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年夜饭的桌上，清冷得能听见暖气管的嘶嘶声。
父亲的筷子在饭碗里无意识地拨弄。
母亲盯着电视屏幕，眼神却是空的。
窗外偶尔炸开一朵烟花，光亮短暂地映亮他们沉默的脸。
就在这时，父亲的手机响了。
刺耳的铃声划破了凝固的空气。
屏幕上跳动着两个字：“爸”。
父亲的手抖了一下，看向我，眼神里有一瞬间的慌乱。
我对他点了点头。
他像是得到了某种许可，深吸一口气，按下了免提键。
爷爷洪亮又带着惯常优越感的声音，立刻充满了这间略显寒素的客厅。
“德厚啊，吃上了吗？振国这边刚开了一瓶好酒，叫什么来着……外国名字，贵得很！”
“你闻不着，我跟你说说味儿……”
我站起身，走过去，从父亲微微汗湿的手里拿过了手机。
我走到窗边，看着外面零星、寂寞的礼花光。
然后我对着话筒，笑了笑，声音清晰而平静。
“过年好，爷爷。”
“我今年刚当上区长，他们留我在单位过年。”
电话那头的声音，戛然而止。
01
我回到家时，父亲正坐在客厅那张磨破了边的旧沙发上。
电视开着，里面是千篇一律的联欢晚会前奏，锣鼓喧天。
声音开得不大，像一层薄薄的、热闹的背景布。
父亲没看电视。
他手里拿着一块绒布，低着头，极其专注地擦拭着一样东西。
那东西在他掌心里很小，反射着电视机变幻的光。
是我很熟悉的一样东西——他的那枚劳模奖章。
铜质的，边缘的镀金早就褪色了，露出了底下暗沉的底子。
红色绶带也洗得发白，起了毛边。
他擦得很慢，先用绒布面，又翻过来用更柔软的那一面。
指腹轻轻摩挲过奖章上凸起的字迹，一遍又一遍。
仿佛那不是一块冷硬的金属，而是有温度的活物。
厨房里传来水声，还有母亲刻意压低的、零碎的叹息。
那叹息声很轻，却比电视里的欢歌更沉，一下下落在人心上。
我换好鞋，走过去，在父亲旁边的矮凳上坐下。
他没抬头，依旧擦着他的奖章。
“爸。”
“嗯。”他应了一声，手上的动作没停。
“今天厂里……没什么事吧？”
“能有什么事，老样子。”他终于停下，把奖章举到眼前，对着光看了看。
奖章在他眼里映出一个小小的、模糊的光点。
“就是仓库清点，老王他们几个扯皮，分剩下的劳保手套。”
他说得轻描淡写。
可我知道，所谓“扯皮”，往往意味着父亲又一次退让，把本该均分甚至他该多得的那份，让给了那些嗓门更大、更会闹的人。
他不是不会争，是不想。
或者说，是习惯了不争。
母亲端着一盘洗好的水果从厨房出来，放在茶几上。
她看了一眼父亲手里的奖章，嘴角向下抿了抿。
“擦它有什么用，能当饭吃，还是能当房子住？”
父亲没吭声，把奖章小心地放回那个掉了漆的扁木盒里。
“孩子回来了，说这些干什么。”他低声说。
“不说？不说这日子就能过好了？”母亲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积压已久的韧劲儿。
“你看看振国家，朋友圈里又晒了，带老婆孩子去海南过年了。沙滩，五星酒店，那酒瓶子一看就不便宜。”
“咱们呢？守着这老破小，看这吵死人的晚会。”
父亲把头埋得更低了些，脊背微微弓着。
那枚刚被他擦得有些发亮的奖章，静静躺在木盒里，像个无声的嘲讽。
电视里，主持人正用激昂的语调念着贺词，祝愿家家团圆美满。
我拿起一个苹果，慢慢削着皮。
长长的果皮垂下来，断了。
02
晚饭是简单的三菜一汤。
母亲炒菜的手艺很好，即便普通的白菜豆腐，也烧得有滋有味。
可饭桌上的气氛，总是热闹不起来。
父亲吃得很快，几乎不夹菜，就着一点咸菜扒完一碗饭，就放下了筷子。
“我吃好了。”
他起身，又坐回沙发上，目光落在电视上，却又像什么都没看。
母亲给我夹了一筷子鸡蛋，叹了口气。
“你爸这辈子，就是太老实，嘴太笨。”
“但凡有你三叔一半会说话，会来事，咱们家也不至于……”
她没说完，摇了摇头，开始收拾碗筷。
