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开除过毛泽东的校长，晚年穷困潦倒，毛主席闻讯：送1200斤米

1950年深秋，长沙城里已有些凉意。雨后的湘江水气翻腾，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拄着拐杖，慢慢从一所破旧的中学宿舍走出。他姓张，名干，曾在湖南教育界颇有名望。此时却因重病在身，几日家中无米可炊，只能靠邻里接济勉强度日。很难想象，这位老人早年曾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掌门人，教过的学生中，有人日后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

有意思的是，这位老校长和那位后来成为共和国领袖的学生之间，并非一直温情脉脉。当年，两人甚至闹到“开除学籍”的地步。几十年后，时代沧桑巨变，师生身处的高度天壤之别，可一场围绕“10元学杂费”的旧事，仍牵动着双方的心。故事要从1910年代的湖南说起。

一、从“驱张宣言”到校长辞职

1914年前后，湖南新式教育发展迅速。那时的湖南第一师范，是全省最重要的师范学府之一。1914年，湖南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合并之后，张干出任校长。他生于清末，从科举制度走入新式教育体系，既有旧式读书人的自尊，又带着一股“教育救国”的理想。

1915年6月，学校公布了一条新规：每年向学生收取10元学杂费。在当时的长沙，这绝不是小数目。许多师范生出身寒门，这10元足以压垮一个农家的整年结余。于是在学生中，很快掀起了强烈反对。有人私下议论，这不过是校长向湖南当局讨好，借机“敛钱”。

在同学们的推举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站了出来。他文笔犀利，性情刚烈，被同窗们认为最合适执笔的人。于是，一篇《驱张宣言》很快在校园里传开，对校长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措辞颇为锋利，引发全校震动。这位执笔者，就是当时还在读书的毛泽东。

宣言传到湖南教育当局，引起关注。舆论压力之下，有关部门一度提出免去张干校长职务，以平息学生的不满。对一位自视甚高的教育工作者来说，这无疑是沉重打击。张干心中难免愤懑，在学校会议上，他情绪激动，当场作出决定：开除毛泽东等17名学生，以维护校方权威。

试想一下，当时会场气氛多么凝重。这17名学生大多家境普通，有的人甚至把进入师范视作全家唯一的出路。一旦被开除，前途几乎就此中断。消息传出，校内议论纷纷，一些老师也觉得此事太过严厉。

值得一提的是，关键时刻站出来调停的，是当时的几位教师，包括后来对毛泽东影响极大的杨昌济、王季范等人。他们一方面向教育当局解释学生动机，指出年轻人激烈些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去做张干的工作，希望他不要把师生间的矛盾推向绝境。

在多方劝说之下，张干最终收回了“开除”决定，只给毛泽东等人记过处分。虽然表面风波暂告一段落，但校长的辞意越来越坚决。没过多久，他主动提出辞职，离开了这所曾经倾注心血的学校。自那以后，张干与毛泽东再无见面，时间一晃，就是三十多年。

二、旧事重提：从误解到愧疚

时间跳到1950年10月5日。新中国成立刚满一周年，国家百废待兴，政务繁忙。然而在这天，中南海里却多了一场氛围独特的家宴。毛泽东邀请了他少年时代的几位老师和同学来到家中聚会，徐特立、周世钊、王季范等人齐聚一堂，谈起旧事，兴致颇高。

席间，有人忽然提到当年湖南第一师范的张干校长。周世钊说起，这位昔日的校长并未脱离教育界，多年来一直在地方学校任职，兢兢业业。听到这里，毛泽东沉默了一瞬，然后轻轻回应，说自己年轻时对这位校长并不喜欢，总觉得他有“升官发财”的心思，如今回头想想，很多判断未免偏激。

有位在场的老师接过话头，解释张干当年坚持收学杂费，也许更多出于维护学校运行的考虑，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他这个人，自尊心是强了一些，但本质不坏。”这话说得平实，却戳中了要害。年轻学生常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很少顾及管理者的难处，而校长维护权威的方式又显得生硬，误会由此而生。

毛泽东听着，不时点头。话题在桌边慢慢展开，从1915年的那场风波，一直聊到后来张干校长离校。气氛中弥漫着一种复杂的情绪，有昔日少年意气，有中年人的理解，也有说不清的感慨。聊到这段往事时，毛泽东忽然停顿了一下，抬头问：“张干校长，他现在还在吗？”

