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牺牲后，《中国青年》写信请毛主席题词，毛主席看后陷入沉思

1962年8月15日的辽宁抚顺，已到初秋时节，工厂上空烟囱林立，军营里却传出一个让无数人心中一沉的消息：年仅22岁的沈阳军区汽车兵雷锋，在执行任务后清洗车辆时突遭意外，经抢救无效牺牲。很多战士都还记得，那天上午他才笑着说“任务完成了就好”，转眼却与这个世界永远告别。

消息在部队里传开，连里不少老兵一时难以接受。有人只是闷头蹲在墙角，有人小声嘀咕：“这么好的同志，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在当时的营区，雷锋并不是什么“高官名将”，只是个普通班长，却偏偏让周围人记得很深，提起来都忍不住多说几句。正是这种“普通得有点不普通”的味道，日后引起了更大范围的关注。

有意思的是，雷锋去世时，全国多数人并不知道他的名字。真正让这个名字走向全国，甚至被写进一代代青少年的记忆，是几个月之后的一件事：共青团机关和《中国青年》杂志社商量，竟然提出一个在很多人看来“大胆”的设想——请毛主席为雷锋题词。而毛主席在看到雷锋材料和那封信之后，久久沉吟，随后挥笔写下“向雷锋同志学习”七个字，这背后，远不止是一句鼓励那么简单。

一、从孤儿到战士：旧社会的阴影与新中国的光亮

要理解雷锋，绕不开他的童年。1940年12月28日，他出生在湖南望城县的一个贫苦农家，户口簿上登记的名字叫“雷正兴”。父亲雷明亮在旧社会是靠出苦力吃饭的脚夫，给人挑担、搬货，勉强养家糊口。1938年长沙大火中，他参与运送物资，被国民党军队莫名抓去当壮丁，回来时人已严重病弱，咳血不止。

家里本就不富裕，顶梁柱一倒，日子立刻陷入困局。母亲张元满是被买来的童养媳，针线活做得细致，但一个妇道人家，既要照顾老人孩子，又要想办法填饱一家人的肚子，稍有不慎就是一桌人都要挨饿。有人可能会问，邻里乡亲就一点办法也没有吗？现实是，旧社会大多数农户自己都顾不上，能帮忙的也帮得有限。

1945年，抗战刚结束不久，雷明亮因病离世，家里顿时失去了最后一层遮风挡雨的薄瓦。无奈之下，张元满只得咬牙把大儿子雷正德送进工厂做工，希望能有一条活路。谁知命运一点不肯“通融”，1946年，雷正德在厂里受伤得了肺病，被资本家以“干不了活”为由辞退。没钱治病，只能任由病痛折磨，眼看着一个青壮小伙在床上一步步走向尽头。

那段时间，屋里几乎每天都在生病、守灵、哭喊。没多久，小弟弟也因病夭折。堂屋里原本能挤下六口人的老屋，只剩下母亲和年幼的雷锋。对一个农村寡妇来说，这样的打击接二连三砸下来，精神何以承受，可想而知。

到了1947年中秋，外面有钱人家正忙着备酒备菜，屋里却冷清得几乎听得到尘土落地的声音。张元满坐在窗前，看着院外的月亮发呆。就在这时，小雷锋跑进屋，脸上还带着孩子特有的那种天真劲，说：“妈妈，我们快去看皮影戏吧！”那是一种对节日最朴素的向往。

张元满把孩子搂在怀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她低声说：“你还这么小，以后要是没有妈妈，可怎么办啊？”七岁的孩子哪听得懂这话里的深意，只会一边抽泣一边表态：“妈妈你别哭，长大了我养活你，我永远跟着你。”然而，现实并没有因为这句稚嫩的承诺变得温柔些。

当晚，她让雷锋去祖母家借宿，独自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悄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那个吃人的旧社会，这样的选择在道德上固然难言“正确”，但从一个被生活压垮的母亲角度看，实在也不能简单用“懦弱”二字概括。更残酷的是，从那天起，雷锋成了没人撑腰的孤儿。