水龙头哗哗响着。
我帮着把碗碟拿进厨房，看见母亲背对着我，肩膀微微耸动。
她很快抹了一下眼睛，转过身来，眼圈有点红，语气却还是硬的。
“你别学你爸。这世道，老实人吃亏。”
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客厅里传来父亲轻微的鼾声，他靠在沙发上，竟然就那么睡着了。
眉头微微蹙着，即使在梦里，似乎也不得舒展。
母亲放轻了动作，从卧室拿了条薄毯给他盖上。
她站在沙发边看了他一会儿，又转身去了里屋。
出来时，手里拿着一本旧相册。
相册的塑料封皮已经发黄变脆，边角也卷了起来。
她在我旁边坐下，翻开相册。
前面几页是父母年轻时的照片，黑白的，也有少量上了色的。
父亲穿着工装，站在一台庞大的机器前，挺胸抬头，眼神里有光。
母亲扎着两个辫子，笑容羞涩。
再往后翻，照片多了，也有了色彩，但父亲的脊背，在照片里似乎一点点弯了下去。
翻到中间一页，母亲的手指停住了。
那是一张有些年头的全家福。
背景是爷爷家那个带着小院的平房。
爷爷坐在正中的藤椅上，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面容严肃。
奶奶站在他旁边，笑容温和。
父亲和三叔站在后排。
三叔陈振国挨着爷爷，一只手亲热地搭在藤椅背上，脸上是灿烂的、带着点讨好意味的笑容。
父亲则站在稍远一点的位置，身姿笔直，显得有些拘谨，笑容也很浅，像是挤出来的。
“就是那年，”母亲用手指点了点照片上的老房子，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吵醒父亲。
“老宅要拆迁，能分两套楼房，外加一笔不小的补偿款。”
“你爷爷当时还开了个小杂货铺，地段不错，也能折算。”
“所有人都觉得，两个儿子，再怎么偏心，也得一家一半吧。”
她顿了顿，嘴角泛起一丝苦涩。
“你三叔那段时间，天天往老宅跑。带着好烟好酒，陪着下棋，说话逗乐，把你爷爷哄得眉开眼笑。”
“你爸呢？厂里赶工，天天加班，累得回家倒头就睡。”
“周末去了，也就闷头帮你爷爷奶奶干活，挑水，修房顶，掏炉灰。干完了，坐下吃饭，问你三句，他答不了一句完整的。”
“拆迁协议下来那天，你爷爷把全家叫回去。”
“他当众宣布，两套新房，大的那套给你三叔，小的那套他们老两口自己住。补偿款，用来给你三叔装修，剩下的，连同杂货铺，都交给你三叔打理。”
“说你三叔脑子活，人缘广，能管好。”
母亲的手指微微发抖，抚过照片上父亲那张沉默的脸。
“你爸当时就站在那儿，像根木头。”
“你三叔和他媳妇，笑得那叫一个响。”
“你爷爷看了你爸一眼，说，‘德厚，你是老大，又是当哥哥的，厂里工作也稳定。振国家底子薄，孩子也小，你做大哥的，多担待。’”
“多担待……”母亲重复着这三个字，合上了相册。
“这一担待，就是二十年。担待得咱们家，一直住在这五十平的老房子里。”
客厅里，父亲的鼾声停了。
他动了一下，毯子滑落了一点。
我们都没再说话。
窗外的夜色，浓得化不开。
03
相册里的那场“宣判”之后，家里很长一段时间，都弥漫着一种无声的滞重。
父亲变得更加沉默。
他下班回家，除了吃饭，大部分时间就蹲在阳台。
那时候阳台还没封，只有半截水泥栏杆。
他就靠着栏杆，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猩红的烟头在昏暗的阳台上一明一灭，像他难以言说的情绪。
烟雾被夜风吹散，却吹不散那股沉郁。
母亲起初还劝，后来也不劝了，只是经过阳台时，会加快脚步，或者重重地关上厨房的门。
她开始更努力地操持这个家，省吃俭用，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
