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时村与宿州时村的百年乡愁谜案

天津时村与宿州时村的百年乡愁谜案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同名的村镇如同散落的星辰，本不足为奇。可当安徽宿州埇桥区的时村镇，与天津红桥区时村街道遥遥相对，一段藏在地名里的百年秘闻，便在民间悄然流传。两地不仅共拥“时村”之名，更与“红桥”紧紧相依：宿州时村依奎河而立，河畔古红桥是千年地标；天津时村坐落红桥区，一南一北，千里相隔，地名却如同一母同胞，这难道仅仅是天意巧合？

若只把它当作简单重名，未免小看了这段缘分。把历史再往前翻，便会发现一条被很多人忽略的线索：马皇后马秀英，正是宿州埇桥夹沟镇人，离时村镇近在咫尺。在当年，时村是皖北四大古镇之一，商贸繁华、集市兴旺，马皇后年少回乡、走亲访友、顺路赶集，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人情往来。一个来自宿州故土的女子，后来成为大明开国皇后，深深影响了朱元璋，更影响了明朝初年的整个政治格局。

而她的儿子——明成祖朱棣，登基之后迁都北京，大力营建天津卫。天津这座城，从一开始就和明代皇室、和安徽老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年设立天津卫，驻守的官兵大量来自江淮、皖北，很多就是跟着朱棣、跟着皇家势力北上的家乡子弟。他们带着故土的习俗、乡音、地名记忆，在津沽大地扎下根来。

这么一看，天津红桥、时村，与宿州埇桥、时村，如此惊人的重名，就不再是无源之水。它很可能从明代起，就埋下了伏笔：一批又一批从宿州走出去的人，先有卫所军户，后有淮军将士，再到袁世凯小站练兵的皖北子弟，一代代把家乡的地名“带”到了天津。

老辈人口中流传更广的故事，则指向清末风云。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式陆军，骨干多为李鸿章淮军旧部，而淮军将士，又以安徽人居多。宿州时村的青壮年，告别奎河畔的故土，随大军北上津门，不少人解甲后就在红桥一带定居。他们思念家乡，便把聚居之地口口相传为“时村”，又因家乡有座标志性的红桥，便把这片区域也与“红桥”连在一起。

这段故事有血有肉，可翻开方志，我们又要理性看待：天津时村在清代中期已因时姓聚居得名，早于小站练兵；天津红桥因本地古桥大红桥而称，与宿州时村红桥并非同一座桥。两地官方志书，也没有直接记载“时村人迁津命名”的文字。

但这并不妨碍这段传说的珍贵。

史实告诉我们“从哪来”，传说告诉我们“忘不了什么”。

明代军户、淮军子弟、新军官兵，一代又一代从宿州走出去的人，聚居在天津时村、红桥一带，用乡音一遍遍呼唤着故土的名字。是先有地名巧合，后有乡愁叠加，让两段相隔千里的地名，越走越近，越传越像一家人。

从马秀英、朱棣，到明清卫所、晚清淮军，宿州与天津的缘分，早已超越一次简单的重名。它是一条贯穿六百年的人文纽带，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乡土情结。

历史已经留下伏笔，今天的我们，更应续写佳话。

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朴素而真诚的愿望：

愿天津市红桥区与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

愿红桥区时村街道与埇桥区时村镇，

能够以地名同源、乡愁同根为纽带，正式缔结为友好街区、友好乡镇。

让一段流传六百年的历史传说，变成实实在在的两地情缘；

让千里之外的两座时村、两处红桥，从历史中的隔空相望，变为今天的携手同行。

以地名文化为桥，以人文交流为带，促进经济互通、文旅互动、民心相通，让曾经只存在于老人口中的故事，在新时代开花结果。

这不仅是对一段历史乡愁的最好回应，更是对中华大地同根同源、守望相助的最美诠释。同名有缘，千里同心，愿这两座跨越千里的时村，能在新时代，续写一段真正属于中国人的乡土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