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首都机场飞机失事，他与警卫员紧紧拥抱，周总理闻讯停下工作

1968年12月5日凌晨，首都机场外的夜色格外冷。大雾压得很低，机场灯光在雾气中拉出一圈圈晕光。就在这天，将近拂晓的时候，一架从西北飞来的飞机在降落过程中突然失事，火光刺破黑暗，警报声瞬间响彻跑道周围。许多人后来回忆，那一夜，北京的冬天仿佛更冷了几分。

事故发生后，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往出事地点。坠机地点在跑道以外约一公里的玉米地里，残骸散落一片，浓烟翻卷上空。人们边扑火边搜寻幸存者，一路踩着焦黑的泥土往里挤。就在这片烧得通红的机体碎片中，有人发现了两具几乎已难以辨认的遗体——却紧紧抱在一起。

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地试着分开他们，这时才看清，两人胸前被牢牢护着的是一个公文包。公文包被炭化的衣物裹着，竟然保持完整，扣子依旧扣得严严实实。稍一检查，里面装着的是绝密资料。这两人，一个是时年59岁的科学家郭永怀，一个是他的警卫员牟方东。有人压低声音说了一句：“人没了，东西在。”这句话，说完就哽在喉间。

这场突如其来的飞行事故，并不只是一场普通的安全事件。因为，在1968年的那段时间里，郭永怀所参与的工作，与新中国最核心的国防机密紧紧相连。而他在生命最后几分钟做出的本能动作，也让他的名字在很多年后，被一代代人记下。

一、从“回国”这件事说起

要理解郭永怀的选择，不得不从更早的年代说起。时间往前推二十多年，还是战火未平、列强环伺的年代。1930年代，中国不少有条件的青年学者纷纷出国深造，希望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体系中寻找一条振兴民族的路。

1935年，24岁的钱学森考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之后又进入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在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门下做研究。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生于1919年的郭永怀也开始接触近代力学。到1940年，他远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紧接着转入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成为冯·卡门的另一位中国弟子。

在美国学界，当时的空气动力学研究正在高速发展。喷气推进、超音速飞行、冲击波等概念，几乎每过几年就有新进展。郭永怀在1946年凭借一篇高水平的博士论文获得学位，很快便受聘于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在学术圈，他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论文、学术会议以及相关著作之中。

有意思的是，郭永怀在美国的发展道路，看上去一片光明，但他对自己的定位却很清楚。每逢有人问起“为什么到美国来”，他都不遮掩，直接回答：“到美国来，是为了将来回去报效祖国。”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这样的回答显然不“讨巧”，也意味着他很难被吸纳进更敏感的研究部门。然而，他似乎并不在意。对他来说，真正需要考虑的，是回国那一天能不能顺利成行。

同一时期，钱学森在美国的研究领域也越走越深。两家人常常往来，不谈名利，多谈学问，更谈祖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两家人围坐在一起，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总要回去的，不能一直在外面。”那是一段很特别的日子，他们一边在世界一流实验室继续推进研究工作，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回家的时间和方式。

二、烧掉书稿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国际形势复杂，对在美华人科学家来说，回国之路并不顺畅。钱学森在1950年代初就因政治原因受到限制，直到1955年才历经波折携家人回到祖国。当他终于踏上祖国土地时，已经暗暗记下，还在美国的老朋友，一个也不能落下。

1956年，他给远在美国的郭永怀写了一封信。信不长，却很真切，大意是力学研究在国内刚刚起步，任务很重，“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希望他尽快回国一起干。信里那句“快来，快来”，语气近乎迫切。对科研工作者来说，这不仅是同事的邀请，更是一种同路人的呼唤。

同年9月，郭永怀和夫人李佩终于踏上归途。登船前，他们做了一件在旁人看来略显“极端”的事——将自己十几年写成却尚未公开发表的书稿统统烧掉。那一摞摞稿纸，是他多年心血，有的是原创理论推导，有的是教学笔记和研究总结，按理说是一个学者最不舍得放弃的东西。

李佩劝他多次，毕竟，这些稿子一旦烧掉，就再也找不回来。郭永怀却很坚定，只留下一句话：“省得他们再找麻烦，反正这些东西都装在了我的脑子里。”这几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背后是对现实处境的清醒判断——在检查严格的情况下，携带大量未公开的学术文稿，很有可能引发无谓的盘查甚至阻拦。

船是“克里弗兰总统号”邮轮，从美国启航开往东方。船还没离港，美国移民局的人员就登船检查，逐一核对身份、翻查行李。夫妻俩心里也不是不紧张，一个眼神就能看出彼此的担忧。检查结束，发现并无异常，这一关总算过去了。就在那一刻，他们大概才真正意识到，把那些稿子烧掉是多么必要。

1956年9月30日，邮轮抵达中国海岸。郭永怀夫妇踏上祖国土地，看到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两人站了很久，谁也没多说话，但从神情中能看出那种压抑不住的兴奋。他们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一条艰难却清晰的路——从零起步，把力学应用到国家最迫切需要的领域去。

