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九龙杯”失踪，查明凶手后，周恩来命人追回：不能伤了感情

1971年3月下旬，上海的春雨刚停，衡山路一带还带着潮气。就在这个看似普通的时节，一只来之不易的瓷杯，引出了外交礼仪、国家体面和个人品行之间的一场微妙较量。

衡山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后来回忆，那几天院子里格外紧张，走廊里脚步声都轻了几分。很多人心里都明白，事情已经不再是一个“杯子”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事情真正被推到关键节点，并不是出在公安调查，而是出在一个人身上——周恩来。

一、从“恨山宅”到“衡山俱乐部”

衡山俱乐部的故事，要从更早几年说起。

原来的院子，名字并不好听，叫“恨山宅”。据说是因为清代有位号为“恨山”的名士曾在这里居住，老上海人讲起来，多少带点旧时代的气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需要几处规格较高的内部宾馆，用来接待中央领导和来访的外国贵宾，上海市委领导在全市范围内挑选地点，最后相中了这一片幽静的老宅。

负责上海和华东局工作的柯庆施看过之后，对地方位置很满意，对旧名字却颇有些不悦。“恨”字多少带些晦气，他一合计，干脆借谐音，将“恨山”改作“衡山”，取“平衡”、“稳重”之意。再考虑到宾馆只对内部开放，于是，便有了“衡山俱乐部”这个名称。

1959年竣工后，这里成为重要的内部接待点。中央领导到沪，多半在此落脚；很多外宾访华，也会安排住在这里。院内树木成荫，小楼错落，外表看似普通，实际却是当时上海接待系统中的“要地”。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衡山俱乐部工作的服务员、仓库管理员、保卫干部，大多是从各单位精挑细选出来的，政治可靠、作风严谨。这些人后来回忆起“九龙杯”事件时，仍难掩那种当年“心里一紧”的感觉。

二、罗马尼亚工作小组的“试宴”

时间来到1971年3月2日。

这天下午，一架“波音737”客机从北京起飞，飞向上海虹桥机场。机上乘坐的是罗马尼亚政府派出的一个工作小组，共27人。他们的任务，是为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即将到来的访华活动做前期筹备，对沿途接待、食宿安排、保卫措施进行实地考察。

这一年，中国的对外关系正处在微妙阶段，对外事活动的每一个细节，中央都十分重视。罗马尼亚是社会主义阵营内的重要国家之一，中罗关系当时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往来，这个工作小组的到来，自然被视为一件要事。

工作小组抵达上海后，被安排入住衡山俱乐部。这并不是普通住处，而是对规格的一种明确表态。接待方将他们的第一顿正式宴会，也安排在了这里。

当晚7点，宴会开始。餐桌上的菜式是严格按照接待国家元首的标准来安排的，甚至有人说，与之后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时相比，规格差不多。罗马尼亚客人一边品尝菜肴，一边频频点头，嘴里说着“这是自出生以来吃到的世界上最好吃的菜”，虽然话里不免有些外交场合的客气，但能看得出，他们是真心满意。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宴会还有一个“任务”——试用一批特别的酒杯。这批酒杯，就是后来引发风波的“九龙杯”。

三、一只“九龙杯”的来历

“九龙杯”这个名字，听上去就不普通。

在中国瓷器史上，“汝窑”是绕不过去的名词。宋代“汝、官、定、钧、哥”五大名窑之中，“汝窑”最是稀罕，流传至今的真品屈指可数，多集中于世界几家著名博物馆以及少数收藏家手中。因为存世量极少，价格和地位都难以估量。

自南宋以后，历代工匠不断尝试仿制“汝窑”工艺，釉色、胎质、窑温，反复实验，但始终难以成功。直到1958年，景德镇有位长期研究古瓷的专家，凭借多年经验，在试验中烧制出一批釉色、质感都相当接近“汝窑”的仿品。严格说这不是真“汝窑”，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已经相当难得。

有意思的是，这件事刚开始并未在全国范围引起轰动，却被上海市委交际处的人注意到了。他们很敏锐地意识到，这类高档仿古瓷器，很适合用于接待重要外宾。于是，交际处的同志连夜赶往江西，与那位专家联系，专门定制了一套36只的酒杯，杯身饰九龙纹样，故而命名为“九龙杯”。

