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50大寿，各大文人皆为其赋诗祝贺，熊十力出言讽刺：秃秃秃

1937年秋天，湖北黄冈的乡间已是凉意渐深。有人提起城里学生读书浮躁、写字潦草，有位老先生叹了口气：“心不静，字就乱。”转而又说起几十年前的一桩旧事：那年一个十几岁的穷孩子，因为不肯受人讥笑，拎着书包就从学堂里走了出来，硬是靠着在蒙馆授课闯出一条路来。这个少年，便是后来敢当众讥骂蒋介石、也敢跟毛泽东顶真的哲学家——熊十力。

有意思的是，这个人一辈子嘴硬、脾气倔，看谁都不太顺眼，却对“学问”两个字近乎偏执地认真。看清了清末的衰败，也看过辛亥后的混乱，在军中摸爬滚打，又转身扎进佛学与儒学的世界，最后干脆用一支笔，把自己送上“熊圣人”的位置，同时也把自己送进了权力中心人物的视线里。

一、从“举头天外望”到“革命不如革心”

熊十力1885年出生在湖北黄冈一个普通读书人家庭。父亲是私塾老师，家里清苦，他小时候只能在家中借着父亲的课本识字。年纪不大，他就显出记忆力惊人的一面，读书一目十行，过目不忘，连大人都觉得这孩子心气太高。

父亲去世之后，他总算有机会进入学堂，按理说可以按部就班读书求仕。偏偏他性子要强，听不得同学几句讥笑，干脆一甩袖子回了家。后来有人来问，蒙馆缺先生，你敢不敢去教？他张口便来一句：“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这话多少有些狂，可从他嘴里说出来，却是在场人都听得出，他是真的信。

少年时代的他，对清末的腐败已经有了朦胧的反感。在乡下看到的，不只是田间、祠堂，还有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和地方豪强。久而久之，他对“做学问求功名”的兴趣，反而不如对“改造社会”的热情来得实在。于是到了十五岁，他索性参军，投身武昌新军，希望在枪炮声中找到一条救国之路。

在新军的几年里，他先后进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又和一批有志青年成立黄冈军学界讲学社，议论新学、鼓吹革命。辛亥革命一爆发，他自然义无反顾地站到了孙中山一边，参加各类运动，奔走呼号，觉得只要推翻旧制度，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然而现实很快泼了他一盆冷水。政局反复，党人内斗，权位之争此起彼伏。他看在眼里，慢慢生出一种失望：革命理想崇高，行事的人却未必配得上这些口号。他后来回顾那段岁月，常说一句话的大意就是：枪杆子可以换制度，却未必能换人心。

政治斗争越演越烈，他的心反而越冷。试想一下，一个把性命压在革命上的人，突然发现“党人竞权争利”，难免生出“革命不如革心”的念头。于是他脱下军装，离开政治舞台，转身埋头读书，希望从思想上寻找一条新路。

三十五岁那年，他拜在著名佛学大师欧阳竟无门下，开始系统研习佛法。那时他已不年轻，却甘愿从头做起。生活极其窘迫，连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弟子回忆，那时候老师只有一条裤子，洗了就挂在佛像头上晾，干了再穿，连他自己也拿这窘状当笑话讲，可从不向权贵伸手。

这段清苦岁月，却成了他思想成熟的关键时期。十多年潜心钻研之后，他写成《新唯识论》，试图以现代思维重构佛学体系，也为中国哲学寻找新出路。书一出，不少同门师友看不惯，批评他离经叛道，争论甚嚣尘上，他干脆回以一句“井底之蛙”，闹得师门不宁。

既然合不来，他索性自立门户，在南京开讲“新唯识论”。讲坛之上，他旁若无人，声如洪钟，听众中不少是当时学界有名的人物，却也被他震住。有人评价他，学问有新意，气魄大得很，他自己更不客气：“当今讲晚周诸子，能讲的只有我熊某，其余都是胡说。”这种口气，在当时的学术圈里也算少见。