偶尔，她会看着邻居家新换的窗户，或者谁家孩子新买的玩具，失神片刻。
但她从不在父亲面前抱怨家产的事了。
那件事，成了这个家里一个谁都不敢轻易触碰的伤疤。
家庭聚会还是要去的。
爷爷定的规矩，逢年过节，必须全家到齐。
聚会通常在爷爷后来住的那套“小”房子里——其实也有九十多平，比我们家宽敞明亮得多。
每次去，都像一场缓慢的刑。
三叔一家总是到得最早，也最热闹。
三婶嗓门大，会张罗，围着爷爷奶奶说个不停。
堂弟堂妹穿着崭新的、时髦的衣服，跑来跑去。
三叔则陪着爷爷喝茶，高谈阔论，从国家大事说到生意经，总能引得爷爷频频点头，露出赞许的笑容。
我们家一到，气氛就微妙地冷一下。
母亲会勉强笑着，把带来的、并不贵重的礼物放下。
父亲则喊一声“爸，妈”，就找角落的位置坐下，不再多言。
吃饭时，三叔一家是话题的中心。
三叔又接了哪里的工程，赚了多少。
堂弟考试得了第几名，拿了什么奖。
堂妹学了钢琴，弹得有多好。
爷爷听得红光满面，不时给三叔夹菜，给堂弟堂妹夹鸡腿。
母亲低头吃着饭，筷子很少伸向中间那几个好菜。
我坐在父亲旁边，能感觉到他身体的僵硬。
他吃得很少，酒倒是喝得比以前快。
爷爷有时会像忽然想起似的，转头问父亲一句：“德厚，厂里还行？”
父亲总是点点头，简短地回答：“还行。”
然后就没话了。
爷爷便也不再追问，目光又回到谈笑风生的三叔身上。
有一次，三叔喝得有点多，拍着父亲的肩膀。
“大哥，不是我说你，在厂里干一辈子，能有啥出息？你看我，当初要不是爸支持我拿那铺面起步，能有今天？”
“你这人，就是太死性，不会变通。”
父亲端着酒杯的手，停在半空。
他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什么也没说，仰头把酒干了。
辛辣的液体滑过喉咙，他的眼眶有点红，不知道是酒呛的，还是别的什么。
那晚回家的路上，父亲走得很慢。
深秋的风已经很凉了，吹起他过早花白的头发。
母亲挽着他的胳膊，两人都没说话。
我跟在后面，看着父亲的背影。
曾经在照片里挺直的脊梁，不知从何时起，带上了一点不易察觉的弧度。
不是驼背，而是一种被生活、被某种无形的重量，缓缓压弯的痕迹。
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交错着，落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04
我考上大学的通知书，是在一个闷热的下午寄到的。
一所外地的重点大学。
邮递员在楼下喊名字的时候，母亲正在洗衣服。
她湿着手跑下去，接过那个厚厚的信封，手抖得差点没拿住。
跑上楼时，她的脸因为激动而涨红，眼里有泪光。
“儿子！考上了！真的考上了！”
父亲从阳台走进来，手上还沾着修理旧风扇的黑色油污。
他接过通知书，看了很久。
手指小心翼翼地，避开了那些重要的字句，只在边缘摩挲。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
最终却只是点了点头，说：“好。”
可那天晚上，父亲没有像往常一样早早休息。
母亲做了一桌比过年还丰盛的菜。
父亲从柜子深处，摸出一瓶放了很久的白酒。
瓶子很普通，标签都磨损了。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又犹豫了一下，给我也倒了小半杯。
“今天……喝点。”
母亲想说什么，看了看我，又咽了回去。
整顿饭，父亲的话依然不多。
只是母亲不停地给我夹菜，叮嘱我出门在外要注意的种种细节。
父亲默默地听着，一杯接一杯地喝酒。
他的酒量其实不好，脸很快就红了。
眼睛也红红的，比平时亮了许多。
吃完饭，他坐在那里，没有动。
母亲收拾碗筷进了厨房。
客厅里只剩下我们父子俩。
台灯的光晕黄，照着父亲有些佝偻的身影。
