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娘张桂芬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就是用一碗中秋夜剩下的汤圆，给我换回来一个好媳妇。
她总说这是老天爷开眼，是善有善报。可我心里清楚，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那碗汤圆是引子，后面跟着的，是我家攒了大半辈子的三千块钱，还有我开着解放大卡车，疯了一样追出几百里地的浑劲儿。
要是那天早上，我在医院看到的是一张空床，桌上只留下一叠钱和一封信，这事儿的结局可能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1990年的中秋，天凉得像是被水洗过。
我们那片老居民楼，家家户户的窗户里都透出昏黄的灯光，空气里飘着一股子肉菜和煤烟混合的味道。
我叫周强，那年二十三，刚从部队退伍，在我爹周卫国的老单位——红星机修厂里当学徒。浑身上下，除了使不完的力气，就剩一股洗不掉的机油味。
中秋节对我来说，还不如在厂里跟那堆冰冷的铁家伙打交道来得实在。
可我娘张桂芬不这么想。
节，就得有过节的样子。
她从下午就开始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地忙活，电视机里放着咿咿呀呀的中秋晚会，她就跟着哼哼。
饭桌上，我正埋头扒拉碗里的红烧肉，她又开始了。
“周强，你看看你，二十三了！跟你一拨长大的王兵，孩子都能满地跑了。你呢？一天到晚就知道闷在厂里，跟个铁疙瘩似的，也不知道出去转转，找个姑娘说说话。”
我嘴里塞满了肉，含糊不清地回她：“厂里忙。”
“忙？忙是借口！我看你就是懒！”
我娘把筷子在桌上重重一磕，“上礼拜你刘婶给你介绍的那个供销社的姑娘，你倒好，跟人家姑娘坐了十分钟，说了三句话，就把人家晾那儿了！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我把碗里的饭扒拉完，撂下筷子：“没感觉，说不到一块去。”
“什么感觉不感觉的？过日子，不就是搭伙吃饭？你看我跟你爹，有什么感觉？这不也过了一辈子！”
我爹周卫国坐在沙发上，手里夹着一根“大前门”，烟雾缭绕里，他的脸看不太真切。
他从不参与我们母子俩的“每日一战”，电视里的人唱歌，他就跟着晃晃腿，我娘骂我，他就像没听见。
我懒得再争，起身想回自己那间小屋。
“站住！”我娘又喊，“汤圆还没吃呢！吃了汤圆才算团圆！”
不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芝麻汤圆就端了上来，白白胖胖的，在甜腻的汤里打着滚。
我娘自己没吃，端着一盘切好的苹果去了阳台，嘴里还嘀咕着：“这月亮，还挺圆的。”
也就是这一眼，让她看见了楼下的事。
“哎？”她扒着窗沿往下看，“那底下蹲着的是谁啊？两个人？”
我也凑过去看了一眼。
楼下的路灯杆子拖着一道长长的、昏暗的影子。影子的尽头，确实蹲着两个人，一大一小，紧紧地挨在一起。
秋风一吹，她们的衣服就贴在身上，看着就单薄。脚边放着一个看不出颜色的帆布包，鼓鼓囊囊的。
“大过节的，蹲这儿干嘛？看着也不像是要饭的。”我娘的自言自语里，已经带上了她那标志性的、随时准备泛滥的同情心。
她转身就进了厨房。
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她又要“多管闲事”了。
果然，她用一个大白瓷碗，满满当当地盛了一碗汤圆，连汤带水，然后把碗往我手里一塞。
“去，给楼下那娘俩送去。”
“妈！”我一下就火了，“你别老这样行不行？谁知道她们是干嘛的？万一是骗子呢？”我们这片儿，前阵子刚出过事，有人装可怜骗开了门，把人家家里搬空了。
我娘眼睛一瞪，嗓门也高了八度：“骗子能骗你一碗汤圆？瞧你那点出息！让你去你就去，天这么冷，看那小的冻得直哆嗦！快去！”
我拗不过她。在家里，我爹是定海神针，我娘就是那根搅动风浪的搅屎棍，而且你还没法跟她讲道理。
我端着那碗滚烫的汤圆，不情不愿地走下吱呀作响的木楼梯。
楼道里一股子潮湿的霉味。
走到楼下，那股凉意更重了。我走到那对母女跟前，她们缩在墙角，像是想把自己嵌进墙里。
我把碗往前一递，声音生硬得像块铁：“我妈让给你们的，趁热吃。”
那个年轻的姑娘抬起了头。