杯子烧成交货没多久，这位专家在一次车祸中不幸去世，烧制过程的很多细节也未完全系统整理。从此，这套36只“九龙杯”，实际就变成了无法复制的孤品，价值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工艺品。

“九龙杯”运到上海后，衡山俱乐部的负责人站在库房里，看着木盒中一只只泛着幽蓝光泽的酒杯，心里既喜欢又犯难。这样贵重的东西，是不是适合拿出来使用？要是磕了碰了，责任谁担？

后来，有人向柯庆施请示。柯庆施看过“九龙杯”后，做了一个折中的决定：只有在接待重要外宾的宴会上，才允许使用这套酒杯，而且由专人保管，严格清点。这条规矩随后就固定下来，日常接待一律不用。

1971年，罗马尼亚首脑准备来华访问，根据接待安排，上海段要体现一定“分量”。接待部门讨论后认为，有必要在重要场合使用“九龙杯”。不过也有人心里犯嘀咕：在中国人眼里，这是难得的宝物，在外国客人眼里，会不会只是个普通杯子？为了“试水”，上级决定先在工作小组的宴会上拿出来用一次，看反响如何，再做定夺。

事实证明，外国客人对“九龙杯”极为青睐。宴会上，几位罗马尼亚客人端着杯子反复端详，轻轻抚摸杯身，讨论釉色和纹饰，连连赞叹。陪同人员看到这一幕，原本悬着的心，算是放下了。

谁也没有想到，隐患就在这场看似顺利的宴会之后悄悄埋下。

四、库房里的惊呼

宴会结束，已是夜色沉沉。服务员们在餐厅忙着收盘子，清理桌面，厨房那边则开始对酒杯进行清洗、消毒。

负责端送“九龙杯”的，是年轻服务员小方。她等杯子全部清洗消毒后，配合厨房工作人员把杯子一只只放进木盒，确认盖好盒盖，这才抱着盒子往仓库走。

仓库管理员小洪当时正在桌前写材料，小方进来时，他抬头应了一句，听完交接说明，随手把木盒放在桌边，便低头继续写。小方离开仓库，转身又忙别的工作去了。

过了一会儿，另一名仓库管理员蒋玲从隔壁房间过来。她看到桌上放着木盒，按照规定拿起本子做注销登记。登记完，她顺手打开盒盖，准备按惯例再清点一遍。

这一看，她整个人愣住了——36只“九龙杯”，只剩下35只。

“怎么会少一个？”她下意识喊出了声。

小洪听到动静，赶紧放下笔凑过来，仔细数了两遍，也变了脸色，“这……这怎么回事？”

仓库这种地方，向来以谨慎著称，两个人对视了几秒，谁都明白事情的严重性。蒋玲赶紧追问：“是谁送来的？”小洪答：“小方。”蒋玲立刻让他打电话，把小方叫回来。

小方急匆匆赶回仓库，看见木盒里空出的那个位置，整个人都愣住了，一时连话都说不利索。她说杯子是从厨房消毒后整盒送来，中途没有掉落，也没交给别人。可能是消毒时少放了一只，她提出再去厨房问问。

几个人一路跑到厨房，把参与洗杯、消毒、装盒的服务员都叫到一起，一个个追问。遗憾的是，没有人记得清点过数量，大家只顾着把杯子洗干净、消毒到位，对“36只是不是都在”这一点，谁也不敢拍胸脯。

厨房翻了个底朝天，餐厅也找了个遍，连地沟边、角落里都看过了，还是没有。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只能向上汇报。

接待贵宾用的稀有瓷杯突然少了一只，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库房差错，而是涉及国有财产、对外接待形象的大事。

五、保卫科的推理

接到汇报后，衡山俱乐部保卫科很快派出两名干警，到现场了解情况。简单问明经过后，他们第一时间向保卫科长刘金城打电话请示。

刘金城经验丰富，听完情况，意识到事情不简单，立即赶往俱乐部。与此同时，衡山俱乐部副主任黄业光也接到通知，匆匆赶来。

在办公室里，两人一碰面，黄业光拉着刘金城的手，一再叮嘱：“这件事就拜托你们了。”一句话听起来平常，背后却是沉甸甸的压力。

刘金城和两位干警商议后，决定从最后接触“九龙杯”的两个人查起——小方和小洪。两人先后被叫来单独询问，各自陈述了自己看到的情况。口供听上去没有明显漏洞，但要不要相信，还得有印证。