他忽然站起身，走到我面前。
他伸出手，似乎想像小时候那样摸摸我的头，手举到一半，又放下了。
然后，那只长满老茧、带着机油味和酒气的手，重重地落在我肩膀上。
拍了一下，又一下。
力道很大，拍得我肩膀发麻。
他看着我，眼眶红得厉害，里面翻涌着极其复杂的东西。
有欣慰，有骄傲，或许还有更深沉的、我那时无法完全理解的东西。
像把什么沉重的、珍贵的、未完成的希望，一股脑地，交付给了我。
他张了张嘴。
喉结上下滚动。
最终，还是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只是那双手，在我肩上停留了很久，才缓缓松开。
我低下头，鼻子猛地一酸。
肩上那沉甸甸的感觉，还有父亲眼中那份难以言说的托付，从此便烙在了我心里。
像一颗沉默的种子，埋进了最深的土壤。
我知道我带走的不只是一张通知书。
还有这个家多年来的憋屈，父亲半生的郁结，母亲隐忍的叹息。
我把它们仔细地折叠好，塞进行囊。
第二天，父亲请了假，和母亲一起送我去火车站。
人很多，嘈杂喧闹。
父亲帮我把沉重的行李扛上车厢，放在行李架上。
放好后，他站在狭窄的过道里，显得有些无措。
“到了……来个电话。”
“嗯。”
“钱不够，跟家里说。”
“知道。”
汽笛响了。
母亲眼泪涌了出来，拉着我的手叮嘱个不停。
父亲退到站台上，隔着车窗看着我。
火车缓缓开动。
他的身影在站台上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点。
但在我眼里，他微微驼着的背，却异常清晰。
我把额头抵在冰凉的车窗上。
窗外飞速掠过的景物，渐渐变得模糊。
05
大学四年，我很少回家。
寒暑假大多找地方实习，或者做兼职。
我需要钱，也需要尽快熟悉校园外的世界。
更重要的是，我不想总是回到那个弥漫着无力感的家里。
看到父亲日渐衰老却依旧沉默的脸，看到母亲精打细算时蹙起的眉头，我心里那团火就烧得更旺。
那团火，是屈辱，是不甘，也是必须改变的执念。
毕业时，我选择了考回家乡的基层公务员。
不是没有更好的选择，但我心里憋着一股劲。
我想回去，从最低的地方，一步一步来。
我想证明点什么，虽然那时还不太清楚，具体要证明给谁看。
我被分到一个老城区的街道办。
工作琐碎，千头万绪。
处理邻里纠纷，协调环境卫生，应对上级检查，走访困难群众。
每天淹没在各种报表、通知和似乎永远扯不清的家长里短里。
和我一同考进来的年轻人，有的很快学会了油滑敷衍，有的则充满了怀才不遇的抱怨。
我很少说话，只是埋头做事。
把交到我手里的每一件小事，都尽量做好，做扎实。
我知道自己没有背景，没有倚仗，能靠的，只有这份认真和耐性。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我工作第三年的秋天。
街道辖区边缘有一片老旧的棚户区，纳入市政改造范围。
这本是好事，但牵涉到几十户居民的临时安置和补偿方案，矛盾一下子激化了。
居民们诉求不一，有的想多要钱，有的想换好地段，还有几户老人死活不肯搬。
开发商急了，街道压力巨大。
那段时间，主任的头发都白了好几根。
开会，扯皮，安抚，警告……各种办法都用尽了，僵局依然打不破。
我负责其中情绪最激烈的一个片区。
连续半个月，我下班后就去那片棚户区转。
不带着街道的牌子，也不说那些官面上的套话。
就是帮腿脚不便的老人买点菜，听下岗的大哥发发牢骚，给放学没人管的孩子辅导一会儿作业。
我听他们骂开发商黑心，骂街道无能，也听他们担忧未来的生计，怀念即将消失的老邻居和老街。
我只是听，很少插嘴，偶尔问一两个细节问题。
渐渐地，他们不再对我充满敌意。
有个老油漆工，甚至泡了家里最好的茶给我喝。
我把他对补偿款金额的疑虑，对临时安置点太远的抱怨，对今后靠什么营生的迷茫，都一点一滴记在心里。
