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年我二十岁，救了一个浑身是泥的女知青，把她藏在后山的山洞里，每天偷着给她送吃的。
我以为这事儿就像扔进深潭里的一块石头，连个响都听不见就沉底了。
可二十四年后，几辆黑得发亮的轿车堵在我家门口，车上下来一个贵气逼人的女人，我瞅着眼生，她一开口，我手里的饭碗差点掉在地上。
一九七七年的青山村，空气里总飘着一股子潮湿的牛粪味和烂泥味。
春天来得特别晚，风刮在脸上还跟刀子似的。村里的大喇叭每天到时候就响，喊的都是些听得耳朵起茧子的话。
大人们在田里弯着腰，脸朝着黄土背朝着天，小孩们光着脚丫在泥地里跑，没人有闲工夫想别的，脑子里就一件事：下一顿吃啥。
我叫王大山，那年刚二十。我爹娘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我下面还有个弟弟一个妹妹，家里嘴多，粮食总是不够吃。
我长得壮，力气大，十四岁起就跟着我爹下地，手上磨出的茧子比我爹的还厚。我们这种人家，就图个安生，最怕惹事。
村里的知青点就在村东头那几间废弃的旧祠堂里，用泥巴糊了糊墙就住人了。城里来的娃娃们，一个个细皮嫩肉的，干活不行，花样倒挺多。
林晓梅就是其中一个。
她跟别的知青不一样。别人凑在一起不是抱怨伙食就是扎堆说笑，她不。她总是一个人，手里不是捧着书，就是坐在河边石头上发呆。
她长得白净，眼睛大，看人的时候总像隔着一层雾，让人看不真切。村里有些婆娘在背后嚼舌头，说她那是城里大小姐的派头，假清高。
我见过她几次。有一次我从后山砍柴回来，路过河边，看见她正就着河水洗头发。她的头发又黑又长，像黑色的绸子。
她洗得很仔细，洗完了一遍遍地梳，好像那不是头发，是啥宝贝。
我当时就愣在那儿，扛着一捆柴，像个木头桩子。她从水里的倒影看见了我，吓了一跳，赶紧把头发拢起来，低着头跑了。
我心里头一次有了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像是被啥东西轻轻挠了一下。
麻烦是赵铁柱惹出来的。
赵铁柱是我们村的民兵队长，仗着他叔在公社里有点小权，平时在村里横着走。他眼睛尖，一眼就相中了林晓梅。
他隔三差五就往知青点跑，嘴上说是“关心知识青年生活”，一双贼眼却总黏在林晓梅身上。
一会儿送两个野鸡蛋，一会儿说要帮她挑水，殷勤得让人起鸡皮疙瘩。
林晓梅不搭理他。赵铁柱送东西，她不要。赵铁柱跟她说话，她就嗯一声，或者干脆扭过头。
赵铁柱的脸皮厚，不觉得丢人，反倒觉得林晓梅是在跟他拿乔。
直到有一次，他堵在知青点门口，非要拉林晓梅去看新放的电影，林晓梅被他缠得急了，当着好几个人的面，冷冷地说了一句：“赵队长，请你放尊重一点。”
赵铁柱的脸当场就从红变成了猪肝色。
这梁子算是结下了。赵铁柱憋着一肚子坏水，就等着找机会报复。
机会很快就来了。
林晓梅收到一封从城里寄来的家信。信是她妈写的，说她爸身体不好，让她别惦记家里。
信里还夹了张小照片，是她爸年轻时候在外国一所大学门口拍的。这信不知怎么就落到了赵铁柱手里。
赵铁柱如获至宝。
他拿着那张照片和信，在村委会大院里跳着脚地喊，说林晓梅是“潜藏在人民队伍里的毒蛇”，说她家里有“复杂的海外关系”，思想腐朽，是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分子。
村里几个平时就爱跟风起哄的积极分子立马围了上来，添油加醋。有人说亲眼看见林晓梅晚上偷偷看外国小说，有人说她瞧不起贫下中农。
唾沫星子能淹死人，这话一点不假。
事情闹大了，村支书也被惊动了。村支书是个和稀泥的老好人，他不想把事闹大，可赵铁柱不依不饶，非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必须严肃处理，要开批斗大会。
那几天，村里的空气都变味了，紧张得能拧出水来。大伙儿走路都低着头，生怕沾上这事。我爹抽着旱烟，叹着气跟我说：“大山，这事儿咱躲远点，听见没？咱家惹不起。”
我闷着头“嗯”了一声。
批斗大会就在村里的打谷场上开。
那天晚上天特别阴，乌云压得低低的，像是要塌下来。打谷场上点了几盏刺眼的汽灯，把人的脸照得惨白。