路灯的光线不好，但足够我看清她的脸。
一张很干净的瓜子脸，冻得发白，嘴唇有点起皮，但那双眼睛，亮得吓人，像是有两簇小火苗在里面烧。她警惕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把目光转向她身边的女人。
那个女人看起来四十多岁，脸色灰败，靠在墙上，呼吸很急促，像是随时会断气。但她还是撑着身子，对我虚弱地点了点头，声音像蚊子哼哼：“谢谢……谢谢你，小伙子。”
姑娘这才接过碗。碗很烫，她被烫得缩了一下手，但还是稳稳地端住了。
她用小勺舀起一个汤圆，吹了又吹，然后小心翼翼地送到她母亲嘴边。
“妈，你吃。”
她母亲摇摇头，推了推她的手。
“你吃，你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没事，你先吃，吃了身上暖和。”
她们就那么推来让去，谁也不肯先吃第一口。我一个一米八的大小伙子，杵在旁边，显得特别多余和尴尬。空气里只有风声，和那个女人粗重的喘息声。
最后还是那个姑娘，用勺子把一个汤圆分成了两半，一半喂给她妈，一半自己小口地吃了。
我看不下去了，觉得再待下去自己像个傻子。
“吃完把碗放我们家门口就行，二楼西户。”
我扔下这句话，转身就上了楼，把那一幕甩在了身后。
第二天早上，改变我们家未来格局的事情发生了。
我娘张桂芬，像往常一样，天刚蒙蒙亮就趿拉着拖鞋去开门，准备去楼下倒垃圾。
门一开，她“哎哟”一声，差点没一屁股坐地上。
楼道里，就在我们家门口，昨天那对母女俩，抱着那个破帆布包，居然就缩在墙角睡着了。
那个白瓷碗，被洗得干干净净，就放在门边上。
我娘这下是彻底没法装看不见了。
她把人叫醒，连拉带拽地弄进了屋。
我被外面的动静吵醒，趿拉着拖鞋出来，看到客厅里的景象，瞌睡一下子全跑光了。
那对母女坐在小板凳上，局促不安，像两只受惊的兔子。
我娘一边给她们倒热水，一边连珠炮似的问。
一来二去，事情就清楚了。她们是南方来的，那个姑娘叫陈雪，她娘叫刘玉梅。
来投奔一个八竿子才能打着的远房亲戚，说是我们这个城市什么“红旗路三十七号”。
可她们按着地址找过去，那地方早就拆了，盖了新的百货大楼。亲戚的影子都没见着。
更倒霉的是，在火车站，钱包被扒了。身上所有的钱，还有亲戚的联系方式，全没了。
刘玉梅本来就有老毛病，哮喘，这么一急一冻，就犯了。
陈雪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带着个病妈，在陌生的城市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昨天晚上，是实在走投无路，才在我们的楼下蹲了一夜。
我娘听完，不住地拍大腿：“作孽哦！这叫什么事儿！”
我心里直犯嘀咕，这剧本也太像故事会里编的了。我扯了扯我娘的衣角，想让她别轻易信了。
我娘瞪我一眼，那意思好像在说“你给我闭嘴”。
她当即拍板：“这大冷天的，你们能去哪？我们家还有个小偏房，堆了些杂物，收拾收拾还能住人。你们就先住下，等找到亲戚再说！”
陈雪一听，眼圈立刻就红了，站起来就要给我娘下跪。
“阿姨，使不得，这……这怎么行……”
“什么行不行的！让你住就住！”我娘一把扶住她，嗓门大得像是在吵架。
我爹周卫国叼着烟从房间里出来，扫了她们一眼，又看了看我娘，最后把烟头在鞋底上摁灭了，说了句：“救急不救穷。先安顿下来，再想办法。”
他一开口，这事就算定了。
我一百个不乐意。我们家就两室一厅，我、我爹妈，再加俩外人，这不成了大杂院了？
可看着陈雪她娘刘玉梅那张毫无血色的脸，再看看陈雪那双通红的眼睛，我反对的话，堵在嗓子眼，怎么也说不出口。
陈雪母女俩就这么在我家住了下来。
那个堆杂物的小偏房，也就五六个平方，放了一张单人木板床。她们母女俩就挤在那张床上。
家里突然多了两个人，哪哪儿都觉得别扭。
早上起来上厕所要排队，吃饭的时候桌子边挤得满满当当。我一个大小伙子，在家里光膀子都得注意点。
我心里烦，脸色自然好不到哪儿去。
可陈雪这姑娘，好像不知道什么叫累。
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悄无声息地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我娘的厨房，以前油腻腻的，被她用抹布蘸着碱水，擦得能照出人影。
她话不多，总是低着头干活。