钱学森原本想亲自去接他们，却因为工作脱不开身，只能托人带去一封信。信中提到，在国内这一年的工作虽然辛苦，却处处充满希望，相信郭永怀回来后，“也必定会有一样的体验”。这并非客套话。1955年回国后，钱学森投入到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的筹建工作中，每天都处在各种“从无到有”的忙碌里。一套理论要建立，一个实验室要搭起来，一支队伍要训练成熟，都离不开系统的规划和一线摸索。

郭永怀抵达北京，和老友再度相见，两人谈起国内的科研情况，说着说着，他的眼眶就红了。多年海外漂泊，终于回到自己真正想要为之奉献的地方，这种心情，旁人可能很难完全体会。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中央领导对他的回国非常重视，不久之后，周恩来就在中南海接见了他。面对总理的关切询问，他没有提生活条件，也没有提家属安排，只说了一句：“我想尽快投入工作。”话不多，却把自己的心思交代得十分清楚。

在钱学森的推荐下，郭永怀被任命为中科院力学所副所长。1957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8年，又参与筹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力学和力学工程系、化学物理系。对他而言，讲课、带学生、搭团队，都是为后面更高层次的科研任务打基础。有不少年轻学生后来回忆，他上课不太喜欢照本宣科，更注重推导的逻辑和问题的本质，有时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满公式，转身却随口加一句：“这个地方，大家将来做实际工作时要特别注意。”

三、隐形战场上的“关键一环”

进入1960年代，新中国最重要的一项战略工程，就是研制原子弹、氢弹以及配套的运载工具和空间技术。这项事业后来被简称为“两弹一星”。它涉及的学科极多，从理论物理、材料学、核技术，到航天工程、空气动力学，都要协同推进。

郭永怀所学的力学，在这个庞大体系中处于相当关键的位置。核试验需要精确的爆轰理论和冲击波传播规律，导弹和运载火箭的设计离不开空气动力学数据，人造卫星飞行更要处理高速飞行中的各种复杂环境。换句话说，有些数据如果没有人算出来、测出来，后面的试验很难安全可靠地进行。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爆炸。这一天，许多参与者只是简短地互相点点头，知道自己的工作真正得到验证，但公开场合的庆祝并不多见。因为项目高度保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不能公开说明自己在做什么。外界只看到新闻稿中短短几行字，却不知道背后是多少个科研人员在戈壁、荒原、地下实验室里日夜交替。

在原子弹试验成功之后，任务并没有结束。紧接着，是更复杂的热核武器研制，以及人造卫星工程。196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规划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不论是助推火箭的轨迹设计，还是返回舱的再入气动力和热防护计算，都需要大量细致的力学研究。郭永怀的工作，就集中在这些看不见却决定成败的环节上。

试验基地多在偏远地区，条件很艰苦。风沙大，昼夜温差大，生活设施也远不如城市。科研人员居住在简易房中，白天在试验场、观测站、控制室之间来回奔走，晚上对着一堆密密麻麻的数据和图纸继续推算。郭永怀在这样的环境中，往返于北京和基地之间，是家常便饭。

有人回忆，他经常刚到北京就参加紧急会议，解决某个计算中的关键问题，然后又很快赶回基地进行验证。虽然身体早已过了年轻时期的最佳状态，但工作节奏一点没有放缓。他不太爱提“辛苦”两个字，周围人见他忙得连吃饭时间都顾不上，提醒他注意休息，他只是摆摆手，说一句：“等这个阶段过去再说。”

1968年，是一个局势复杂、节奏紧绷的年份。年底时，基地方面出现一个重要试验线索，需要和北京方面的专家组当面汇报、讨论。郭永怀在基地已经连轴转了两个多月，一旦确认这一线索正确，将直接影响后续某项重大试验的方案选择。为了缩短时间、减少误差，他决定亲自带着资料赶回北京汇报。

那时交通条件有限，从西北试验基地回京，需要先到兰州，再从兰州乘飞机飞往首都机场。冬季航班也不算多，赶上合适的一班并不容易。郭永怀没多做犹豫，收拾好必要的文件，交代好基地同事注意事项，就和警卫员牟方东一道踏上归程。两人肩上的担子，都很重。

四、坠机之后与泪水之后

1968年12月4日夜，飞机从兰州起飞，向东飞行。接近北京时，已是凌晨时分。按照当时的飞行记录，飞机在进入首都机场上空时，天气状况并不理想，能见度较低。5日凌晨前后，飞机在距离地面四百多米高度准备进近，情况却突然发生变化。机身失去平衡，偏离原定跑道方向，最终在约一公里外的一片玉米地坠毁，随即起火。

