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人民的好干部，从县委书记一跃成为省委书记，载入世界名人录

说到“人民的好干部”，你会想到哪个名字？是兰考县的县委书记焦裕禄，还是大寨村的生产委员陈永贵？

其实，在建国之初，这样的好干部还有很多，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吴向必就是其中之一。他不光从县委书记一跃成为了省委书记，更让人惊讶的是，他的事迹还被载入了《世界名人录》。

接下来，就一起看看这位吴向必的人生经历究竟有多传奇吧。

1926年正月，黔东大山还裹在寒里。松桃苗族的一间吊脚楼里，土墙缝里钻进来的风，裹着婴儿的啼哭飘向山坳，爹娘给这个孩子起名叫做吴向必。

吴向必的母亲抱着瘦弱的他，用粗布衣裳裹了又裹，父亲则坐在火塘边，手里的旱烟袋一下下敲着地面，眉头拧成了疙瘩：“生在这穷地方，娃这辈子怕是离不开黄泥巴了。”

这话倒没说错，刚满7岁，吴向必就握上了地主家的牛鞭。每天鸡叫头遍就得起身，踩着露水上山，直到月亮挂在树梢才敢下山。地主家的饭从来没他的份，回到家，母亲端来的稀粥能映出头顶的茅草，偶尔能捞到几颗玉米粒，就是难得的美味。

放牛的日子里，裤脚的泥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硬得能刮破皮，可他从没抱怨过，只是默默跟着老牛在山里转，把苗寨的山路记了个滚瓜烂熟。

那会儿的苗寨，大伙儿都只说苗语，汉语是实打实的“外乡话”。

吴向必第一次跟山外客商打交道，是帮家里卖晒干的山货。客商问多少钱，他憋红了脸，半天蹦不出一个汉语词，只能用手比划数量，引得周围人哈哈大笑。

他没觉得丢人，反而把客商说的“多少钱”“一斤”“成交”这些词记在心里，晚上坐在火塘边，跟着村里识几个字的老人一遍遍学，哪怕发音生硬，也不肯停下。

谁能想到，这个现在连汉语都说不利索的放牛娃，日后会在省委的会议室里，用慢慢练熟的汉语汇报工作。

1948年，一位穿粗布褂子的陌生人躲雨闯进了吴家的吊脚楼，说是进山收山货，实则是地下党员。

夜里，两人围坐在火塘边，陌生人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报纸，指着上面“打土豪、减租减息”的字，用半生不熟的苗语跟吴向必解释：“以后穷人不用再受地主欺负，田地都是自己的。”

这话像一把火，点燃了吴向必心里积压多年的期盼，他攥紧了拳头，火塘里的火星溅在手上，也不觉得烫。

从那天开始，吴向必的心里就藏着个念想。他悄悄在寨子里跟相熟的乡亲念叨这些新鲜事，1949年，他瞒着家人加入了农会和共青团。

有人劝他：“穷人的命天注定，别瞎折腾惹祸上身。”他却梗着脖子说：“就算命苦，也得活得明明白白，不能一辈子当牛做马。”

这年年底，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消息传到了苗寨，山路上都能听到部队行军的脚步声。吴向必一宿没合眼，天刚蒙蒙亮就揣了干粮，守在村口的大榕树下等。看到解放军战士的身影，他立马跑上去，用苗语夹杂着半生不熟的汉语，主动要求当向导。

那些日子，他带着战士们在迷宫似的山道里穿梭，哪里有近路、哪里有水源，他都一清二楚。部队缺粮，他就挨家挨户敲乡亲的门，说：“解放军是来帮咱们翻身的，现在他们有难处，咱们得搭把手。”

乡亲们信任这个实诚的娃，纷纷拿出家里的存粮；有战士受伤，他把自家仅有的一床棉被拆了，做成绷带和垫子。一次护送伤员下山，山路湿滑，他脚下一滑摔在坡上，怀里的伤员没伤到，他自己却蹭得满身是伤，爬起来还是赶紧查看伤员的状况。

没多久，土改工作队进了村，熟悉乡情、又肯实干的吴向必，被乡亲们推举为牛郎区第二村村长。

他找来一个磨破了边的小本子，每天挨家串户登记田产。汉话说不流利，他就一边比划一边画图，哪家欠地主多少粮、哪块地被洪水冲过、哪家没劳动力，他都记得明明白白，一个不落。

村里有个独居的老汉，经历了战乱，对土改这时压根就不信。吴向必也没急着说服他，每天干完活就往老汉家跑，帮他挑水、修屋顶、劈柴火。两人坐在门槛上晒太阳，他就给老汉讲解放军在别处分田地的事，讲穷人翻身后能吃饱饭的日子。

就这么连着跑了好几天，老汉终于松了口，叹着气说：“娃，我信你，你办事踏实，不是那骗人的。”

就这样，这个从苗寨走出来的放牛娃，凭着一股实诚劲和不服输的韧性，在革命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1952年，吴向必光荣地入了党。介绍人问他入党动机的时候，这个青年憋了 半天，最后只是冒出一句：“让像我一样的穷人，不再受欺负。”

这句话没有豪言壮语，却让在场的人都红了眼眶。3年后，他被提拔为铜仁县委副书记，第一次走进县委大院时，看着办公室的木椅子，他还有些发愣，这是他这辈子坐过的最体面的家具。

可没几天，同事们就发现，县委大院里找不到吴副书记，田埂上那个挽着裤脚的身影，正蹲在地里跟老农聊庄稼。

1957年，吴向必回到松桃苗族自治县，挑起了县委副书记的担子，主管农业水利。松桃多山，十年九旱，老百姓常对着龟裂的田地叹气。

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技术员翻山越岭找水源。孟溪区的山涧边，队员们的脚都磨出了血泡，吴向必却指着一处喷涌的泉水说：“就这儿，能修坝。”这就是后来的黄金坝引水工程。