7岁的孩子，忽然就要学会自己面对饥饿、冷眼和孤独。好在家族中还有六叔祖父和六叔奶奶，经常照应他，邻居彭德茂也时常伸手帮一把，给口饭、搭个肩。正是在这样的夹缝里，他勉强熬过了人生中最黑暗的几年。

转折点出现在1949年前后。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在湖南农村铺开。曾经被地主压在最底层的佃户，第一次被叫到村头，分田、分地、分房。安庆乡政府还安排雷锋免费上学。对一个孤儿而言，这种变化近乎翻天覆地：从“给人打短工也没人要”，变成“可以坐在课堂里念书”；从住漏雨的土屋，变成有自己的地和房。

很多年后，人们谈起雷锋的世界观，总会提到“新旧社会的对比”。对他来说，这不是书本上的理论，而是刻在生活里的冷与热。也正是在这种鲜明反差中，他对共产党和新中国形成了发自内心的认同。可以说，那时候他对人的关心，对集体的在意，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萌发的。

二、“螺丝钉”的觉悟：从日记里的誓言到岗位上的选择

1956年，十六岁的雷锋从学校毕业，被安排在望城县委机关当通讯员，工作地点从乡下转到了县城。他每天跑文件、送信、打扫卫生，看似没什么“光鲜”的地方，却把机关里的秩序熟得一清二楚。有人觉得这类工作单调，他却把这些琐事当作“练基本功”的机会。

1957年秋天，他跟着县委书记张兴玉下乡检查。有一回在田埂旁走着，雷锋看到地上有颗生了锈的小螺丝钉，顺脚就踢开了。张兴玉看在眼里，弯腰把那颗螺丝钉捡起，说了一句后来在雷锋心里打了结的话：“这东西小，可没有它，机器就少个关键，转不起来。人也是这样，在国家大事里，每个人都要当好自己的螺丝钉。”

这番话听上去简单，却恰好戳中了那个少年心里的某个地方。此后，他在日记里多次写下类似的自问：“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这句自问，在后来的资料中传得很广。可以注意到一个细节，他不是问“你能不能当螺丝钉”，而是问“能不能一直坚守”，重点落在长期、执着上。

到了1962年春夏，他在日记中又写下另一段话：“要不断加强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在伟大的革命事业中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里既有对自我要求的提高，也有一个明显的倾向：不追求位置高低，而在乎是否尽力服务整体。这种态度，后来在他频繁变换工作岗位的经历中体现得格外明显。

其实在进入机关之前，雷锋就已经有了“精神标杆”。他从报纸上读到冯健的事迹——这位年轻女干部曾被毛主席三次接见，后来主动放弃农村合作社领导职务，跑到猪场当养猪员，这在当时引起不小反响。很多人觉得“堂堂干部跑去养猪”有点“亏”，他却从中看到另一面：关键不在岗位“光不光鲜”，而在对国家的需要有没有回应。

握着这份感触，他在毕业典礼上郑重表态，大意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如果需要，就去当新式农民，开拖拉机耕地；如果需要，就去当工人，在工厂建设祖国；如果需要，就参军当战士，用生命保卫祖国。这种顺序并非随意，恰好对应了当时国家建设的几个关键领域：农业机械化、重工业、国防。

说出这种话容易，难的是后面一步步兑现。1957年，当地治理水患，他本可以呆在机关里整理文件，却主动往可能最累也最泥泞的工地上跑，在堤坝上扛土、挑石。对于很多机关年轻人来说，去工地干重活算是“吃亏”，他却觉得“这样才能真的帮上忙”。

随后，当地决定开垦国营农场，需要人去学开拖拉机。那年代的拖拉机可不是谁都愿意摸，技术要求高，环境艰苦，很多人望而却步。雷锋主动报名，成了望城县首批农业拖拉机手。田野间的柴油味、泥水里的油污，对他而言都不算什么，只要机器能在黑土地上轰鸣，他就觉得值。