蔡元培看重他的才华，将他聘为北大教授。不过他不爱规矩，不肯乖乖去教室上课，偏要学生自己上门。他在家讲学，经常讲得起劲时，拍拍学生的头以示警醒，久而久之，学生纷纷往后排挤，只怕被这一巴掌拍得头晕眼花。

他性情刚烈，与人争论动手是常有的事。和梁漱溟谈学问，争到激烈处，他竟当面一连打了三拳，还骂对方“笨蛋，大笨蛋”。梁漱溟了解他的脾气，转身就走，并未记仇。至于与小说家废名，则是直接在屋里扭打成一团，旁人劝不住。可第二天，两人又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围绕佛学理论舌战不休。

有意思的是，学界中真正懂他的，反而愿意忍受他的暴躁。梁漱溟就说，自己每次看到熊十力的新书，总是第一时间拿来细读，哪怕不赞同，也要弄清他在想什么。某种意义上，这样的争论与碰撞，恰恰撑起了当时中国哲学复兴的一片天空。

二、“蒋先生算什么”与“秃秃秃”的寿宴讥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大南迁，许多学者辗转各地谋得暂时安身之处。熊十力并没有紧跟队伍，而是先回湖北乡间避难，随后又前往四川乐山，在书院执教。山城的清苦生活，对他来说倒不算什么，真正让他堵心的，是国家局势的摇摆以及国民党高层的种种作为。

在他眼里，蒋介石的行事风格一直很难让人信服。抗战前的“攘外必先安内”，东北的失守，屡屡让他在课堂上忍不住拍案痛骂。他认为蒋介石对国家前途、百姓命运并不真诚，更多是在权力角斗场上算计。他上课时，常会突然停下来，指着报纸上的新闻痛斥“误国误民”，心中那股怒火压都压不住。

有人传说，他曾把印有蒋介石名字的报纸剪下来，随手塞进裤裆里，以示轻蔑。这种做派看似粗鄙，却颇能说明他对权力者的敌意。对他来说，真正的尊重来自道义，而不是来自掌握军政大权。

也正因此，当重庆那边传来消息，说蒋介石想请他“谈哲学，为国出谋划策”时，他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怒不可遏。那次来了两位高级官员，坐着小汽车到他住处邀请。对方客客气气地说：“蒋先生要请您，这可是熊先生的福分。”他冷冷回一句：“我是个做学问的普通人，蒋先生日理万机，何必来烦我？”语气里满是讽刺。

官员见他不松口，又试着退一步：“若您不便前去，委员长亲自来拜访，可不可以？”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极高规格，他却面无表情地表示没有必要，还说自己“哲学也没研究好”，话里话外，就是一句“不见”。见他动了真火，两位官员只好退回去，只能以“熊先生身体不适”为由向上交差。

蒋介石显然不愿轻易放弃。经过一番打听，他知道熊十力一直希望有个正式的哲学研究院，好做系统研究。于是托人带着一张巨额支票上门，说这是用于筹建研究所的经费。那张支票的额度不算小，在战时的经济环境下，更显得诱人。

然而熊十力听到来意，当场变了脸色：“我是读书的正直人，不能受这种不明不白的钱。”来人还想劝，他直接爆粗，把蒋介石骂得体无完肤，又把人赶出门去。此后，蒋方面又先后两次托人送款，他都一口回绝，说得明明白白——“蒋介石的钱，我一个不要。”

这其中确有他骨子里的倔强，也有他对“独立人格”的珍视。在他看来，一旦收了这笔钱，就难免被看成国民党的“门客”，等于给自己的学问添了一层灰。他宁可清苦，也不愿让人说一句“受了好处就得办事”。

1940年代中期，蒋介石年满五十，为了营造政治气氛，特地在重庆大办寿宴，邀请了当时政界、学界、艺坛的各路名流。对外的说法，是“文化交流”，实则谁都明白，这是一次形象工程，需要众人捧场。熊十力也在邀请之列。