周世钊如实相告，说自己前段时间在湖南见过张干。老人已经患了重病，生活极其困窘，家里时常断粮，只能靠周围人的接济。“有时，家里连一顿像样的饭都难以凑齐。”他补充了一句。听到“几天无米下锅”这样的情况，毛泽东脸色一沉，显然有些意外，又带着自责。

“这事怎么不早说？”他语气严肃，“先不讲过去的恩怨，像张干这样在教育岗位上干了一辈子的人，国家不能不管。”这一句话，道出了他的态度：恩怨归恩怨，责任归责任。对早年误解，他心里有愧；对一位教育者的困境，他更不能坐视不理。

不久之后，在毛泽东的关心和指示下，湖南省方面很快有了行动。当地有关部门向张干家中送去1200斤大米和50元钱。按当时的物价和供应状况，这已经是一份非常实在的帮助，足以让一个家庭的生活宽裕不少。

老人接过粮票、看着那一袋袋大米时，眼眶湿润，久久说不出话。他清楚记得，当年自己曾经要把那个学生逐出校门，如今却收到了对方的关照。身边有亲友轻声问他心中感受，张干只摇头，过了许久，才缓缓说了一句：“他心中还有我这个老校长。”

当天夜里，张干写了一封信，郑重其事地表达谢意。信中既有对现实困境得以缓解的感激，也有对昔日学生胸襟的敬佩。笔迹略显颤抖，却很工整。这封信，在两人的关系上，像是一个新的起点。

三、中南海相见：校长与学生

1951年暑期，北京进入一年中最闷热的季节。就在这一年，毛泽东亲自写信，邀请张干来京小住。这封邀请，对当年那位曾经意欲开除学生的校长来说，意义非同小可。等到9月，他带着家人踏上北上的列车，心情既忐忑又期待。

9月26日，按照安排，工作人员先陪同张干游览了故宫。这位多年来一直在地方学校奔波的老人，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走进这座皇家建筑群。面对高大的宫墙和悠久的历史，他一边看一边感叹，倒显出一份读书人特有的感慨。

当天中午，车子把他们送进中南海。张干下车时，略显局促。门口已有工作人员迎接。不多时，毛泽东快步走来，脸上带着熟悉的微笑，伸手相握：“张校长，辛苦一路了。”这句称呼，把时间一下又拉回到几十年前的课堂。

有一位晚辈当时在场，事后回忆说，两人握手的那一刻，气氛很简单，也很真诚。张干略显激动，连声回应：“主席，主席……”毛泽东却摆摆手，说：“在学校的时候，你是校长，我是学生，这个没变。”

那天的饭桌上，毛泽东安排得格外周到。不时给张干夹菜，还关切地问起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谈到往事时，他主动提起当年的《驱张宣言》，语气平和地说，青年人气盛，是会做出一些过火的事的，“当时也让你难堪了。”

张干略微迟疑了一下，终于开口：“那会儿，你们年轻人冲得厉害，我脾气也不小。要说错，也不止一方。”一句话，说出了多年压在心头的不快和释然。饭桌旁有人听着，都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多年纠结，就在这样一来一回间悄然化解。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相聚并非只停留在寒暄。毛泽东还特地用自己的稿费，给这位老校长准备了一些生活用品和补品。临别前，又嘱托工作人员，在张干返回湖南之际，送上一些款项和礼物，算是再添一份心意。

几个月后，考虑到张干多年从教、工作认真，又兼具一定社会经验，有关方面在毛泽东的关怀下，聘请他担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参议。这个职位并不显赫，工资也谈不上优厚，却稳定而体面，对于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和他的家庭而言，无疑是实实在在的保障。

1967年，张干病重，生命走到最后阶段。他在长沙的家中，嘱托儿子：“以后，不管怎样，都不要忘了毛主席对我们一家的恩情。”这一句话，既是嘱托，也是一位老教育工作者对往事的最终叙述。往事如烟，却留在后人口中。

四、尊师重道：不只是一段旧情

张干的故事，只是毛泽东尊重师长的众多片段之一。有意思的是，在很多人印象里，这位革命领袖性格刚烈、处事果断，但在面对老师时，却始终保持着一种近乎古礼式的敬意。不同年代的几位老师，各自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这些人当中，徐特立的名字，很难被忽略。1913年前后，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时，徐特立是他极为敬重的一位老师。徐特立生于1877年，早年当过教员，受过新思潮影响，既讲学问，也讲气节。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到，这位老师对自己的思想启蒙影响深远。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被捕、遇害，革命事业遭遇严重挫折。很多曾经热血的青年一度陷入迷惘。就在这样艰难的背景下，五十多岁的徐特立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没有选择退缩，反而将自己的命运与革命事业绑在一起。这一点，在当时相当罕见。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徐特立已经接近花甲之年。面对漫长而艰苦的跋涉，他依然坚持随队前行。1935年红军抵达陕北时，他已58岁，是队伍中年纪最大的老红军之一。一路山高水长，他靠顽强意志支撑，也用长者的身份不断鼓励年轻战士。不得不说，这种坚持，在今天回看仍然令人敬佩。