1958年，辽宁鞍山钢铁公司到望城县招工。当时，“支援钢都建设祖国”的口号响亮，许多青年人心里都热乎，但真要离乡千里去东北，多少还是踌躇的。雷锋二话不说，毫不犹豫报名，成为第一批钢铁工人，从南方农村跑到了东北重工业基地。

到了1959年，沈阳军区扩充部队，号召青年参军。他从钢厂再一次申请调动，这回穿上了军装，成了一名汽车兵。从农民到工人，从工人到士兵，看似“折腾”，实则恰好印证了他早年的誓言：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而在每一个岗位，他都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扎进去刻苦钻研，争取把工作干到最好。

三、意外的那一刻：一次平常任务后的急转直下

1962年8月14日晚10点左右，沈阳军区某团团长吴海山准备休息时，电话突然响起。电话那头，是百余公里外野外施工的二营值班员，声音里透着着急：连续大雨，交通受阻，粮食供应断档，全营只剩一天口粮，请求团部设法送粮。

听到“只剩一天粮”这几个字，吴海山心里一紧。野外施工的战士劳动量大，断了粮就意味着体力迅速下降，甚至影响安全。他当即给运输连下达命令，调派最可靠的司机连夜运送给养。运输连里一琢磨，想到的就是平时执行任务快、技术稳、责任心又强的雷锋，于是决定由他带助手乔安山出车。

接到命令后，雷锋和乔安山立刻检查车辆，查看油、水、制动，一切妥当后连夜上路。那天夜里雨虽停了，路面却泥泞不堪，小坑大洼不断。大多数人遇到这样的路况，都难免烦躁，他却一门心思盯着前方，注意每段路的安全。车灯打在泥水上，溅起的泥点糊满车身，两人衣服也被泥浆染得辨不出本来颜色。

好在任务顺利完成。车到了二营驻地时，天色已经发白。营里战士见到粮车来了，压抑了许久的紧张一下子松开，纷纷围上来，有人提议“留人吃顿饭再走”。雷锋看了一眼表，摇摇头：“任务完成了，还得赶紧回去，团长就放心了。”这句话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却体现出他的习惯——工作上有交代，心里有条线。

8月15日，雷锋将粮车安全开回营区。看着车身上一层厚厚的泥，他和乔安山商量：“先洗车，再吃饭。”这样安排并不奇怪，对于惯常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人而言，车干净了、设备养护好了，才算真正收尾。他们想到九连营区里有个大水栓，洗车方便，于是决定去那里冲洗。

车行到九连附近时，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不知何时，水栓旁的路口拉起了铁丝网，是为了防止孩子玩水。雷锋下车，将铁丝网移开，示意乔安山把车开到一条狭窄的人行通道上。他自己站在车左前方约两米处，专心指挥：“再进一点……往右……打轮……”

通道两旁的情况其实很复杂：左边是一棵大树，从树旁往后是一排一人多高的方木杆，上面拴着绷紧的铁丝，用来晾晒衣物；右边路肩稍高，稍有不慎车轮就可能打滑。乔安山小心驾驶，汗都出到了额头。经过一段调整，车前轮终于越过了障碍，眼看只要后轮再一带，就能完全摆脱狭窄地段。

就在这一瞬间，突发情况出现了。车后轮压到了其中一根支撑晾衣杆的木桩根部，木桩被巨力压断。由于上方铁丝绷得很紧，木桩受到反弹力，像弹弓一样突然弹起，直冲雷锋站立的方向去。那种速度，在几米距离内几乎不给人反应时间。

旁人只听见“咣”的一声闷响，木桩狠狠砸在雷锋的右侧太阳穴上。那根木桩长约4.2米，重达十多公斤，以这样的重量和冲击，很难想象人体能承受。雷锋当场倒地，鼻孔涌出鲜血。乔安山吓得脸色发白，从驾驶室一跃而下，半跪着抱起雷锋，嘴里不断喊：“班长！班长！”