我那些扔在盆里、沾满机油的工作服，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发现被洗得干干净净，晾在阳台上。袖口磨破的地方，还用细密的针脚给补好了，针脚匀得像机器缝的。
她娘刘玉梅，虽然身体不好，但人很体面。她不怎么出门，就在屋里待着，有时候会拿出她们那个破帆布包里唯一一本没被偷走的书，教邻居家不上学的半大孩子认字。
她们从不白吃饭。陈雪找了个在饭馆里洗碗的活儿，每天晚上回来，手上都是又红又肿。她把挣来的钱，一分不少地交给我娘，说是饭钱。
我娘当然不要，推来搡去，最后还是我爹发话，说钱先收着，就当是替她们存着。
可我还是觉得别扭。
一天晚上，我对我娘抱怨：“妈，她们到底要住到什么时候啊？这不是个事儿啊。”
我娘正在灯下择韭菜，头也不抬：“你懂什么。我看小雪这姑娘就不错，人勤快，心眼好，长得也周正。比你那个刘婶介绍的，眼睛长在头顶上的供销社姑娘，强一百倍。”
我一听这话，脑子“嗡”的一下。
敢情我娘这是打着这个主意呢！她这是给我找了个“童养媳”啊！
一股无名火从我心里蹿了起来。
从那天起，我开始变本加厉地给陈雪脸色看。
她给我端水，我当没看见。她跟我说话，我爱答不理。她洗好的衣服，我故意再弄脏。
我就想让她知难而退，让她明白，我们家不是她能待的地方，我周强也不是她能攀的人。
陈雪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她看我的眼神，从一开始的感激，慢慢变得有些躲闪和害怕。
我们之间的空气，冷得能结冰。
这种冷冰冰的对峙，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月。
转机发生在一个晚上。
我们厂里接了个急活儿，一个从德国进口的机床坏了，里面的一个关键零件磨损得厉害，得我们自己仿制一个。图纸是德文的，翻译过来，还有好几个地方对不上。
车间里的老师傅们研究了好几天，也没搞明白。最后这块硬骨头落到了我头上，谁让我年轻，眼神好。
我抱着那张比桌子还大的图纸，在厂里熬了两个通宵，眼睛熬得通红，满嘴都是燎泡，还是没弄明白其中一个传动结构。
那天晚上，我把图纸带回了家，摊在饭桌上，一边抽烟一边愁。
屋里的人都睡了，只有客厅的灯还亮着。
我正烦躁得想拿头撞墙，一杯热气腾腾的水，轻轻地放在了我的手边。
我一抬头，是陈雪。
她穿着一件旧的白衬衫，站在灯光下，显得很瘦。
“喝点水吧。”她小声说。
我没好气地“嗯”了一声，眼睛还死死地盯着图纸。
她没有走，就站在我旁边，也低头看那张复杂的图纸。
屋里很静，只听得见我急躁的呼吸声。
过了大概五分钟，她突然伸出手指，指着图纸上的一个地方，声音比蚊子还小：“这个地方……这里的数据和旁边的这个齿轮，是不是对不上？如果把这个轴承的角度，稍微改动一下，会不会更顺畅？”
我当时正钻牛角尖，一听这话，火气就上来了：“你一个女孩子家，懂什么机械图纸！别在这儿添乱！”
我的声音很大，吓了她一跳。
她赶紧把手缩了回去，低着头，小声说：“对不起……我……我爸以前也是机修厂的技术员，我小时候看过他画图……”
说完，她就准备转身回屋。
可她刚才那几句话，像是一道闪电，突然劈开了我混沌的脑子。
我猛地站起来，一把拉住她的手腕：“你等等！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她的手腕很细，凉凉的。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赶紧松开手。
我按照她刚才说的思路，拿起铅笔和计算器，在草稿纸上飞快地演算起来。
角度、齿比、公差……
十分钟后，我把铅笔一扔，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通了！
那个困扰了我和所有老师傅好几天的死结，就这么被她一句话给点破了！
我抬起头，呆呆地看着她。灯光下，她的脸有些发红，眼神里带着一丝不安。
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真正地说了话。
我知道了她高中毕业，成绩在学校是顶尖的，本来考上了省城的大学，但因为家里穷，加上她爸去世，她妈身体又不好，最后只能放弃了。
她对机械的了解，都来自于她那个当了一辈子技术员的爹。
从那以后，我再看陈雪，眼神就不一样了。
我不再把她当成一个闯入我们家的麻烦，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聪明、坚韧，却被命运捉弄了的姑娘。