干警特别注意了时间。按照记录，从小方把木盒送到仓库，到蒋玲发现杯子少了一只，总共过去了33分钟。而在这段时间里，小洪声称自己一直在写材料，没有离开仓库。

为了验证这一点，刘金城让小洪把刚写完的文件拿来。翻看之下，他发现，那半页纸以小洪的文化程度，至少需要半个小时才能完成。这样一对照，时间基本吻合，可以推断小洪确实没有离开仓库，更没有机会把杯子拿走。

这样一来，小洪暂时可以排除嫌疑，调查的重点就落到了小方身上。

被叫来再次询问时，小方已经吓得直发抖。刘金城见她情绪紧张，语气刻意放缓，安慰几句，让她慢慢回忆，不要隐瞒，也不要添油加醋，只说自己记得的。

经过一点点追问，小方的记忆逐渐清晰起来。她回忆，收拾餐厅时，她先去厨房喝了口水，回来时刚好看到“九龙杯”已经消毒完毕，被放进木盒。她抱起木盒往仓库走，中途有人叫她，是俱乐部一个叫居明的同事。

“他叫我进屋，说团支部明天开会，团支书白天没见到我，让他转告一下。”小方说，当时她把木盒放在门口，进屋听完几句话，又聊了几句，就拿起木盒继续往仓库去了。

干警立刻抓住这个细节：“木盒放在门口那一会儿，有没有别人经过？”小方摇头，说自己没注意，但是她强调，自己再出来拿木盒时，盒盖仍然好好盖着。

这一点很关键。刘金城随即安排人，对这段情形做了一个模拟：按当时走廊环境和时间推算，在几乎没有其他人员进出的情况下，想在短短几十秒里悄无声息打开木盒，取走一只杯子，再把盒盖复原，风险极大。

更重要的是，小方被临时派去送“九龙杯”，原来并不在这道程序上。如果有人事先策划偷盗，很难提前知道会由她负责送杯子，这种临时性安排本身，削弱了“内外串通”的可能。

调查顺势推进。居明被叫来做笔录，他对刚才的情形描述与小方完全一致。保卫人员随后又去团支部书记家里核实，对方也证实了关于开会通知的说法。这个支线调查完成后，小方的嫌疑基本被排除。

线索看起来又断了一截。

六、垃圾车与苏州河边

排除仓库和服务员内部作案的可能后，问题又回到一个关键点：杯子到底是什么时候丢的？是不是在送进木盒之前，就已经少了一只？

这就意味着，要重新把时间往前推。在“九龙杯”被送入库房之前，有没有外来人员在相关区域活动？如果有，他们是不是可能成为新的嫌疑对象？

刘金城让人调出俱乐部的出入登记，发现宴会结束到杯子入库前这一段时间里，有一辆环卫所的垃圾车进入俱乐部后院。司机进来，把餐厅后面的十几袋垃圾装上车，然后离开。

从常识判断，一个开垃圾车的环卫司机，主动来偷一只精致瓷杯的可能性不算大，但也不排除这种情况：杯子不慎落入垃圾袋，被连同餐后垃圾一并运走。只要存在这种可能，保卫科就不能不查。

于是，刘金城带着三名干警，赶到环卫所。经过打听得知，昨天天负责运垃圾的司机已经出车，他们只好绕路去拦车。司机详细回忆说，那批垃圾已经倒在北新泾镇外苏州河边的指定地点。

一行人风风火火赶去苏州河边。现场垃圾是分类倾倒的，每个车队负责的垃圾还能看出大致区域。好在从昨天到现在，时间不长，司机倒下的那一堆垃圾基本保持原样。

刘金城又调来20名干警和部分俱乐部服务员，一起下手翻找。苏州河边风大，带着一股潮湿的味道，大家把一个个垃圾袋撕开、翻动，找得满身都是污水污物。听说他们在找一个“必须找回来的宝贝”，附近一些环卫司机和装卸工也自发过来帮忙。

两个多小时后，十几包垃圾翻了个底朝天，除了菜叶、剩饭、破纸、碎玻璃，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更不要说一只完整的酒杯。就在大家疲惫不堪的时候，又有一辆垃圾车开过来，司机远远看了一阵，提醒一句：“刚才有人在这里捡废品，会不会给人捡走了？”

这个说法不无道理。干警们立即打听周围常来捡废品的人，很快就找到了三个熟脸。他们都表示，并没有捡到什么酒杯，还主动把自己刚捡来的东西摊开接受检查，里面也确实没有任何瓷器。