1937年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要为徐特立祝寿。这个提议，并非出于私情，而是对他在革命低潮期坚守和在长征路上鼓舞人心的肯定。当天，毛泽东亲笔写下祝寿信，其中有一句话流传甚广：“二十年前，你是我的老师，现在也是，未来也是。”这句话，既是客观评价，也饱含敬重。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事务繁忙，毛泽东的工作节奏极为紧张。不过，只要有机会，他都会让身边工作人员留意徐特立的生活状况。有困难，及时解决；身体欠佳，设法调养。他还多次拿出自己的稿费，为老师购买营养品。许多在场者回忆，徐老来中南海吃饭并不罕见，两人坐在一起，谈论的内容从教育，到革命历史，再到现实工作，范围颇广。

有一次，因为座位安排，两人竟争论起来。徐特立认为，毛泽东是国家领袖，应当坐在上席；毛泽东却坚持老师辈分在前，上席非他莫属。争到后来，毛泽东干脆把椅子往旁边一拖，笑着说：“你不坐，我也不坐。”众人只好劝和，最后还是老师坐了上位。这样的细节，透露出一种骨子里的尊师传统。

席间，有人注意到徐特立穿得很朴素，冬天的衣服也显得单薄。毛泽东见状，当场把自己身上的呢子大衣脱下，让工作人员想办法给老师合身使用。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简单交代一句“给徐老戴上”。这类不张扬的举动，在当时并不是孤例，却足以说明分量。

另一位值得提起的老师，是符定一。这位教育工作者与毛泽东的缘分，可以追溯到中学时代。1910年代，毛泽东报考中学时，符定一担任面试教师。他对这位农村青年的见识和表达能力非常欣赏，亲自参与录取。入学后，他经常单独辅导毛泽东，鼓励其多读书、多思考。

后来毛泽东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生活十分拮据。符定一得知情况后，长期每月寄给他5块大洋，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样持续的经济帮助，让毛泽东在极度清贫的岁月里，仍能坚持读书和思考。两人之间，逐渐形成亦师亦友的关系。

1925年前后，湖南军阀赵恒惕曾秘密策划暗杀毛泽东。消息十分隐蔽，若不是有人提前告知，后果难以想象。得知这一情报的，正是符定一。他通过自己的渠道迅速传递信息，使毛泽东设法躲过一劫。这一回，师生关系已经远远超出课堂范畴，更接近生死相托。

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局势复杂。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归来，在延安再次见到符定一，特意为他举行欢迎会，对他过去的资助与帮助表示感谢。后来听闻符定一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毛泽东十分着急，专门让叶剑英设法营救。可见，旧日师生之情，一直放在心上。

平津战役期间，战火逐渐逼近北方城市，形势瞬息万变。为了确保符定一的安全，解放军方面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将这位老师转移到解放区，避免遭受战火波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符定一的安排也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亲自推荐他担任文史研究馆馆长，让这位老教师在文化教育领域继续发挥作用。与此同时，他多次在北京接见符定一，和老师一起吃饭、聊天，谈及学术，也叙及旧事。

张干、徐特立、符定一，这三位性格各异、生平经历不同的老师，从不同侧面映照出同一个事实：在毛泽东心里，“老师”二字始终有分量。无论是当年剑拔弩张的校长，还是长征路上的老红军，或是早年在经济上、生命上给予帮助的中学教师，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尽力回报。这种态度，与传统文化中的“尊师重道”相合，也折射出他看待人情、看待恩义的方式。

从湖南学堂的课桌，到延安窑洞里的长谈，再到中南海的家宴，时间线清晰地串起了一段复杂而又质朴的师生故事。那些看似细节的举动——1200斤大米，一封邀请信，一件呢子大衣，一个职位安排——并非惊天动地，却在当事人心中沉淀成一种难以忘怀的重量。对张干而言，学生的这份回馈，足以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反复回味；对后人来说，这些故事也悄悄构成了理解那个时代、理解那些人的一个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