林晓梅被推到临时搭的台子上。
她的头发被人用一把生锈的剪刀胡乱剪得像狗啃过一样，脸上被抹了锅底灰，脖子上挂着一块木牌子，上面用黑墨水写着“资产阶级臭小姐”。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在冷风里抖得像一片叶子。可她的腰杆挺得笔直。
赵铁柱站在她旁边，吐沫横飞地念着不知道谁写的稿子，把那封家信和照片说成了通敌叛国的铁证。
台下的人，有的跟着喊口号，有的麻木地看着，还有的像我一样，心里堵得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攥紧了拳头。我不知道什么叫资产阶级，也不知道什么叫阶级斗争。我只看见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姑娘，被人像牲口一样作践。我觉得这不对劲，太欺负人了。
批斗会开到半夜才散。林晓梅被两个民兵押着，关进了村西头那个废弃的牛棚。
我一夜没睡。窗外开始下雨，起初是滴滴答答，后来就变成了瓢泼大雨。风刮得窗户纸呼呼地响。
我娘半夜起来看我，摸着我的额头问是不是病了。我说没事，就是闷得慌。
天快亮的时候，雨小了点，但风更大了。我下了决心。我从床上爬起来，披上我爹那件破蓑衣，摸黑出了门。
牛棚的锁是把老铜锁，我找了块石头，对着锁头猛砸了几下，锁簧就断了。
我推开门，一股霉烂的草料味冲了出来。林晓梅缩在最里面的一个角落，听见声响，惊恐地抬起头。在昏暗的光线里，我看见她满是泪痕的脸。
我没说话，朝她招了招手。
她看着我，眼神里全是戒备和恐惧。
我压低了声音，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吓人：“跟我走。”
她不动。
“再不走，天亮了就走不了了。”我有点急了，“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也许是我的话起了作用，也许是她已经走投无路。她迟疑了一下，终于扶着墙，一瘸一拐地站了起来。
我没再多说，转身就走。她跟在我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水里。
雨水打在蓑衣上，噼里啪啦地响。我领着她，没走大路，专挑那些泥泞难行的小道，一头扎进了村后的黑黢黢的大山里。
后山我熟。我从小就在这山里钻，哪个山坳里有野果，哪个石缝里有山泉，我闭着眼睛都能摸到。
我带她去的地方，是一个极其隐蔽的山洞。洞口被一丛茂密的野藤和几块大石头挡着，不走到跟前，根本发现不了。这是我小时候的秘密基地，除了我，没人知道。
山洞里黑漆漆的，一股子阴冷潮湿的土腥味。我摸出火柴，点着了我事先藏在里面的松枝。火光一亮，驱散了些许寒意。
林晓梅靠着石壁坐下，抱着膝盖，还在不停地发抖。我把身上的蓑衣脱下来，递给她。她看了我一眼，接了过去，把自己裹得更紧了。
那一夜，我们俩谁也没说话。我就坐在火堆旁，时不时往里面添一根干柴，听着外面的风雨声和火堆里木柴燃烧的噼啪声。
接下来的半个月，就像偷来的时光。
我每天都得想办法给她弄吃的。我跟我爹娘说，最近山里的野货多，我去套几只兔子，能给家里换点钱。我爹娘信了，只嘱咐我小心。
我天不亮就上山，在山里绕一大圈，确定没人跟着，才敢靠近山洞。
我带去的东西不多，有时候是几个烤得半生不熟的红薯，有时候是几个酸涩的野果子。有一次运气好，套到一只野鸡，我把它拾掇干净，在山洞里用泥巴裹着烤熟了。
我把鸡腿撕下来递给她。她接过去，小口小口地吃着，吃着吃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她是我见过吃饭最秀气的人，就算饿成那样，也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嚼，不像我们，吃饭都是用盆，呼噜呼噜地扒。
我们还是很少说话。我把东西放下，看她吃了，就得赶紧走，免得村里人起疑。
有天晚上，山里又下起了雨。我给她送饭过去，看她缩在火堆旁，嘴唇都冻紫了。我回家翻箱倒柜，找出了我姐出嫁前留下的一件旧棉袄。棉袄打了好几个补丁，但很厚实。