这条线索等于又断了。众人站在成堆的垃圾旁，个个满脸倦容。时间已经来到3月26日中午，连轴转了几天的保卫人员都到了极限，眼睛发涩，哈欠连连。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任务突然压了下来。

七、周恩来的追问

刘金城刚准备找个地方眯一会儿，电话响了：周恩来要来衡山俱乐部。

这次到上海，周恩来的任务之一，是陪同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率领的代表团在沪活动。原计划接待地点是锦江饭店，但因突发情况改到了衡山俱乐部。消息一传到保卫科，所有与安全有关的工作立刻压过“九龙杯”一事，被放在第一位。

保卫对象变了级别，保卫任务也立刻升级。巡逻路线、出入口控制、会场周边布置，全都要重新调配。刘金城迅速将人手撤回各自岗位，“九龙杯”的调查暂时搁置。

当天下午1点20左右，周恩来陪同黎笋走进俱乐部，参加接待宴会。席间两人相谈甚欢，交流内容主要涉及中越两党关系、国际局势等宏观问题。服务人员只能远远看着，总理举杯、敬酒的动作一如既往地自然，丝毫看不出俱乐部内部正为一只酒杯焦头烂额。

宴会结束后，周恩来回到客房休息。他招手叫来一位年轻服务员，随口问了一句：“你们这里，是不是出了什么惊动全单位的大事？”

这位服务员愣住了。她只觉得这几天气氛有些紧张，但没想到总理已经察觉到不对。一时之间，她手足无措，稍微犹豫之后，只好老老实实将“九龙杯”丢失的情况讲了一遍。

周恩来听完，眉头略微一皱，并未多说什么。服务员退出来以后，赶紧向客房部负责人汇报。一听她刚刚把事情原原本本对总理说了，负责人先是脱口而出一句“多嘴”，话没说完，又很快意识到这话不合适。总理亲自问起，谁也不敢隐瞒，事情到了这一步，再埋怨已经没有意义。

不久，衡山俱乐部副主任黄业光接到通知：周恩来要见他和保卫科长刘金城。

两人走进房间，第一反应就是主动做检查检讨。周恩来抬手示意他们先坐下，语气平和，却十分明确：“’九龙杯’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其中有需要吸取教训的地方，暂时不谈。现在最要紧的，是设法把那只杯子找回来。”

他简单解释了一句原因：“’九龙杯’的制作者已经去世，世界上只有这一套。这是国家的宝贵财产，不能丢。”

话不多，却点得很清楚。

八、从影像资料里找答案

在刘金城的汇报中，保卫科前期的调查已经基本把俱乐部内部人员排除了，剩下的线索不是太杂，就是太薄。周恩来听完后，略作沉吟，说了一句点题的话：“是不是应该把‘九龙杯’从出库，到最后发现丢失的全过程，再细细梳理？比如说，宴会上有没有什么情况被忽略了？”

这其实是在提醒：调查不能只围着库房和厨房转，要把时间线拉到宴会现场。刘金城当场点头，承认这一块确实考虑不够。

周恩来接着又提了一个具体的方向：“你们不是有拍电影、拍电视的吗？把昨天拍的片子调出来好好看看，说不定能查出点什么。”

这一提，等于直接给出了一个抓手。那场为罗马尼亚工作小组准备的宴会，确实有电影厂和电视台前来拍摄素材，原本只是想留作外事宣传的影像资料，谁也没想到，有一天会成为侦破“失踪酒杯案”的关键证据。

离开客房后，黄业光和刘金城立刻分头行动，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视台去调昨天拍摄的样片。工作人员一边找胶片，一边把原始素材放在放映机上播放。

在反复观看中，一个细节逐渐清晰起来。

镜头扫到B桌时，有一位罗马尼亚外宾特别显眼。他频频举杯，对“九龙杯”的兴趣明显超过身边的人。画面显示，他先是从不同角度观察杯子的纹饰和釉色，反复摩挲杯身边缘，在灯光下仔细端详。随着酒渐渐喝多，他脸上的表情有了几分兴奋。

再往后看，一个稍纵即逝的动作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在周围人注意力不集中的瞬间，这名外宾把手中的“九龙杯”自然一扣，顺势送向自己脚边的手提包位置。由于桌布很长，加上镜头切换，并没有完整拍到整个动作，但在另一段电视样片里，可以看到他不动声色拉近手提包，做了一个微小的放置动作。

