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教授“状告”陈赓，陈毅赶紧通知：陈院长，想法子解释一下

1952年深秋的一个黄昏，哈尔滨的天黑得很早。军委军事工程学院筹建处昏黄的电灯下，陈赓翻着一摞又一摞名单，眼睛里都是血丝。桌上摆着一张中国地图，上海、南京、杭州一带，被红铅笔圈得密密麻麻。他随手按住华东一角，说了一句半开玩笑的话：“要把全国的好老师，一点一点请到这儿来，可真不比打一仗轻松。”

时间往前推几个月，这场“无声的战役”其实已经打响，只不过许多人还没意识到，它会给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带来多么深远的影响。

一、新中国要办一所“打不出硝烟”的军校

1952年初，抗美援朝战争正打得激烈。前线炮声隆隆，后方却在酝酿另一场关乎长远的大事——建设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军事工程学院。中央军委在研究后得出一个朴素却极为扎实的判断：要打得赢未来的战争，光靠血性和意志不够，必须把现代军事科技的根基扎下去。

1952年6月，陈赓仍在朝鲜战场指挥作战，调令却已经到了北京。军委决定，免去他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等职务，调回国内，筹办军委军事工程学院。这个决定，既有对他指挥才能的信任，也有对他教育经历的考量——早年在黄埔，当过教育干部，抗战时期又办过抗大分校，对办学有切身体会。

6月25日，三兵团副参谋长李懋之从朝鲜赶到国内，向陈赓汇报完前线工作，正准备匆匆赶回部队，却意外被“截胡”。陈赓一句“不要回朝鲜了，帮我去办军校”，看似随口，实际是中央部署的一环。李懋之推辞，说自己文化水平有限，更舍不得离开打了多年仗的老部队。陈赓却一口回绝，连连摆手：“不会就学，大胆去干。”语气看似轻松，背后却是对这所新型军校的殷切期待。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国防工业更是从零起步。抗美援朝战场上，我军士气高昂，但在雷达、炮控、航空、导弹等关键技术上，与美军差距巨大，这是不少干部在前线就已经切身感受到的现实压力。要改变这一局面，临时突击远远不够，必须系统培养大批既懂工程技术又懂军事的复合型人才。

军委决定，以西南军区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为基础，抽调一批作风硬、教学经验足的干部，作为未来军事工程学院的骨干。陈赓向二高步校打电话时那句“要一个不留地带到哈尔滨”，语气虽然有点“霸道”，却道出了他对这件事情的分量判断：办学一开始，骨干队伍不能弱。

军队干部好说话，调动相对方便。真正让人头疼的，是遍布各大高校的专业技术人才。要建设现代兵器、导弹、雷达、舰船，光有军队里的老战士不行，还得有成体系的理工科专家、有国际前沿视野的学者。这些人基本集中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名校里，对于地方和学校来说，都是“压箱底”的宝贝。

有意思的是，军队内部不少同志更熟悉的是作战部署、后勤补给，现在却要学会如何与地方高校谈判“借人”。陈赓在筹备会议上多次提醒：“不能拿着中央指示去压人，我们这是去挖人家的肉，人家能不心痛？”这话说得很直白，却把当时的微妙关系点得很透。

二、专家“比部队还难调”，陈赓到处“求人”

谈到哈军工早期的师资来源，华东地区的那一块力量不得不提。1949年上海解放后，陈毅就敏锐意识到，兵工技术人才是极难得的资源，一旦再次流失，想追回来就非常困难。他当时提出一个形象的比喻：先搭一座“庙”，把这些人请进来，慢慢再说做什么“佛事”。

这座“庙”，就是后来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起义将领陈修和受命来到上海，把散落在各个学校、研究机构里的兵工专家、弹道学家、火药专家，一点一点地集中起来。张述祖，这位后来成为哈军工建校“三驾马车”之一的著名弹道学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拢”在一起的。

但仅靠军队系统提供的专家远远不够。陈赓根据调研，整理出一份长长的专家名单，其中不少是名校教授，甚至是学科带头人。按照组织程序，需要周恩来总理批准，才能从地方院校大规模调人。偏偏总理工作极其繁忙，陈赓几次去请示，都没逮到空档。

有一天，总理接见完民主人士，中途去休息片刻。陈赓见机会难得，干脆守在门口。等周总理出来，他直接把名单递过去：“总理，有几个教授的名单，请你批准一下！”总理下意识地皱了下眉头：“你等一会儿不行吗？”陈赓却笑着回：“等一会儿您就走了，还是现在批吧。”有点“胡搅蛮缠”的味道，又透着对办成这件事的急迫。周总理最终还是在名单上签了字，为哈军工后来的师资队伍打下基础。

在这些名字里，有的很顺利，有的则经历了反复周折。张述祖原在德国留学时，有位好友曾石虞，是德国火药专家普门德的弟子，会六国语言，学术造诣极高。上海解放前，他身为同济大学化学系主任，宁可拒绝国民党高薪诱惑，也不愿随之南逃，坚持等解放军进城。