附近菜地里干活的战士听到呼喊，纷纷放下农具往这边跑。有人赶紧联系车辆，有人飞奔到抚顺钢铁公司西部医院求救。经过一路颠簸，雷锋被送进急诊室。主治的刘院长与医护人员立即展开抢救，按压、输液、供氧各种措施接连跟上。有一度，本已停止的呼吸似乎又有了微弱起伏，周围人都屏住气，期待奇迹出现。

遗憾的是，这不过是生命最后一道微弱回光。1962年8月15日上午11点50分，医护人员确认抢救无效，雷锋因重型颅脑损伤牺牲。消息迅速传遍团里，医院周围很快挤满了战士和闻讯赶来的群众。

当天下午3点，运输连副连长白福祖拉着请来的大夫赶到医院，还以为能抢救回来，到了门口才得知雷锋已经离去。这位平时以“钢铁汉子”著称的军官，一下子蹲在地上，抱头抽泣许久不肯起身。这种真实的悲恸，说明在那些天天和他打交道的战友心里，这个年轻班长的重量远非一般。

四、一个名字走向全国：《中国青年》的信与毛主席的深思

雷锋牺牲后，部队没有急着“往大处宣传”，更多时间是内部追忆、整理材料。战友们翻看他的笔记和日记，发现他在日常中帮助群众、关心同事、勤俭节约的事例多得记不完：给素不相识的大娘买车票、帮战友家里寄钱、把自己节省下的津贴捐给灾区……这些都不是摆拍，而是他平日里悄悄做、只在日记里略提一笔的点滴。

沈阳军区向上级作了汇报。1963年1月7日，国防部批准将雷锋生前所在运输连四班命名为“雷锋班”。要知道，在当时的部队里，以个人名字命名班排是一件极其罕见的事情，这说明组织对他事迹的认可已不再局限于一个连队、一个团的范围。命名大会后，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媒体开始陆续报道雷锋事迹，社会上关于这位普通士兵的讨论慢慢增多。

共青团中央很快注意到这一动向。那时，共青团第一书记胡耀邦经常接触青年工作，对“用身边人教育身边人”有着明确看法。在听取了相关汇报后，他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在团刊《中国青年》上集中宣传雷锋事迹，希望让更多青年参与学习讨论。

会上有人建议出专号，有人建议多刊登雷锋日记和回忆文章。就在大家七嘴八舌时，思修组组长王江云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能否请毛主席题词？”会议室空气似乎一下安静下来。有人心里打起鼓：战争年代，毛主席为刘胡兰、张思德、白求恩写过文章、题过字，那都是在硝烟弥漫的环境里。如今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为一名普通战士题词，这种做法前所未有，会不会太大胆？

犹豫归犹豫，这个提议并未被否掉。大家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雷锋的事迹质朴，影响范围正在扩大，而青年一代确实需要一个鲜活、可信的标杆。假如毛主席愿意题词，不仅是对雷锋个人的肯定，更是对全国青年的明确号召。权衡之下，会上一致决定尝试一回。

于是，《中国青年》杂志社代表共青团中央起草了一封信，简要介绍全国已经掀起向雷锋学习的热潮，说明准备出版雷锋专题专号，希望毛主席能题词，以教育新一代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好成长。这封信随后送往中南海。

中央机关里的不少干部听到消息，起初都带着几分惊讶，甚至有点不敢相信。有同志私下议论：“这事真能成吗？”毕竟，对于国家最高领导人而言，日常工作重心是内政外交、经济布局、战略思考，为一个普通士兵题词，确实不同寻常。

几天之后，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回信来了：毛主席已经同意为雷锋题词。

据后来秘书林克回忆，秘书处曾结合雷锋材料拟出十多条备选词句，如“学习雷锋同志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学习雷锋同志勤奋好学的革命精神”等，准备请主席挑选。毛主席看过这些草稿，却都没有采纳。直到1963年2月22日，他午睡醒来，把林克叫到身边，递过一张信纸，上面已写好“向雷锋同志学习”七个字，行草劲健潇洒。