胶片停在这一刻，放映室里一片寂静。

刘金城忍不住低声嘟囔：“好家伙，手脚还挺利索。”黄业光也是第一次碰到外宾“顺手牵杯”的情况，不由得摇头感叹：“时代在往前走，见到的事也越来越新鲜。”

通过外交渠道核实身份，很快确认这名外宾的背景：罗马尼亚外交部文化秘书，34岁，属于工作小组成员之一。

事实已经十分清楚，“九龙杯”不是在库房丢的，也不是被垃圾车带走，而是被一位拥有外交身份的外宾悄悄装进了包里。

问题随之而来：既然人家是外交官，按国际惯例享有一定豁免权，法律上很难采取强制措施；同时，中罗关系当时正处在良好阶段，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在两国关系上留下一道裂痕。杯子要不要追？怎么追？追到了，又该怎么收场？

这就不是普通保卫干部能够拍板的事了。

九、“要有礼貌，不能伤了感情”

当晚，周恩来主动打来电话，询问“九龙杯”的最新情况。黄业光如实汇报调查结果，重点说明了盗拿者的身份，以及眼下面临的现实难题：不能按一般偷盗案件那样处理，却又不能放任不管。

电话那头安静了片刻，周恩来让黄业光马上到住处一趟。

见面时，周恩来先握了握他的手，说了一句“辛苦了”，语气不重，却足以让黄业光心里一热。他赶紧说明俱乐部上下最近几天为寻杯奔波的情况，同时把自己在处理方案上的顾虑和盘托出。

周恩来认真听完以后，态度非常明确：“’九龙杯’是国家的宝贵财产，必须设法追回。”话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又补上一句分量同样不轻的话，“不过，要有礼貌，不能伤了感情。”

这两句放在一起，很能说明当时处理问题的尺度。既不能放弃原则，也不能不顾大局。既要维护国家财产的完整，又要考虑两国之间刚刚打开局面的关系。

黄业光脸上表情有些为难，既想把杯子要回来，又不知道如何开口。周恩来看出了他的犹豫，反而安抚了一句：“先别急，我们一起想办法。人家有办法取走，我们就一定有办法取回来。”

这一句，看似半开玩笑，却体现出一种笃定。他抬头想了想，突然问：“今天晚上，罗马尼亚方面有没有安排什么活动？”

“今晚没有安排。”黄业光回答。

“那就好。”周恩来很快理出一个思路，“晚上越南同志要去看杂技表演，可以邀请罗马尼亚的客人一同去。”

这一步表面上是礼节性安排，实质上是把对方从宾馆请到一个特定的公共场所，为下一步行动创造条件。至于怎么“取回”那只杯子，周恩来已经在心里构出了一个框架。

他向黄业光详细交代了操作步骤，末了又提醒了一句：“那位外宾既然把杯子看得很珍贵，十有八九会放在随身的手提包里，不会离身。我们正可以借这个特点做文章。”

方案既不涉及公开指责，也不涉及正面冲突，还能让对方在众目之下“识趣”配合。不得不说，这种方式相当讲究分寸。

十、杂技舞台上的“魔术”

当天晚上8点，上海杂技团的演出准时开场。

剧场内灯光亮起，座位已经安排妥当。周恩来陪同黎笋坐在第一排，罗马尼亚的工作小组成员则坐在第二、三排。表演节目一个接着一个，飞车、倒立、空竹，掌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渐渐热烈起来。

在某个节目结束之后，一名身穿西装的魔术师走上舞台。他端着一个银色托盘，托盘上盖着一块紫红色绸布。观众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场内稍稍静了一些。

魔术师缓缓揭开绸布，托盘上摆着三只造型精致的酒杯——正是“九龙杯”。在灯光映照下，杯身的釉色泛出柔和的光泽，看上去与宴会时如出一辙。

只不过，此刻观众席上，知道内情的人并不多。

魔术师从怀中掏出一把玩具手枪，笑着说：“我开一枪，这几只杯子，就会飞到我想让它们去的地方。”话音未落，他举起枪，对准其中一只杯子“砰”地开了一枪，舞台上烟雾一闪，托盘上的三只杯子，似乎少了一只。