这回的请帖，是由老友邵力子亲自出面相邀。邵力子当时作为国民党内较开明的一支，对知识分子颇为尊重，熊十力不好驳他面子，勉强答应出席。到了现场，他却完全没有一般宾客的恭敬模样，坐下来就埋头吃喝，似乎把这当成一顿普通饭局。

酒过几巡，席间气氛渐入高潮。许多文人被点名作诗祝寿，诗里不免要夸赞“中流砥柱”“民族领袖”等等。有人写得隐晦，有人写得直白，反正方向只有一个，就是给寿星脸上贴金。蒋介石坐在主位，表面谦虚，心里难免受用。

在这种氛围里，大家自然想把“熊圣人”也推上台。有人善意劝他作诗，说几句吉祥话，既给寿星面子，也给自己留个好名声。他一开始闷头喝酒，不愿开口。劝的人多了，他索性爽快干了几杯，大笔一挥，写下了那首后来广为流传的“讥刺诗”：

脖子长着瘪葫芦，不花钱买蔑梳，虮虱难下口，一生无忧，秃秃秃，净肉，头。

这几句看似嬉笑打趣，实则暗含指桑骂槐的锋利。所谓“瘪葫芦”“蔑梳”“虮虱”，把一个秃头形象描画得极其滑稽，后面“秃秃秃，净肉，头”几字，则近乎刻薄。在场明白人一看就知，这是冲着“光头领袖”来的。

熊十力写完，哈哈大笑，提起裤子拂袖而去，连回头都懒得回。等众人细细品味这首“祝寿诗”的含义，脸上表情都有些微妙。有的装糊涂，有的互相使眼色。蒋介石自然听懂了，脸涨得通红，却又不好当场发作，只能强忍着。毕竟，他要借助的，正是对方这份“高人”名望，一旦翻脸，反倒落个度量狭小的名声。

不得不说，这一幕正好把熊十力的性格勾勒得很清楚：面对强权，他可以不见，钱可以不要，场合到了，他也敢当众讥刺。别人或许会说这样不懂进退，但从那一代读书人的价值观来看，敢于直言，本身就被视作难得的骨气。

有些人会问：他既如此不屑蒋介石，为何又能与共产党领导人有往来？这背后其实并不矛盾。对他来说，政党更替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真正尊重学问、尊重知识分子的人格。

三、“灯笼照路”与门生弟子的尊师之心

1943年前后，熊十力的学问在文化界已经声名远播。他的《新唯识论》传到重庆，被不少人拿来当“思想武器”。当时在蒋介石身边任职的徐复观，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国民政府机关里做高级幕僚，年轻气盛，却隐隐觉得现实政治与理想主义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偶然读到《新唯识论》，徐复观颇受触动，觉得书中关于心性、关于主体精神的阐发，正好戳中他内心的不安。于是他写了一封长信给熊十力，不敢妄称弟子，只算“投石问路”。信寄出去后，他满怀期待，又忐忑不安。

过了不久，熊十力回信，内容却让他脸红到耳根。熊十力批评他字写得潦草，精神不定，称其“心不静”，连这点都做不好，谈什么学问。徐复观自知理亏，连忙再写一封信诚恳道歉，表示愿意从头端正态度。几番往来，熊十力才约他当面相见。

两人在酷暑之下见面。那天，烈日当空，街上热气翻腾。徐复观按约来到熊十力住处，一推门，看到一幕怪景：屋里透进明亮的日光，熊十力却手里提着一盏灯笼，来回走动。他忍不住问：“老师，大白天打灯笼，这是何意？”熊十力长叹一声，缓缓说出一句话：“政府暗无天日，草民不打灯笼，如何看得见路？”

这句话说得既犀利又含蓄，对当时的政治空气，是种无声的控诉。徐复观听了，面上一阵发烫，心中既惭愧又震动，只好匆忙换话题，问起读书门径。

“学生该读些什么？”他小心翼翼地请教。熊十力让他去读清代大儒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说这里面能够“辨古今兴亡之理”。徐复观自觉读过，随口说了一句：“那书以前看过。”熊十力当即板起脸：“不能再读一遍吗？”他这才意识到，自己那句轻描淡写，暴露了浮躁。