不是记在笔记本上，是记在脑子里。
然后，我花了几个通宵，把收集到的这些最真实、最琐碎、甚至充满情绪化的诉求，梳理、归纳，剔除掉完全不合理的部分，把那些关乎基本生活和公平感的痛点，一一提炼出来。
结合政策条文和实际可操作性，我写了一份详细的矛盾分析报告，并附上了自己设想的、分步骤的调解方案初稿。
我没有越级上报，而是先给了我的直接领导，街道办副主任。
副主任看了，皱着眉，说了句“想法是好的，但太理想化”，就把报告压下了。
我没有争辩。
几天后，我利用送一份普通文件去区里的机会，绕到了区府办秘书科。
我找了一个面熟的、看起来比较好说话的年轻科员，装作不经意地问起，最近区领导是不是特别关注老城改造的信访问题。
科员抱怨说可不是，材料堆成山，尤其是东片老街那块，蔡区长亲自过问了好几次，要下面报具体情况和思路，报上去的又都是些空话套话，区长很不满意。
我心里动了一下。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算准了区府办相对清闲的时间，再次去了秘书科。
这次我直接找到了那位年轻科员，把我那份报告，夹在一份需要街道主任签字的、无关紧要的请款文件里，递给了他。
我指着那份请款文件说，主任催得急，麻烦尽快处理。
然后，我装作随口补充了一句：“哦，里面还有一份我们街道关于东片棚户区矛盾的个人调研材料，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万一……万一区里领导需要了解下面更具体的情况，或许能做个微不足道的参考。麻烦您了。”
我说得很平淡，甚至有点不好意思。
科员接过文件袋，也没太在意，点了点头。
我知道这是在冒险，甚至可能犯忌讳。
但我不想再等了。
那份报告像一颗石子投入深潭。
我忐忑地等了一周，没有任何回音。
就在我以为石子已经沉底的时候，主任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
他的表情很复杂，有惊讶，有疑惑，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
“小冯啊，”他敲着桌面，“区里蔡区长办公室来电话，让你明天上午九点，去他办公室一趟。”
他顿了顿，加重语气。
“单独去。区长想听听你对老城改造，特别是东片纠纷的看法。”
“你……准备一下。”
从主任办公室出来，走廊里有些同事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我回到自己狭小的办公桌前，手心有些汗。
窗外，老城区的屋顶连绵成片，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有些灰败。
我知道，机会来了。
虽然不知道它会把我带向哪里。
06
年夜饭终究还是吃了。
和过去许多年一样，在自己家里吃。
母亲从早上就开始忙活。
厨房里飘出炖肉的香气，油锅滋啦作响。
她努力想让这顿饭显得丰盛些，隆重些。
仿佛食物的丰盛，能填补其他方面的空缺。
父亲也起得比平时早，里里外外地擦洗。
他把那枚劳模奖章又拿出来，擦了擦，这次没有摩挲太久，就收了起来。
然后他换上了一件半新的衬衫，领口有些发毛了，但洗得很干净。
电视里依旧是喧嚣的晚会。
主持人穿着华丽的礼服，声音透过劣质扬声器，带着夸张的喜庆。
我们三人围坐在那张用了很多年的折叠圆桌旁。
桌上摆着鸡，鱼，红烧肉，几样炒菜，还有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
母亲给我夹了块鱼肚子上的肉。
“多吃点，工作辛苦。”
父亲也动了动筷子，想给我夹菜，犹豫了一下，夹了块排骨，放到我碗里。
“嗯。”他低低应了一声。