观众席上先是一片惊呼，紧接着响起零星掌声。有人以为这只是普通“障眼法”，有人在猜杯子藏到哪去了。

这时，魔术师一步步走下舞台，目光若有若无地落在那位罗马尼亚文化秘书身上。他在对方面前停下，对着麦克风大声说：“刚才那只被枪声‘打飞’的杯子，现在就在这位先生的手提包里。先生，请您帮个忙，把包打开，让大家看看。”

此刻，对方已经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不打开，现场几百双眼睛看着，不好交代；打开，事情虽会尴尬，但“魔术”的说法给他留了一条台阶。稍作犹豫之后，他还是把包拉开，从中取出了那只熟悉的“九龙杯”，脸上勉强挤出一副“十分惊奇”的表情，配合着当成节目一部分。

普通观众并不知情，只觉得这个魔术有点“出神入化”，纷纷鼓掌叫好。有些人还转头对同伴小声感叹：“这魔术真厉害，杯子怎么就跑到包里去了？”

坐在一排的黎笋看得津津有味，忍不住朝周恩来竖起大拇指，说了句“了不起”。周恩来只是淡淡一笑，顺势答道：“这是上海杂技团最近排练的新节目，还不算成熟。”语气平静，没有再多解释。

在掌声和欢呼声中，那只从宴会桌上“消失”的“九龙杯”，重新回到了中国方面的掌握之中。

十一、杯子之外的意味

“九龙杯”失而复得，故事好像画上了一个句号。但稍微多想一点，就会发现其中有不少耐人寻味的地方。

一是国宝意识。

严格说，这套“九龙杯”在法律意义上还未必被正式认定为“文物”，但在当时的接待系统和管理者心中，它已经是“国宝级”的存在。制作者身亡、工艺难以复制、数量极少，这些因素叠加起来，使它远远超出了“一套酒具”的范畴。

正因为如此，从交际处的主动定制、库房的格外谨慎，到柯庆施定下“只在重大外事活动中使用”的规矩，可以看出一种很清楚的态度：珍重来之不易的东西，不光是出于经济价值考虑，更关乎国家形象和文化自尊。

二是办事方式。

“杯子丢”这件事，按一般思路，最直接的反应无非是“严查严办”。但当作案者被确认是一名持有外交护照的外宾，事情立刻变得复杂。既要维护国家财产，又要兼顾外交礼节，不是一句“法不容情”就能解决的。

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的处理方式，很有代表性。先是强调“必须设法追回”，表明立场，随后又补上“要有礼貌，不能伤了感情”，相当于同时给出了原则和边界。再往下，用“杂技魔术”的形式公开“请杯子回家”，既避免正面冲突，又让对方明白“中国方面已经心中有数”，分寸拿捏得很细。

三是制度和细节。

从调查过程看，衡山俱乐部内部的登记、交接、保管制度并非一无是处，但也暴露出几个薄弱环节：洗杯环节没有逐只清点，木盒在走廊短暂停留缺乏监控，服务员对“珍贵程度”的心理认识不足等等。这些都被刘金城在汇报中如实反映，也成为后来内部总结时的重要教训。

有趣的是，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叠加起来，才给了外宾“顺手牵杯”的机会。换个角度想，如果每一个环节都再紧一点，可能这位文化秘书连“下手”的机会都没有。

四是人心和尺度。

对那位罗马尼亚外宾而言，很可能只是觉得这只瓷杯“太喜欢了”，一时贪念作祟，便放进自己的包里。也许在他的观念里，这只不过是“带走一个纪念品”。但在接待方眼里，这就不仅是拿走一个杯子的问题，而是对国家财产、对接待规矩的一种冒犯。

这里确实有文化观念差异的因素，但更关键的，是如何在不撕破脸的前提下，提醒对方“这道线不能随便踩”。杂技场上的那场“魔术”，说到底，就是这样一种提醒：杯子可以回到原位，场面可以不闹僵，但事情不会被当成什么都没发生。

很多年后，参与过这件事的人回忆，印象最深的倒不是现场拍桌子的激烈场面，而是周恩来那句平静的交代——“要有礼貌，不能伤了感情”。话不多，却把“该坚持什么，不该破坏什么”说得很清楚。

“九龙杯”最终安然留在了中国。至于那位曾经把杯子放进手提包的外宾，此后在公开场合再也没有人提起他的名字。事情就停在这个节点，不往后追，也不对外宣扬，留下一段在档案和少数记忆中流传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