我开始主动跟她说话。
我会给她讲厂里发生的趣事，比如哪个师傅操作失误，差点把车床给干报废了；比如食堂的大师傅，炒菜的手艺十年如一日的难吃。
她听着，偶尔会笑。她笑起来很好看，眼睛会弯成月牙。
她也开始跟我说她家乡的事。她说她们家乡的山，一到春天就开满了杜鹃花，红得像火一样。她说她小时候喜欢去河里摸鱼，结果被水蛇吓得哭着跑回家。
我娘张桂芬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她开始变着法地给我们创造机会。
“周强，家里酱油没了，你带小雪去副食品店买一瓶。”
“周强，你今天休息，别老在家待着，带小雪去公园逛逛，听说中山公园的花都开了。”
我不再反感，甚至有些期待。
1990年的城市，没什么娱乐。所谓的逛公园，也就是两个人并排走在铺满落叶的小路上，一句话不说，也能走上一个钟头。
有时候，我的手会不小心碰到她的手，我们俩都会像触电一样，飞快地弹开，然后脸红到脖子根。
那种感觉，又笨拙，又紧张，但又甜得发腻。
家里也因为我们关系的和缓，变得越来越有“家”的样子。
我爹周卫国，甚至会主动跟刘玉梅下棋。刘玉梅的哮喘，在我娘的精心照料下，也稳定了很多，很少再犯。
我甚至已经习惯了，每天下班回家，能喝到陈雪给我倒的热水，能穿上她给我洗干净、补好的衣服。
我觉得，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也挺好。
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么平淡地走下去，直到有一天，我鼓起勇气，跟她说“我们处对象吧”。
可生活，从来就不按你想的剧本走。
真正的风暴，来得又急又猛。
那是初冬的一个深夜，我睡得正沉，突然被我娘的呼喊声惊醒。
“周强！快起来！出事了！”
我一个激灵坐起来，冲到客厅，就看见陈雪抱着她娘刘玉梅，瘫坐在地上。
刘玉梅脸色青紫，嘴巴张得老大，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喉咙里发出一种可怕的、像是破风箱一样的“嗬嗬”声。她的手死死地抓着自己的胸口，身体不停地抽搐。
“妈！妈！你别吓我！”陈雪哭得撕心裂肺，声音都变了调。
“快！送医院！”我爹当机立断，披上衣服就往外冲，去邻居家借板车。
我们手忙脚乱地把刘玉梅抬上板车，我拉着，陈雪在后面推着，一路疯跑，冲向离家最近的市第二医院。
深夜的急诊室，灯光白得瘆人，空气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
医生检查完，把我和陈雪叫到一边，表情很严肃。
他说，病人是重度哮喘引发的急性肺部感染，加上长期营养不良，身体底子太差，情况很危险。必须马上住院，进行手术治疗，不然随时可能……
“医生，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妈！”陈雪“扑通”一声就跪下了，抱着医生的腿不放。
医生叹了口气，说：“我们肯定会尽力。但是……你们要做好准备。手术费，加上后期的治疗费，至少需要三千块钱。”
三千块。
这个数字像一颗炸雷，在我脑子里轰然炸响。
1990年，三千块钱是什么概念？
我爹是厂里的老技术员，一个月工资一百二。我当学徒，一个月三十五。我娘没有工作。三千块，是我们家不吃不喝，要攒好几年的钱。
那是我爹妈压在箱底，给我娶媳妇、办酒席用的全部家当。
陈雪听到这个数字，整个人都傻了。她松开医生的腿，呆呆地跪坐在冰冷的地上，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串一串地往下掉，却没有发出一丁点声音。
那种绝望，像是要把人活活吞噬。
那天晚上，我娘陪着陈雪守在医院。我跟我爹回了家。
一进门，我爹就坐在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屋子里很快就烟雾弥漫，呛得人睁不开眼。
我们俩谁也没说话，就那么坐着。
我知道，我爹在想什么。我也在想。
那三千块钱，拿出来，刘玉梅未必能救活，我娶媳妇的钱就没了。不拿出来，那就是眼睁睁地看着一条人命，在我们面前消失。
那一夜，格外漫长。
天快亮的时候，我爹摁灭了最后一个烟头，起身走进房间。