毛主席问：“你看怎样？”林克如实回答：“写得很好，而且概括性很强。”这一问一答，表面看只是对书法内容的确认，其实可以看出主席对措辞的慎重。与其细细列举某几条品质，不如用一句指向明确又高度概括的话，让社会各界在学习中不断发掘内涵，这种处理方式颇见思路。

接到通知后，《中国青年》杂志社兴奋之情可想而知，立刻派几位年轻记者骑摩托车去中南海取回题词原件。等那张写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信纸摆在编辑部桌上时，许多人围在一圈，仔细端详，既感到光荣，又意识到接下来要承担的宣传责任。

1963年3月2日，《中国青年》首先刊发毛主席题词手迹。仅过了三天，3月5日，《人民日报》以及其他报纸相继发表这一题词。3月6日，《解放军报》又刊登了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题词内容。至此，一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的“学雷锋”活动，在全国迅速铺开。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为什么会在看过那封信之后陷入沉思？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来看，这种沉思有其深层背景。1962年前后，国际局势复杂，外部压力不小，国内也有不少需要调整的地方。毛主席在1962年的一次谈话中就明确指出，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和平演变”企图不会轻易放弃，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

在这样的判断下，如何教育青少年，如何在和平环境里保持精神上的坚韧，成了必须尽早回答的问题。雷锋作为新中国培养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代表，在思想上坚定、在行动上朴实，他的日记、事迹本身就是一套鲜活的教材。可以推测，毛主席在阅读共青团汇报和雷锋材料时，并不只是感叹“好人好事”，而是在思考：通过这样一个具体的人，向整个青年群体传递什么样的价值方向。

他最终没有选用那些罗列若干品质的长句，而是用一句“向雷锋同志学习”交给全社会一个开放命题。学什么？各行各业可以结合自身实际去理解：有的人从中体会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的人从中看到干一行爱一行的坚守，也有人从中读出艰苦朴素、公而忘私的品格。正是在这种多维度理解中，雷锋这一形象被不断充实和放大。

再看其他领导人的提法，可以对比出鲜明特点。刘少奇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他长期深入工人运动，对普通劳动者有着深厚情感，因此特别强调“平凡而伟大”这一点。雷锋不是将军，也不是英雄模范出身，却能在普通岗位上体现出共产主义精神，这与刘少奇尊重劳动者的理念高度契合。

周恩来的情况又略有不同。事实上，在毛主席正式题词前，周恩来已经为雷锋写过一次：“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句话点出了雷锋与人民、与领袖之间的关系。到了1963年3月6日，他再次题词，这次内容更具体：“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从阶级立场、言行一致，到公而忘私、奋不顾身，条理清晰，也展现了周恩来一贯细致入微的工作风格。

毛主席的题词在前，几位领导人相继跟进，既是对主席决策方向的呼应，也是结合自身理解对雷锋精神作进一步阐释。可以看到，这并不是简单“重复一个口号”，而是在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上对同一典型进行解读，使之更加立体，便于社会各界学习。

从1963年春天开始，“学雷锋”活动在全国迅速展开，不少单位组织读雷锋日记、写心得体会、开展志愿服务。湖南望城、辽宁抚顺成为人们追寻雷锋足迹的两处重要地点。几十年里，仅湖南的雷锋纪念馆就接待了来自全国和世界五十多个国家的参观者数千万人次，当地常年活跃着以雷锋命名的志愿服务团队，参与人数众多。

回过头看，如果没有当年《中国青年》那封信，没有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七个字，雷锋的名字或许仍会在部队和地方被传颂，却未必能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形成如此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而毛主席在看信之后那段无声的沉思，恰恰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着眼点：不仅要建工厂、打基础，更要塑造新人的精神气质，这一点，在雷锋这个年轻战士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