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邓颖超逝世后，党中央公布了邓颖超的遗书，百姓看后纷纷感动

1992年7月11日清晨，北京城的天空还笼着一层淡淡的灰色，人们和往常一样上班、买菜、送孩子。谁也没有想到，不到七点，广播里传出的一则讣告，会让无数人一下子停下了手里的活。播音员压低的声音，缓慢而沉重，宣告了邓颖超在北京医院逝世的消息。对很多中年人和老人来说，那一刻仿佛又回到了1976年周恩来离世时的情景，只是这一次，陪伴大家几十年的“邓大姐”，也走完了她88年的生命旅程。

不少人还记得，电视画面里公布她的生平时，只是简单“邓颖超同志生平”的解读。但有意思的是，在不久之后，党中央将她早年亲笔写下、并多次重申的一封特殊来信公布于众——那是一封写给组织的“遗书”。内容并不煽情，甚至有些“冷静”，却一下子击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对熟悉新中国历史的人来说，这封信的背后，不只是一个老人对身后事的嘱托，更是一代革命者一贯作风的集中体现。

不好好回顾她走到这一步的心路，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她去世后，普通百姓会那样真心地被打动。

一、从写下“身后事”，到走遍大江南北

时间如果往前拨回到1978年夏天，邓颖超还健在，身体也算硬朗。那一年是7月1日一大早，她叫来秘书赵炜，要对方准备好纸和笔，说是“要写点东西”。赵炜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对劲：这位在革命队伍里摸爬滚打几十年的“邓大姐”，平时做事干练，从不婆婆妈妈，这天却显得格外郑重。

“您写这么早干什么？还不到时候呢。”赵炜忍不住劝了一句，多少带着点不忍。

邓颖超摇了摇头，很平静地回了一句：“真要等到我重病的时候，那就晚了。趁现在头脑还清楚，把后事交代清楚，对党、对同志，也放心些。”

这一番话，说得很轻，却带着一股熟悉的劲儿。了解她的人都清楚，从1920年代参加革命起，她就习惯把生死看得很淡，把对组织的交代放在前头。在那封写于1978年的信里，她把“死后如何处理遗体、是否保留骨灰、是否开追悼会”等事情，一条一条写得明明白白。几年后，她又根据新的职务和情况，把这封信重新抄写、补充内容，再次寄给党中央。这种反复思量、主动“提前安排”的做法，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到了1980年代中期，年过80的邓颖超，并没有完全退到幕后一侧。1984年6月，她已经80岁，又一次来到泰山。许多人只记得她晚年在重大场合的庄重形象，却没见过那次登泰山时的场景：天气出奇地晴朗，山路蜿蜒，她坐在汽车里，一边听讲解，一边探头看着窗外的景色，眼睛里带着兴致。

车停在中天门，她顺着安排坐上缆车往南天门去。那天是星期天，山上的游客格外多。有人远远认出了她，原本看山看景的人，很快把目光集中到了这位白发老人的身上，大家想走近，又自然保持着秩序。那种朴素的尊重，是那个年代城市公园、山水景区里常见的一幕。

邓颖超看在眼里，很快走上台阶，朝人群挥手：“同志们，今天真难得，我们能在五岳独尊的台上见面，又是在南天门见面。大家都很高兴吧？这一刻，会留在我们记忆里。振兴中华，可得拿出比登泰山高十倍的意志和勇气，要一直往上攀登，到‘四化’实现，要靠我们自己的双手。”

话不长，语气倒是干脆。台下游客一阵鼓掌，有解放军战士敬礼，有普通游客合影留念，有人在人群里悄声说：“看她还这么精神。”这场即兴的“山顶讲话”，和她几十年坚持的那套人生信念，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山再高，总得一步一步往上爬。

从泰山回京的路上，她特意绕到天津。那里是她青年时期学习、工作、走上革命道路的地方。1984年6月中旬，在天津的一家宾馆，她约见了当年的女师范校友。那天她起得很早，站在宾馆门口，一批批白发老人走来，很多人是拄着拐、扶着家属来的。几十年没见，谁也不再是当年的模样。

有一位性格爽朗的女同学握住她的手，直接来一句：“你别让人介绍了，我问问你，还认得我不？”邓颖超仔细打量，却怎么都对不上号，只好摇头。对方憋不住，报出自己的名字。她这才一拍手：“原来是你啊！当年我们班的高材生，文雅又漂亮的闺秀。变化太大，一时真没认出来。”

一屋子人笑作一团，气氛一下子轻松不少。待大家坐定，她向老同学说了几句发自内心的话：几十年没见，解放后三十多年里，自己几次来天津，都匆匆而过，没能见上面，她心里一直过意不去，只能当面道歉。校友们用掌声回应，也算是为那一代人的战乱与分离，画上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

离开天津之后，她又南下到长江边的宜昌，再往广州、厦门等地走。一路上，她看的是水利工程、城市建设，看的是工人和普通百姓的生活变化。对经历过旧社会、见过战火的人来说，看到河堤稳固、工厂机器轰鸣、街上的孩子能背着书包上学，这些简单的画面，就足以让人感到安慰。邓颖超也不例外，只是她表达这种心情的方式，依旧是那种：多看、多问，少说大话。