饭桌上安静得只有碗筷碰撞的轻响，和电视里遥远的欢声笑语。
我们都没怎么说话，好像说什么都显得不合时宜。
母亲偶尔提起亲戚间谁家的孩子结婚了，谁家老人病了，父亲只是“嗯”、“啊”地应着。
我埋头吃饭，心里却像压着一块石头。
就在饭吃到一半，母亲刚盛好汤的时候，父亲的手机响了。
突兀的铃声，在安静的客厅里格外刺耳。
父亲愣了一下，放下筷子，从裤兜里掏出他那部屏幕有裂痕的老款手机。
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整个人明显僵住了。
手指悬在屏幕上方，微微发抖。
他抬起头，看向我。
眼神里有熟悉的慌乱，还有一种更深的东西，像是长久以来的某种畏惧，被这个铃声瞬间唤醒了。
屏幕上，“爸”那个字，固执地闪烁着。
母亲也停下了动作，看着父亲，脸色有些发白。
电视里，小品演员正卖力地抖着包袱，观众哄堂大笑。
那笑声隔着屏幕传过来，虚假而空洞。
我对父亲点了点头。
动作很轻，但很坚定。
父亲深吸了一口气，那口气吸得很深，仿佛用尽了力气。
然后，他按下了接听键，又几乎是同时，手指颤抖着点开了免提。
爷爷的声音立刻涌了出来，洪亮，中气十足，带着一种习惯性的、居高临下的热情。
背景音有些嘈杂，有杯盘碰撞声，还有孩子的笑闹，比我们这边热闹太多。
“德厚啊，吃上了吗？”
父亲喉结滚动，声音干涩：“吃……吃上了，爸。”
“我们这边也刚开席！”爷爷的声音透着一股满足，“振国今年出息了，弄了两瓶好酒，外国牌子，叫什么来着……哎，反正贵得很！说是专门留着年夜饭开的。”
“你闻不着，我跟你说说味儿啊，啧，香！跟咱们以前喝的那些不一样！”
“对了，振国刚又跟我说，过了年，他那个工程款就能全收回来了，数目不小。这小子，脑子是活络……”
爷爷滔滔不绝地说着，语气里满是炫耀和愉悦。
他描述着三叔家的丰盛年饭，描述着那瓶酒的珍贵，描述着三叔生意的顺利。
每一个字，都像一根细小的针，扎在这边沉默的空气里。
父亲拿着手机，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他听着，嘴唇抿成一条僵直的线，偶尔从喉咙里挤出一声“嗯”，像是卑微的回应，又像是无力的确认。
母亲低着头，手里的汤勺停在半空，汤汁一滴一滴落回碗里。
她看着桌面，眼圈慢慢红了。
电视里的欢歌还在继续，却成了这场单向炫耀最残忍的背景音。
爷爷似乎终于说够了，停顿了一下，语气随意地问道：“你们那边呢？杰子今年回来了吧？工作怎么样？还在那个街道办？”
他的问话，更像是一种例行公事，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描淡写。
仿佛我的工作和前途，根本不值得他投以真正的关注。
就在父亲不知该如何回答，嘴唇哆嗦着，眼看又要吐出那句习惯性的“还行”时——
我放下了筷子。
瓷器碰到桌面的声音很轻，但在那一刻却异常清晰。
我站起身。
父亲和母亲都看向我。
父亲的眼神里有不解，有担忧，还有一丝恳求，似乎怕我说错什么，打破这脆弱的、多年维持的表面平静。
我没有看他，径直走到他面前。
伸出手，握住了他那部老旧、发烫的手机。
父亲的手指松开了，手机落进我掌心。
我拿着手机，转身走向客厅的窗户。
窗外，城市的夜空被零星升起的烟花不时照亮。
光亮短暂，绚烂，随即湮灭在无边的黑暗里。
冷风从窗缝钻进来，带着硝烟的味道。
我把手机举到耳边。
爷爷的声音还在继续，似乎是在催促：“德厚？说话啊？听着呢吗？”
我吸了一口气。
然后，我对着话筒，轻轻地、清晰地笑了笑。
那笑声很平静，甚至带着一丝礼节性的温和。
我说：“过年好，爷爷。”
电话那头，爷爷的絮叨戛然而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