按理说，这样一位教授，与国防工业、兵工事业很有缘分。然而，曾石虞对“军方”有一种本能的疏离，更喜欢在校园里安静教书。哈军工筹建时，张述祖提到这位老友，陈赓一听，就明白这样的专家如果能请到北方，对整个学院的化学、火工教研意义重大。

1952年国庆节前后，陈赓派黄景文、赵子立南下上海。赵子立曾经是曾石虞的学生，对老师的脾气很清楚：“学问极好，就是有点怪。”两人心里没底，只能硬着头皮上门拜访。刚一见面，曾石虞就开门见山：“年过半百，还要千里迢迢去北满，实在出乎我意料。”黄景文心里一沉，知道这次不太好说服。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老教授闭目沉思，又突然微微一笑：“既然高教部已经下了调令，那就只有服从喽。”这话一出，悬着的心才落了地。谈到家属是否随迁，他只说妻子是南京大学的数学教授，留在原校继续教学即可，自己一人北上。不得不说，这一代学者身上那种朴素的服从大局意识，在细节里体现得很清楚。

黄景文随后又奔赴上海交大，去找教务长曹鹤茹。结果到了上海才得知，人已经被调到南京，参与筹建华东航空学院。他只好再坐车去南京，赶到后倒算顺利，曹鹤茹主要关心的，是家属工作与孩子上学问题，只要妥善安排，个人可以服从组织需要。

真正让黄景文觉得“棘手”的，是梁守槃。这个名字，在中国航空工程史上分量不轻。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术上很有权威。华东航空学院自然视若珍宝，不愿轻易放人。见到黄景文，他冷淡地说了一句：“如果你们不是拿来邓小平同志签的调令，华东航空学院是决不会放我走的。”话不多，却把各方牵扯的复杂关系点得一清二楚。

黄景文身边的助手私下嘀咕：“这位教授好像不太热情。”黄景文倒是看得通透：“热情在心里，不挂在脸上。”在他看来，能在国家需要时，放弃原本已经安排好的事业路线，北上支援新建军校，本身就是一种“热情”，只是表达方式不同。

这些专家的调动手续办妥，已经实属不易。但真正的“难案”，还在后头。

三、卢庆骏这块“心头肉”，牵出一场“告状风波”

在那份专家名单上，卢庆骏的名字非常醒目。这个出身浙江、留学美国的数学家，在浙大就读时，就被苏步青看中，后来留校任教，发表过不少高水平论文。解放后，他转入复旦大学，在数学界名望很高，又正值四十岁左右，精力充沛，是培养后学的关键力量。

从个人态度来看，卢庆骏并不排斥调动，多次明确表示“愿意服从组织安排”。问题不在他，而在复旦大学以及背后的教育系统。对复旦来说，能有这样一位学术能力强、年纪适中的数学家，实在难得，一旦调走，短时间内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接替者。地方教育部门也顾虑重重：一边是中央和军委的需要，一边是地方高校整体教学布局，稍有不慎，容易引起连锁反应。

黄景文南下，与复旦方面反复磋商，初步形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卢庆骏可以调，但不立刻走，缓到次年暑假，让复旦有时间培养接班人。这个安排，既给中央的调令留了面子，又尽量减轻地方的损失。看起来，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推进。

然而，1952年11月中旬之后，情况突然出现波折。一个月不到，远在哈尔滨的陈赓接到了上海市长陈毅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的陈毅开口就带着几分感慨：“我的陈院长啊，有人告你们军工的状了。”一句“告状”，听着像玩笑，背后却带着实实在在的压力。

事情的起点，在上海的民主党派人士会议上。苏步青，此时已经被调整到复旦大学，担任重要职务。他一直把卢庆骏当“得意门生”，本想留在身边一起工作，既是助手，又是接班人。听说哈军工要把卢庆骏调走，他很难不生疑：一所军工院校，按他当时的理解，不过是培养土木、建筑之类的技术干部，怎么会需要一位搞高等数学的专家？

在他眼里，这有点像“用牛刀去杀鸡”。如果真只是画图、量尺、做构筑物，复旦花了这么多年培养出来的数学家被调走，未免可惜。他在会上提起此事，不无忧虑地说这是“浪费人才”。会场上坐着的，很多也是著名学者，其中不少人都能理解他的担心，便顺势附和。这么一来，关于“军工学院滥用数学人才”的说法，就在上海的知识界传开了。

有意思的是，这场风波起初并不是冲着陈赓个人来的，而是对整件事的不了解引起的误会。但在行政系统内部，反映多了，自然会传到上海市政府那里。陈毅作为市长，又是哈军工筹建的重要支持者，同时也是陈赓的老战友，只好亲自打个电话提醒：“你老兄啊，这事总得想办法解释解释。”

陈赓放下电话，眉头紧锁。他非常明白，一旦知识界对哈军工产生误解，后续调动专家、合作办学的每一步都会困难得多。所以这件事绝不能拖延，必须尽快去把话说明白。他权衡再三，决定请徐立行出马，专程去上海与苏步青当面沟通。