再出来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个用手绢包得方方正正的东西。
他把手绢打开，里面是一个陈旧的存折。
他把存折拍在桌上，看着我，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周强，你也是个爷们了。这事，你怎么看？”
我看着那本存折，脑子里全是陈雪那张惨白的脸，和她跪在地上无声流泪的样子。我想起她给我补的衣服，想起她深夜给我倒的那杯热水，想起她给我娘捶背，想起她教邻居家孩子认字的耐心……
她来到我们家，从没要求过什么，只是默默地干活，想让自己和她娘，活得有一点点尊严。
我猛地一拍大腿，站了起来，声音因为一夜没睡而沙哑得厉害。
“救！”
我只说了一个字。
“钱没了，可以再挣。人要是没了，就真什么都没了！”
我爹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似乎亮了一下。他点了点头，说：“好。像我周卫国的儿子。”
第二天一早，我爹就去了银行，把存折里的钱全取了出来。三千零二十八块五毛。他把那二十八块五毛装进自己口袋，把整整三千块，用一块蓝布包好。
我娘从医院回来，拿了钱，又赶回了医院。
后来我娘跟我说，当她把那包钱塞到陈雪手里的时候，陈雪捧着那笔沉甸甸的钱，浑身都在发抖。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张了张嘴，眼泪就先下来了，然后对着我娘，就要往下跪。
我娘死死地拉住她，说：“孩子，别怕，有我们在呢！先给你娘治病，钱的事，以后再说，不着急。”
我听了，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有点心疼那笔钱，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的踏实。
我甚至开始盘算，等刘玉梅病好了，我就正式跟我娘说，我要娶陈雪。我们俩一起上班挣钱，这三千块，我们自己还。
我还想着，等我们结婚了，就把那间小偏房好好收拾一下，给她娘住。
我想得很远，很美。
钱交到陈雪手里的第二天早上，我娘特意在家炖了只老母鸡，装在保温桶里，让我给她们送去。她说病人要补补。我心里也挺高兴的，觉得这事总算有了个奔头。
我提着沉甸甸的保温桶，哼着小曲，骑着我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永久”牌自行车，一路赶到了医院。
我熟门熟路地找到刘玉梅住的那个三人病房，一进去，脚步就顿住了。
靠窗的那张病床，是空的。
床上白色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有棱有角，像是我在部队时叠的豆腐块。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好的预感猛地蹿了上来。我抓住一个路过的护士，急急地问：“护士，这床的病人呢？那个叫刘玉梅的。”
那个小护士看了我一眼，想了想，说：“哦，那床的啊，走了。天不亮就来办了出院手续，她女儿扶着走的。”
走了？
我脑袋“嗡”的一声，手里的保温桶差点掉在地上。
我来不及多想，扔下自行车，疯了一样往家跑。那几里路，我跑得肺都要炸了。
我一口气冲上二楼，用钥匙哆哆嗦嗦地开了半天才打开门。
我娘正在厨房忙活，看我这样子，吓了一跳：“强子你这是怎么了？见鬼了？”
我没理她，一把推开那间小偏房的门。
屋里，空空如也。
那张小小的木板床上，铺着的旧褥子被叠得整整齐齐。她们来时背的那个破帆布包，不见了。所有她们来过的痕迹，好像都被刻意抹去了，干净得就好像她们从来没有在这里住过一样。
只有那张掉漆的小桌子上，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叠钱。
一沓一沓的“大团结”，捆得结结实实。我一眼就认出来，那是我爹昨天刚从银行取出来的。
钱的旁边，压着一张折起来的信纸。
我像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扶着门框，才没让自己滑下去。
我娘也跟了过来，看到屋里的情景，和桌上的那叠钱，也愣住了。
“这……这是怎么回事？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