津，等美国扔几颗原子弹，或者派兵来支援，解放军和苏军就彻底完了。

可美国人不是傻子。

杜鲁门政府看得很清楚，国民党就是扶不上墙的烂泥，就算给再多的钱、再多的装备，也改变不了溃败的命运。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说白了就是等死。

1948年10月9日，也就是国军进攻塔山的前一天，蒋介石已经感觉到不对劲了，他密召央行总裁俞鸿钧，偷偷商量怎么把国库里的黄金、白银运到台湾。

这事儿做得极为隐秘，只有蒋家父子、宋子文、俞鸿钧几个人知道。在蒋介石心里，大陆已经不安全了，他必须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而这些黄金白银，就是他后路的保障。

辽沈战役一结束，东北全境就被解放军解放了，国军彻底丢了东北这块战略要地。

紧接着，华野、中野立马发动淮海战役，直逼徐州。蒋介石心里跟明镜似的，就算徐蚌战场侥幸赢了，国军也不过是多活几个月而已。

等东北野战军百万大军入关，解放军兵力就达到了160万，而国军能调动的兵力也就80万，160万对80万，这仗根本没法打。

黄百韬兵团覆灭的那天，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话：“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现局之败，不以为意矣。”

这话翻译过来很简单：大陆我不要了，咱们去台湾那个“单纯环境”里，重新开始吧，现在的失败，我根本不在乎了。

1948年11月30日，杜聿明带着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放弃徐州，往西南方向逃窜。华野30万大军在后面猛追不舍，不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

12月1日，蒋介石一边空投手令，命令杜聿明掉头去救黄维兵团，一边偷偷命令俞鸿钧，把上海外滩央行金库里的200万两黄金、400万银元，全部装船运到台湾。

在他看来，杜聿明能不能救出黄维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黄金必须安全运到台湾，不能有一点闪失。

到了1949年1月，又是150万两黄金、3000万银元、7000万美元，被秘密运到了台湾。

与此同时，被运走的还有大量的机器设备、故宫文物。陈诚被派去台湾当省主席，蒋经国去当党部主任，蒋介石这是要把台湾，打造成蒋家的私有领地。

直到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这老小子还在偷偷运黄金。

1949年2月17日，李宗仁发现国库已经空了，连一点黄金白银都没有了，他急得跳脚，立马命令陈诚把运到台湾的黄金运回来，还让桂系的立法委员施压。

可蒋介石根本不理他。黄金运到台湾，就是他蒋家的东西了，想让他吐出来？门都没有。

大家可以想一想，最高统帅都在卷款跑路，一门心思给自己留后路，底下的将领们，谁还愿意卖命打仗？

俗话说，皇帝还不差饿兵呢，你蒋介石把全国老百姓的血汗钱，都搬到自己的“老家”台湾了，却让我们这些将领、士兵在前线喝西北风、送命，谁能心甘情愿？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炮轰南京，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彻底摇摇欲坠。李宗仁心灰意冷，再也无心恋战，直接飞回了广西老家。

这时候，白崇禧手里还有40万兵力，看着挺多，其实一半都是刚抓来的新兵蛋子，没经过任何训练，根本不能打仗。真正听他指挥、能打仗的桂系老兵，也就20万人。

白崇禧曾在青树坪设伏，阴了解放军一把，抓了几千人。但这也只是回光返照而已，根本改变不了国军溃败的大局。

白崇禧的问题，其实跟蒋介石一样——他也总想着美国介入，把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可这种战略，本身就不靠谱，美国根本不可能真心帮他。

1949年10月，蒋介石让吴忠信带话给李宗仁，让他“知难而退”，赶紧让出代总统的位置，别再占着茅坑不拉屎。

李宗仁不甘心，把白崇禧叫到重庆，商量对策。可谁也没想到，白崇禧这个“小诸葛”，关键时刻居然犯了浑。

他居然跟蒋介石谈条件，说只要蒋介石让他当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他就出面逼李宗仁下台。

李宗仁气得差点吐血。他心里清楚，就算蒋介石给白崇禧个大总统当，胡宗南、汤恩伯、宋希濂那些黄埔系将领，也不可能听白崇禧的指挥——他们只认蒋介石，不认别人。

结果可想而知，蒋介石稍微动了点心思，挑拨离间了一下，白崇禧就傻眼了。

最后，李宗仁被迫流亡海外，白崇禧也没捞到任何官职，只能去了台湾，被蒋介石软禁起来，直到去世。

有了白崇禧的例子，卢汉、刘文辉、邓锡侯这些地方实力派，心里彻底明白了——跟着蒋介石混，根本没有任何前途，最后只会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

所以，他们干脆纷纷起义，投靠了解放军，彻底抛弃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

1950年5月19日，第三野战军解放舟山群岛。

至此，大陆上的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彻底覆灭，蒋介石只能困在台湾，苟延残喘。

回头看这段历史，不得不说，蒋介石这人，虽然权术玩得溜，擅长挑拨离间、控制人心，但国民党本身，就是一个大拼盘，一个松散的联盟。

各地军阀、派系林立，蒋介石就像是那个粘合剂，他在的时候，靠着威逼利诱、恩威并施，还能把大家勉强聚在一起，凑合过日子。

可一旦他下野，或者心思不在打仗上，一门心思给自己留后路，这盘散沙，就会瞬间崩塌，再也聚不起来。

1949年的那个冬天，风特别冷。

那阵风，吹垮了国民政府的统治，吹走了蒋介石的野心，也吹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属于中国人民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