我把棉袄给她的时候，她没接，只是看着我。火光映在她的眼睛里，亮晶晶的。
“王大山，”她第一次叫我的名字，声音很轻，有点沙哑，“你为什么要救我？”
我蹲下来，往火里添了根柴，闷了半天，才说：“看你可怜。”
她忽然笑了，是那种带着苦味的笑。
“我家里成分不好，我爸妈都是……都是他们说的那种臭老九。我从小到大，听得最多的词，就是‘划清界限’。你是第一个……第一个不怕被我连累的人。”
那天晚上，她跟我说了很多。说她小时候在城里的大院里长大，说她爸是怎么教她念书写字的，说他们家是怎么一天天败落的。
我听不懂那些复杂的事，我就像听一个遥远的故事。我一句话也插不上，只能默默地听着，把火堆拨得更旺一点。
山洞里的日子过了半个月。
赵铁柱在村里找了她好几天，把知青点翻了个底朝天，最后也只能骂骂咧咧地作罢，对外说她是畏罪潜逃了。风声渐渐松了。
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我弟弟跑来跟我说，村支书家来了个城里人，说是林晓梅家的亲戚，来给她办病退回城的手续。
我心里咯噔一下，说不清是高兴还是失落。
那天晚上，我最后一次去山洞。我告诉她这个消息。她愣了很久，然后站起来，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王大山，谢谢你。”
我摆了摆手，觉得有点不自在。
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我把她送到了去县城的土路口。那里有镇上最早的一班车。
等车的时候，她从贴身的口袋里摸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打开来，是一块小小的玉佩，看起来很温润。
“这个你拿着。”她把玉佩往我手里塞，“是我妈留给我的，是我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了。”
我把她的手推了回去。“用不着。你一个女孩子回城，身上没钱怎么行？这东西兴许能换点钱。”
她还要坚持，我把脸一板：“你要是硬给，就是瞧不起我。”
她不说话了，眼圈红红的。
车来了，是一辆破旧的客车。她上了车，在窗边坐下，摇下车窗。
“王大山，我记住你了。要是……要是我以后还能有好日子过，我一定回来找你！”
我没说话，只是对着她点了点头。
车子突突地冒着黑烟，开走了，扬起一路的灰尘。我站在路口，站了很久，直到再也看不见车的影子，才转身往回走。
太阳从山背后升起来，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
那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我把这个秘密烂在了肚子里，谁也没告诉。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砍柴，下地，挣工分。
林晓梅，这个名字，连同那个山洞里的半个月，就像我做的一场不真切的梦。
日子就像流水，哗啦啦地就过去了。
一晃，二十四年。
这二十四年里，青山村变了样。泥巴墙的房子，都换成了红砖瓦房。村里通了电，家家户户晚上都亮起了灯泡。
我也变了。我不再是那个二十岁的毛头小子了，成了个四十多岁、两鬓斑白的中年汉子。我娶了邻村一个老实本分的女人，生了个儿子，叫王虎。
我没啥大本事，改革开放后，村里有人出去打工，有人做起了小买卖，我都干不来。我就会伺候庄稼，跟土地打交道。
我包了村后的一片山坡，种上了果树。凭着一把子力气和勤快，日子虽然不富裕，但也盖了新房，把儿子拉扯大了。
赵铁柱后来不知道走了什么门路，当兵去了，再也没回过村里。
关于林晓梅，再也没听到过任何消息。她就像一颗石子，掉进了大海里。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抽着烟，会猛地想起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想起山洞里的火光，想起她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但那感觉很遥远，遥远得像上辈子的事。