修黄金坝的时候，老天爷偏不配合。一场暴雨冲垮了刚垒起的地基，工地上的人都泄了气。吴向必没说话，脱了布鞋就跳进齐膝的泥浆里，抓起石头往缺口填：“怕啥？咱苗家汉子的骨头，比山里的石头还硬！”

那天夜里，他披着蓑衣守在工地，直到天亮时看着新地基垒起来，才靠着树干打了个盹，脸上还沾着泥印。

接下来几年，松桃的山坳里到处都是吴向必的脚印。

盘信区的苏麻河引水渠要穿过三座山，石头坚硬得凿不动，他带头抡起钢钎，虎口震裂了就缠上布条继续干；大坪区的泥河渡槽跨度大，技术员担心坍塌，吴向必爬上脚手架，亲手敲检查每一根木梁：“我在上面盯着，塌了先砸我。”

到60年代初，孟溪黄金坝、盘信苏麻河、大坪泥河、世昌响水洞四大引水工程连成片，长兴东方红、跃进两座水库蓄满清波，原本靠天收的坡地，变成了能灌能排的良田。

1970年，吴向必当上了松桃苗族自治县第一书记。那会儿县里连台像样的拖拉机都少见，晚上除了机关大院，到处黑灯瞎火。

他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说：“庄稼要喝水，老百姓要用电，这两件事必须办！”建电站的消息传出去，反对声一片：“松桃穷得叮当响，哪来的钱建电站？”

吴向必把地图铺在地上，手指重重敲在虎渡口：“就这儿！离村寨近，老百姓做饭都能用上电。”有干部提醒：“离县城远，咱们办公不方便。”他猛地站起来，声音忍不住带了点火气：“咱当干部是为老百姓方便，还是为自己方便？”

虎渡口电站开工后，吴向必把铺盖卷搬到了工棚。缺水泥，他带着干粮跑遍周边五个县求援；缺技工，他组织村民跟着师傅学技术，晚上在油灯下记笔记，本子上画满歪歪扭扭的电路图。

1972年，随着技术员一声“合闸”，松桃的山村里第一次亮起了电灯。吴向必站在村口，看着家家户户窗户透出的光像星星落在地上，掏出烟盒想给老伙计递烟，手却抖得半天打不着火，这个在泥里水里从不皱眉的汉子，在灯光下悄悄红了眼眶。

1973年8月，吴向必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当大会宣布他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时，他猛地站起来，差点碰倒椅子。更让他措手不及的是，不久后组织通知：任命他为中共贵州省委书记。

起初，他还战战兢兢的，第2天就找了领导说：“我没上过学，连个报告都写不好，哪能管一个省？”领导却拍着他的肩膀说：“向必，本事不是书本里学的，是脚底板走出来的。贵州的山你熟，老百姓你懂，这就够了。”

到了省委大院，吴向必的“土”就出了名。开会时别人讲理论，他就低头记“安顺要修多少水窖”“毕节要种多少果树”。下乡调研的时候他也不爱坐轿车，偏要坐拖拉机，说：“这样才能看清路边的庄稼。”

有次去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调研，吉普车在山路抛锚，他干脆下来步行，走了20多里山路到村寨，刚坐下就问村干部：“今年的稻谷能收多少？”第一书记鲁瑞林常跟人说：“向必走得比脚夫还勤。”

正是这份“勤”，让他在5年任期里，协助鲁瑞林稳住了全省局势，恢复了生产秩序，铜仁、台江、榕江的山路上，都留下了他检查农田的身影。

1978年，一纸调令把吴向必送到了中央民族学院任副院长。

从省委书记到学院副院长，这样的变动让很多人费解，他却只说了句：“组织让去，咱就去。”只是私下里跟家里人说了一句：“我文化低，到大学怕是误事。”

刚到学院，他就发现师生们挤在破旧的宿舍里，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他拿着卷尺在校园里转了好几天，拍板决定：“先盖宿舍，再建教学楼！”

可命运很快给了他沉重一击。1979年，妻子和幼子在一年内相继病逝。接到噩耗那天，吴向必在办公室坐了一夜，第2天却还是出现在工地。同事劝他歇一歇，他握着凉透了的茶缸说：“手里有活，就不准停。”

短短2年里，三栋学生宿舍、两栋职工住宅和一栋教授大楼先后封顶，师生们搬进新房时，才发现这位副院长的办公室还是原来的旧桌椅。

1981年，长期劳累的吴向必突发脑病，被紧急送往青岛治疗。躺在病床上，他还让护士每天念学院的来信，得知工地进度慢了，就用颤抖的手写信回去：“质检不能省，钱要花在明处。”

次年他刚回京，就听说学院成立了清查小组要查他的账。有人劝他“找找人疏通”，他摇头：“钱花在哪儿，账本上都记着，怕啥？”一个多月后，清查组把账本翻得卷了边，连平时买钉子的钱都有记录，最后只能叹口气：“这老头，比学院的水还干净。”

鲜为人知的是，这位“工作狂”还是个画家。在松桃工作时，他就爱用树枝在地上画水渠草图；到了北京，他省下津贴买了画笔颜料，创作了200多幅书画作品。

画里全是黔东的山水：黄金坝的晨雾、虎渡口的晚霞、田埂上的老农，这些作品后来大多送给了乡亲，还有几幅被学院收藏，成了他心系乡土的见证。

1997年4月3日，71岁的吴向必在北京离世。他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