二、严于律己的习惯，一直延续到暮年

很多年轻读者看到邓颖超晚年的照片，会觉得那是一位和蔼的长者，却未必知道她生活背后那些细节。1984年秋天，她从重庆红岩村等地视察之后，来到了宜昌。那时她已经81岁，长江江风大，船上又冷又湿，她不慎着了凉，到了宜昌的桃花岭饭店，明显有些疲惫。

随行人员看她脸色不好，想让服务员找一面小镜子来，好让老人照一照精神。话刚出口，她就抬手指了指房间里的柜子：“不要随便向人家提要求，这屋里不就有镜子吗？”这一句听起来普通，却很符合她一贯的脾气——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对自己则格外“抠”。哪怕是国家领导人，在外住店，她也坚持该怎么方便别人就怎么来。

服务员在帮她整理行李时，发现她带着几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着绿豆、玉米面、小米等杂粮。对习惯了高档宾馆饮食的人来说，这多少有点意外。随行人员见她们一脸疑惑，只好解释：“邓大姐就爱吃这些。”工作人员这才明白过来：这位身居高位的老人，口味还是延安时期留下的那一套。

更让服务员印象深的，是她一整套极其陈旧的行李。被子边角磨得发白，床单上还打着补丁，漱口杯的搪瓷脱落得斑驳。对这些每天面对猩红地毯、崭新床垫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生活用品几乎只有在老职工宿舍里才能看到。有人忍不住小声问了一句：“邓奶奶怎么不换新的呢？”

随行人员沉默片刻才回答：“这些跟了她很多年，她当成传家宝，舍不得丢。”这一点如果和她早年的生活联系起来，就不难理解。1961年，她给周恩来买了一件衬衣，周恩来从那年一直穿到1976年离世，整整十四年。领口、袖口洗得发白，磨破的地方，她一针一线缝补，不知动过多少次手。延安时期的艰苦作风，对这一对夫妇来说，不是口号，而是真正融进日常生活里的习惯。

在宜昌的第一天，饭店负责人忙得团团转，当地领导也赶来坐镇，准备为这位老革命家“洗尘”。宴席早已安排妥当，菜谱上尽是当地的拿手好菜。邓颖超得知后，很委婉地说了一句：“同志们的心意懂了，宴席就免了吧。”对地方干部来说，这是既省钱又省事的安排，他们心里清楚，这不是客套，而是一贯的态度。

第二天，她视察了葛洲坝水利枢纽，探望工人，回到饭店后明显疲惫。年老、旅途劳顿，加上感冒，整个人有些撑不住。就在这时，桃花岭饭店的服务员提出，希望能和她合影留个纪念。随行的赵炜略感为难，还是硬着头皮去请示。邓颖超听完，只简单说了句“可以”，便收拾精神走到大家中间。

拍照前，赵炜发现两名在厨房忙碌的服务员还没到，急忙提醒。邓颖超当即吩咐：“快去把她们叫来。”等两个年轻姑娘有些气喘地跑过来，她拉着对方的手，说：“两个可爱的湖北小丫头，谢谢你们的照顾。”本来稍显拘谨的气氛一下子活泛起来。摄影师准备按下快门时，又有为她安装取暖设备的电工赶来，地方领导也想合个影。赵炜和在场的干部商量：“你们照相的机会多，就站旁边吧。”邓颖超紧接着说：“对，让两个服务员挨着我先照。”

从这些细节里，不难看出她看人、看事的标准：职位高低是一回事，辛苦付出又是另一回事。她更愿意把位置让给那些默默干活的人。也正因为这样，宜昌当地关于这次接待的许多小故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当作谈资在民间流传。

三、一封“遗书”，折射出一代人的价值观

时间到了1988年，邓颖超已经84岁，从日常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这时的她，虽说不再直接主持具体工作，但还保持着关注国家大事的习惯。遇到一些自己认为重要的意见，她会以书面形式向党中央反映。只是随着年岁增长，身体开始明显衰弱，一次普通的感冒，都可能导致住院。有人粗略算过，她因病先后住院多次，每一次医护人员都能感受到这位老人那种“宁愿麻烦自己，也不愿增加组织负担”的性格。

1992年7月11日，88岁的邓颖超在北京医院离世。她的逝世消息通过电视、广播传出后，很多普通人心里抽了一下。有人在厂里听到通知后，愣在原地，耳边仿佛还回响着她在各种会议上清晰的声音；有女工忍不住掉眼泪，说“像亲人一样”；还有中年人对身边人感叹：“周总理走了，她又走了，一代人真是一个个谢幕。”

在按照她生前嘱托处理后事的同时，党中央也尊重她的要求，将她留给组织的信向社会公布。其中一封写于1978年7月1日，另一封则是1982年6月17日，她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时重抄并补充的版本。这封信的文字朴素，很少修饰，但每一条要求背后都有一整套逻辑。