过了几日，徐复观依言再次来访，自觉准备了不少“不同意见”，准备与老师好好讨论一番。没想到话刚说到一半，就被熊十力打断：“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都有好处，也有不足，你偏先去挑毛病。这样读书，读上一百部、一千部，也得不到什么真益。”

这一番呵斥，听上去不近人情，甚至有些过分，但徐复观日后回忆这段往事，总说受益无穷。对他而言，这不仅是读书方法的问题，更是做人态度的问题。读书若一味挑刺，目中无人，终究难以真正吸收营养。熊十力用这种“重锤”，把他从功利眼光里敲醒。

从那之后，徐复观真正拜入门下，成为熊十力学术体系的重要传承者之一。而在政坛方面，他虽仍在国民政府机关任职，却逐渐在心底拉开与权力的距离。值得一提的是，等到后来政局巨变，他辗转海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发，始终离不开早年从老师处得到的那几记“当头棒喝”。

类似的故事，在熊十力身上并不少见。有人请他帮亲戚谋一份安稳工作，他摇头说：“这年月兵荒马乱，哪有现成工作？要真想做点事，就去参加抗日。”对方问：“有饭吃吗？有衣服穿吗？”他答：“只要你真去抗日，饭和衣服总会有。”听对方一口答应，他立刻写信给董必武，帮忙引荐到抗日队伍中。几年下来，这位亲戚还真干到了小干部的位置。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他虽口头上说“不懂政治”，实则对时代风向并非漠然。只是他并不愿在某个势力面前俯首，宁可通过个人力量，送人去真正参与民族存亡的大事，而不是在官场上做个逢迎之辈。

四、毛泽东、董必武与“瓜皮帽”的尴尬一瞬

1949年之后，政权更迭，新中国成立。新政权十分重视争取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在思想界有影响力的人物。毛泽东得知熊十力尚在人间，非常关心他的去向，专门向董必武询问：“熊十力在哪？”董必武答说：“他没出国，也不在港台，不在北京。”毛泽东又追问：“那在哪里？”董必武也只能说“不清楚，只知道他怕冷，不习惯住北京。”

毛泽东明确表示，要请人尽快打听，看看能不能把熊十力请到北京来。受命之后，董必武等人经过多方接洽，终于在广州找到了他。得知这是毛泽东的意思，熊十力心中十分激动，立即写信表达谢意，同时提出希望建立中国哲学研究院，以系统整理和发扬传统文化。毛泽东回信时，称呼他为“十力先生”，字里行间多有敬意。

1953年，梁漱溟在会议上与毛泽东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引起不小震动。熊十力得知后，出于旧日情谊，也出于对知识分子的同情，特意写信给毛泽东，希望对方能多些包容。毛泽东那边本就还带着气，看到这封信，自然有些不快，便让秘书转话，意思是“梁漱溟那边不必你操心，他不是书生气，你才是书生气。”

两人的第一次正式碰面颇为意外。有一次全国政协开会中途休息，熊十力想去另一间屋子，却一推门闯进了毛泽东的休息室。会场一时安静下来。毛泽东抬头问是谁，董必武赶紧介绍：“这就是熊十力。”毛泽东听了，立刻招手请他入座。那次相遇匆匆，未及深谈，却算开了一个头。

真正坐下来谈话，是在1962年。毛泽东把熊十力、张世钊等几位学者请到中南海，围绕哲学与诗词闲谈。氛围出奇地轻松，谈起古人，也谈起各自对学问的理解。熊十力平日里对权力人物向来冷淡，这次却颇为高兴，事后在家中提起此事时，语气里也不难听出几分欣慰。