我老婆问我琢磨啥呢，我总说，琢磨明天果园里该打药了。
今年，我儿子王虎出息了，考上了省城的重点大学。
录取通知书寄来的那天，我老婆高兴得直抹眼泪，我拿着那张纸，手都是抖的。这是我们老王家祖坟上冒青烟了，我们青山村几十年才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
可高兴劲儿一过，愁事就来了。
学费，一年要好几千。再加上儿子在城里的生活费，加起来是个我不敢想的数字。
偏偏今年的年景不好，雨水太多，果子的收成大减，价格也卖不上去。我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又跟我弟弟和我岳父家借了一圈，还是差着一大截。
那几天，我愁得睡不着觉，嘴上起了好几个大燎泡。
我蹲在院子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最便宜的旱烟，看着满院子还没卖出去的品相不好的苹果，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实在不行，只能把这片我伺候了小半辈子的果园给卖了。
那天下午，日头毒得很，晒得地皮都发烫。
我老婆下地去了，我一个人在家，就着一碟咸菜，正扒拉着一碗凉面，心里还在盘算着，脸皮再厚一点，还能去跟谁家开口借点钱。
村口那条土路上，忽然扬起好大一阵尘土。我眯着眼往那边瞅，几辆黑得发亮的轿车，一辆接一辆地开了进来。
这阵仗，在我们这穷了一辈子的青山村，比过年还稀奇。村里在外面发了财的王二狗回来，也就开一辆半旧的桑塔纳。
我没太在意，以为是县里或者乡里的大领导下来视察。
可那几辆车没往村委会去，也没在村里任何一户像样的人家门口停，而是在全村人探头探脑的注视下，不偏不倚，正好开到了我家这扇掉了漆的木门前，停下了。
打头那辆车的喇叭“嘀”地响了一声，吓得我家院角那只老母鸡扑棱着翅膀乱飞。
我端着碗站了起来，一脑子的浆糊。我这辈子，别说坐这种车了，离这么近看都是头一回。我跟车里坐的人，八竿子也打不着啊。
一个念头猛地窜进我的脑子：坏了，是不是虎子在城里惹了什么滔天大祸，人家找上门来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瞬间凉了半截，手里的海碗都开始哆嗦。
前面那辆车的车门开了。一个穿得跟电影里似的、一身笔挺西装的小伙子快步下来，拉开了后座的车门，还很讲究地用手挡在车门顶上。
一只擦得能照出人影的黑色高跟皮鞋先伸了出来，稳稳地踩在地上。紧接着，一个女人从车里走了下来。
她穿着一身我叫不上名字的灰色套裙，头发盘在脑后，一丝不乱。
看年纪也就四十几岁，但脸上一点皱纹都看不见，皮肤白得不像话。
她的眼神很静，但又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威严，一看就是那种发号施令惯了的人。
她下了车，先是环顾了一下我们家这个破旧的院子，目光从歪斜的柴火堆、晾着衣服的竹竿上扫过，最后，落在了我身上。
村里人不敢靠近，都在远处指指点点，嗡嗡地议论，像一群苍蝇。
我脑子一片空白，手足无措地站在那儿，端着那碗没吃完的凉面，像个傻子。
我使劲在记忆里搜，想把眼前这个贵气逼人的女人，跟我认识的哪个人对上号。
可搜来搜去，啥也对不上。二十四年的风霜，能把一个人的模样变得连骨头渣子都不认得。
她看着我，脸上那股子威严慢慢化开了一些，好像有点激动，又好像有点近乡情怯的紧张。
她朝我走了两步，在离我三米远的地方站住了。她身后那些穿西装的人，都恭恭敬敬地垂着手，一动不动。
整个院子，安静得只剩下风吹过墙头那几棵白杨树叶子的哗啦声，和我自己擂鼓一样的心跳声。
她终于开了口。声音不像我想象中那么冷，反倒有点发颤，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像小石头一样，一颗一颗地砸在我的心上。
“王大哥……你家的红薯，还是那么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