她在信中开头，简单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经历：1924年在天津成为共青团第一批团员，1925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随后，她开门见山地写下几条请求：遗体要解剖后火化；骨灰不保留，撒掉；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公布这些要求本身，就算是她“逝世消息”的内容。理由也写得很清楚：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没有止境的，职务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给予的，不必在个人身后再大张旗鼓。

这一系列要求放在具体历史环境下看，意味就更清楚了。经历过延安整风、新中国成立、建国后种种风云的人，对“党和人民、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往往有一套极为朴素却坚决的认识。她不愿意因为自己的离世，给组织添额外负担，也不希望在她身上再搞什么“特殊化”。

1982年的补充内容，同样耐人寻味。她提到自己所住的房子，是当年和周恩来一起居住的，属于全民所有，应该交公使用，明确提出“万勿搞设什么故居和纪念等”。她说明，这是两人早就商量一致的意见。紧接着，她又提到对周恩来亲属的态度：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不要因为与周恩来的关系，而给予不符合组织原则和纪律的“照顾安排”。她强调，这是周恩来一贯坚持的作风，她也坚决支持，并认为这一点对端正党风非常必要。最后，她还特别说明，自己没有任何近亲，只提到一个远房侄子，“从来不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

如果从普通人的角度来想，不难看出她内心的考量。很多人退休后，总会想着给子女后代留点什么，哪怕是一个比较宽敞的房子、一点资源上的照应。而她恰恰站在另一个方向上：公开声明“房子归公”“亲属不得特殊”，甚至希望把这一态度公布出来，让组织和社会监督。这种做法，说到底，是把自己的一生，包括身后安排，全部放在“党风、纪律”的框架下看待。

那封信公布之后，社会反响非常强烈。许多人读完，心里泛起一种复杂的感觉：一方面是敬佩，一方面是惋惜。有人会问，“她真就这么走了？什么都不要？”也有人由此回想起早年间她和周恩来共同生活的情形，许多往事又被翻出来讲给下一代听。

老诗人臧克家在读完信后，写下文字评价她“位高而不自居，心中只有人民，唯独没有自己，朴素纯真，如一泓清水”。这段话算不上华丽，却被很多读者记住。其实，“如一泓清水”的说法并不夸张：她晚年的一举一动，从衣着、居住，到对亲属的态度，都很难找到半点“沾光”的影子。

四、送别的队伍里，是带着记忆的人群

邓颖超去世后，根据她的意愿，没有安排冗长复杂的遗体告别仪式，也没有为她树碑立传式的炒作。不过，该有的庄重程序，党和国家还是一一落实。1992年7月17日上午，杨尚昆、乔石、宋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北京医院，向她作最后的告别。

那天，人们看到的邓颖超，身上穿着一套黑色旧西服，是三十多年前缝制的款式。肩上披着的一块绸头巾，也已经用了多年，布料有些泛旧。这与其说是一种“刻意朴素”，不如说是她一生习惯的自然延续：重要场合也好，普通日子也罢，她并没有刻意把自己装扮成某种“象征”，而只是延续一贯的简朴。

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的路程大约十八公里。那天一大早，长安街两侧就站满了自发来送行的群众。有工人、干部、学生，也有普通市民，大家没有喧闹，只是静静地站着。灵车缓缓西行，不时有抽泣声从人群中传出。与其说是送一位“国家领导人”，许多人心里想的，是要送走一位长期出现在报刊、电视、集体记忆里的“亲切长辈”。

当车队行至公主坟路口时，人群中出现了一阵起伏。几位挤在前排的年轻姑娘忍不住高声喊道：“邓奶奶，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句话说完，自己也控制不住地掉泪。这样的场面，既朴素，又真切，完全发自普通人的本能情感。

如果把这一幕与她遗书中的那几条要求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种颇为耐人咀嚼的对比：她极力避免在身后给组织和社会增加形式上的负担，却没有办法阻止那些真心尊敬她的人，自发站在街头，默默目送她远去。这种“形式上的简约”和“情感上的厚重”，恰恰构成了老一辈革命者晚年送别场景的独特气质。

回过头来看，从1978年她第一次提笔写“身后事”，到1982年重新补充，到晚年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再到1992年离世，当中有一个清晰的线索：无论是对自己的生活要求，还是对房子、亲属、纪念方式的态度，她始终把“共产党员”这个身份放在最前面，从没有因为自己曾身居要职而开任何方便之门。

对熟悉那段历史的人来说，这种态度并不陌生，却越来越显得珍贵。她的遗书之所以能在普通百姓中引起那样强烈的共鸣，很大程度上正因为大家在字里行间，看见了一种久违却非常真实的品格：把功劳交给组织，把便利让给别人，把清白留给自己。

也正因此，在她离开多年之后，当人们再提起“邓大姐”这三个字时，脑海里浮现的，不只是那个站在大会堂主席台上的身影，还有那件补得发白的旧床单，那只搪瓷脱落的漱口杯，那封朴素得近乎“清冷”的遗书，以及长安街上，那一声带着哭腔却喊得很响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