有一次开政协会议，熊十力照旧戴着他喜欢的瓜皮帽。那帽子是清末流行之物，里面一层藤皮一层缎子，顶上一个红头，显得既古旧又显眼。毛泽东上台讲话时，忽然提到：“我们政协什么人都有，解放这么多年了，还有人戴清朝的瓜皮帽。”台下顿时笑声一片，所有人的视线都自然落在熊十力头上。

他脸一下涨得通红。等回到住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顶帽子扔到一边，说：“从今天起，再不戴了。”子女问起缘由，他也只淡淡一句：“毛主席当众拿这帽子开玩笑，我哪里还好意思戴。”这种近乎孩子气的反应，倒颇有几分可爱。

相较于和毛泽东的有限交往，他与董必武的友情则要深得多。两人同是湖北人，又都经历过战火岁月。抗战时期，董必武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有时要在曾家岩、红岩村之间奔走，环境嘈杂，开展统战和秘密工作颇为不便。熊十力知道情况后，想到了老友鲜特生，觉得他家房子多、地方安静，便主动提议：“你若愿意去鲜家住，我来联系。”

董必武实地看过之后非常满意，在那里设立了一个重要活动据点，兼顾公开统战与隐蔽工作。事后他专门向熊十力道谢，说这算是为党立了一件功劳不小的好事。对熊十力来说，这不过是替朋友办事，却在无形中参与了当时的革命大局。

新中国成立初期，熊十力进京后，对生活条件一时难以适应，饮食起居、写作环境都颇有微词，写信向董必武诉苦，麻烦也不少。董必武忍不住打趣：“熊先生，你把我当成你一个人的副主席了。”嘴上玩笑，行动上却毫不含糊，凡能解决的事，都尽量帮他安排妥当。

据学生贾亦斌回忆，五六十年代，每逢政协开会，总能看到董必武抽空来看望熊十力，两人一聊就是大半天。话题既有国事，也有学术，更有私人琐事。熊十力常说，对董必武的信任接近家人，有事总爱写信。不少信件后来都没有回音，因为董必武公务繁忙，却依旧只要有机会，就和他面对面长谈，把许多话补上。

除了董必武之外，周恩来、陈毅也对他颇多照顾。有一次冬天，北京室内暖气足，许多人都嫌冷气少，偏偏熊十力体质特殊，怕热又怕干燥。周恩来担心他受不了，亲自到饭店探望，说担心他房间暖气开得太足，顺手就帮他关小。这样一个动作，让熊十力感动不已，逢人便说“世上难再有这样的总理”。

陈毅与他也多有交往。熊十力曾说“知我者，陈毅也”，这句话分量不轻。陈毅身为元帅，笔墨功夫又好，对传统文化颇有爱好，两人谈起诗词与历史，常常忘却身份差异，真心交流。可以想见，在那种场合里，这位脾气暴烈的老先生，心情会放松许多。

1962年的政协会议上，熊十力身体已不算好，却坚持出席，既是因为关心国家大事，也是因为想再见老友一面。那之后，他的健康状况逐渐走下坡路。1968年，他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四岁。临终前，他曾感叹“人不孤冷到极处，不足以与世谐和”，这话听上去有些冷峻，却正好概括了他一生的处境：常与人争，常与世拂，却又始终坚守自己那条狭窄而坚定的道路。

回头看熊十力的一生，他既是旧时代走出的读书人，又是新世界里的思想者。他曾在军营里摸爬滚打，也曾在书房中闭门苦思；既敢当众讥刺五十大寿的“光头领袖”，也能在新政权面前保持独立，不卑不亢。更重要的是，他用东方哲学的语言，拼出了一套解答生命与心性问题的思路，为后来所谓“新儒学”的兴起打下基础。

如果说蒋介石五十大寿那首“秃秃秃”的讥刺诗，是他性格的浓缩，那么那些在灯下批改稿纸、在寒屋中翻阅古籍的孤独时刻，才是构成他真正价值的部分。表面上看，他总在骂人、顶撞人、拒绝人，实际上，他最在意的，始终是学问本身的清洁和人格的独立。这一点，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已足够让后人停下脚步，多看两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