现场情况混乱而危险，燃烧的残骸不断发出爆裂声。等到火势被控制住，人们逐一清理现场时，才在一块相对完整的残骸旁发现那两具紧紧抱在一起的遗体。由于高温灼烧，遗体已严重碳化，很难从面部辨认身份。工作人员在周围清理时发现，那只被两人挡在胸前的公文包竟然没有被烧毁，边角虽然有焦痕，但内部文件保持完好。

确认身份的过程并不复杂。根据乘机人员名单和身上仅存的一些标记，很快就确定，这两人正是郭永怀和警卫员牟方东。有人不禁低声感叹：“护的是啥东西？”当得知包里装的是国家最高级别的绝密资料时，所有人都明白了，在飞机即将坠毁的那几秒钟里，他们本能的动作是什么。

郭永怀牺牲时，年仅59岁。那天早晨的噩耗，很快传到了中南海。周恩来总理当时正在怀仁堂会见外宾。按惯例，这类外交活动程序严谨，节奏很难随意打乱。但当秘书在他耳边小声报告“郭永怀出事”的消息时，在场的人明显感觉到气氛变了。周恩来停下翻译的话，整个人沉默了片刻，然后做出决定：会谈中止。离开会场后，他再也压不住情绪，痛哭失声。

对于周恩来来说，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科学工作者的牺牲，更是一个为共和国“顶门梁”的支柱突然倒下。他深知，这样的人才要培养出来需要多少年，要汇聚到关键岗位上又要多少机缘。他曾经多次强调，要保护好科学家，让他们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中做事，如今，却在一次毫无预警的意外中失去了其中的一位核心人物。

钱学森得知消息时，同样难以接受。这位在海外并肩多年、在国内又共同参与筹建力学所和科研体系的老朋友，就这样在工作途中离开人世。在评价郭永怀的学术价值时，钱学森曾经说过一句话：“他顶两个我。”这并不是出于谦虚，而是对对方能力与贡献的一种真实判断。事故发生后，他一度难以平静，只能遗憾地说：“一个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力学专家离开了人世。”

1968年的政治环境特殊，很多事情办起来都受到限制。即便如此，相关部门仍为郭永怀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追悼会。仪式不算隆重，却很庄重。郭沫若致悼词，钱学森、王淦昌等一批两弹一星事业的骨干都到场送别。一些在场者回想那天的情景，用的一个词是“压抑”——并非没有悲痛，而是那种悲痛被强压在心底，只在极少数细节中流露出来。

不久之后，中央追认郭永怀为“烈士”。在“两弹一星”工程的参与者中，他是唯一一个既是科研功勋，又被授予烈士称号的科学家。这一称号，对熟悉他工作经历的人来说，并不突兀。毕竟，从决定回国那一刻起，他做出的每个选择，几乎都把个人命运同国家命运绑在了一起。

时间再往后推。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中央决定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以表彰他们在战略工程中的杰出贡献。名单公布时，其中既有彭桓武、邓稼先、朱光亚这样在理论与设计上承担重任的专家，也有孙家栋、任新民、王希季等在航天工程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钱学森的名字自然在列。而在这23人当中，有一位已经不在世、却依旧被列入其中并注明“烈士”的，就是郭永怀。

对于很多后来者来说，通过这个名单，才第一次清楚地把他的名字和“两弹一星”紧密联系在一起。更有不少人，是在看到那句“在首都机场坠机事故中，以身护包”的简短介绍后，才真正产生强烈的震撼：原来，有些科研工作者，不仅在实验室里默默无闻，也在突如其来的生死关头作出本能的牺牲。

从1990年代起，社会各界逐渐开始用多种方式纪念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设立了“郭永怀奖学金”，鼓励有志于基础研究和国家重大需求领域的学生。校内社团还排演了音乐剧《爱在天际》，以艺术形式再现那一代科研工作者的选择与坚守。

在中国空气动力研究领域的重要试验基地附近，一处松林山上修建了一座小亭，取名“永怀亭”。不少后来到那里工作的科研人员，都会抽空走过去坐一会儿。有位年轻工程师曾经感慨：“路过的时候，总会想到那只被护在胸前的包。”这种很直观的感受，说明这段故事已经不再只是史料中的一页，而成为很多人心中一个具体的画面。

2018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发布公告，将编号为212796号的小行星永久命名为“郭永怀星”。从此，在夜空中的某个角落，有一颗小小的光点，和他的名字绑定在一起。这种命名方式在国际上并不常见，对一位科学家的纪念能延伸到宇宙尺度，本身就透露出一种特别的尊重。

回到开头的那个夜晚。1968年12月5日，首都机场外的玉米地里，大火烧过的痕迹早已被时间抹平，但那两具紧紧相拥的身影，在后来被反复叙述。有人也许会问，在那样紧急的瞬间，一个人还能想什么？答案或许并不复杂。习惯了把工作、把国家任务看得比个人生命更重的人，在最后几秒钟也只是继续做自己一直在做的事——不放手，不松开，哪怕只是一只公文包。对他来说，这大概就是“职责”二字最自然、也是最沉重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