徐立行，本是军队出身，但早年负责教育工作，说话斯文有礼，又是上海人，对那边的学界氛围熟悉，比很多“粗线条”的军人更适合出面。放寒假前，他赶到复旦大学拜访苏步青，先把军事工程学院的性质、任务、学科设置，一条一条讲清楚。

在那次谈话中，双方的误解一点一点被消解。徐立行解释，军事工程学院不是简单的工兵学校，而是承担着导弹、航空、雷达、舰船等高端技术基础培养任务的综合性军工院校。数学在其中不是可有可无的“配角”，而是许多工程设计、导弹弹道分析、航天轨迹计算的根基。没有过硬的高等数学队伍，后续一大批研究工作根本没办法开展。

听到这里，苏步青逐渐意识到，事情并非自己想象的那样。他沉吟良久，说了一句颇有分量的话：“庆骏是我的学生，这次高校调整，我把他调到身边，是准备让他挑大梁的。现在听你这么一讲，国家的需要更紧要一些，那就调给你们吧。”这句话，既，道出了师生情分，也表明了取舍标准——个人安排、学校布局，都要为国家长远利益让路。

1953年3月，卢庆骏正式北上，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报到。困扰多时的“卢庆骏问题”，总算画上句号。但是从中折射出来的，其实是当时全国院系调整、军地协调、人事调动的复杂现实。哈军工遇到的阻力，只是其中一个缩影。

四、一所军校背后的格局：谦虚挖人，也在成就别人

从1953年开始，卢庆骏在哈军工担任教授、数学教研室主任，同时兼任科学研究部副部长、教务部副部长，还被黑龙江大学聘为数学系主任。这样的职务配置，足见军队和地方对他的重视。

他并不是一个只顾埋头做学问的人。很多同事后来回忆，他在课堂上讲解理论时严谨细致，对于学生却并不高高在上，鼓励提出问题，愿意花大量时间辅导。更关键的是，他非常重视数学与工程的结合，强调“学的不是纯花拳绣腿的数学，而是要进工厂、进试验场用得上的数学”。这点，在后来他转入国防科研系统后体现得更为明显。

1956年，哈军工评定职称时，准备给卢庆骏定为一级教授。在当时，一级教授的数量很少，含金量极高。他却执意提出：“我老师苏步青被定为一级教授，我只能是二级。”这话看似简单，却透出一种朴素的尊师观念。学院领导多次做工作，仍然拗不过他，只好尊重意见，给他评为二级教授。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导弹和航天事业起步。钱学森提出，要真正搞好这些工作，不能只靠工程师在试验场上“凭感觉摸索”，必须有一支熟悉现代数学方法、懂系统分析的人才队伍。卢庆骏因此被点名，从哈军工调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专门从事数学应用技术研究，把抽象的数学工具引入导弹轨迹计算、航天器姿态控制等领域。

试想一下，当年那些看似枯燥的方程、模型、算法，后来都变成了导弹发射方案里的关键参数，变成了发射窗口的计算依据。正是这样一批人在背后反复推演、计算、验证，国家才能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少走弯路，节省大量人力物力。

说回陈赓。这位身经百战的将领，后来多次向身边干部强调一句话：“我们现在到处调人，一定要谦虚。”有一次，他在灵境胡同10号接电话，对方因为人才被调走颇有怨言。陈赓连连道歉，说得很直接：“我们军工的同志有错都怨我，我向你道歉，我给你磕头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支持我，同意放人。”这番话，既不是客气话，也不是姿态，而是一种对人才、对事业的双重重视。

从某种意义上说，哈军工的筹建过程，是军队系统向全国高校“借人”的过程，更是不同系统在国家整体利益之下重新磨合的过程。地方高校心疼自己的“心头肉”，完全可以理解；军队一边心急如焚，一边满世界求援，也是真情实意。在这一来一往之间，折射出的，不只是几个教授的人事变动，更是一代人对于国家安全和科技基础的理解与担当。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当年被调到哈军工、后来又被调入国防科研系统的专家，并没有把这看成个人命运的波折。他们大多把工作地点的变化，当成职责范围的自然延伸：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有人从上海的讲台，走到了冰天雪地的哈尔滨；有人从哈军工，又去了戈壁沙漠的试验场。一路走来，荣誉不多，艰苦不少，但他们很少在公开场合强调这些。

回头看那场“教授告状”的风波，外表上看，是一位老数学家替学生鸣不平，实际却促成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沟通，消除了对军工院校性质的误解。哈军工也正是在这样的磨合之中，把“军”与“工”、“学”与“战”真正结合起来。

这些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场面，却把建国初期那种认认真真做事的风气，展现得很清楚。新中国的国防科技大厦，是一砖一瓦垒起来的，而每一块砖背后，都站着这样一群人：将领也罢，教授也罢，名字或许并不家喻户晓，但他们做出的选择，实实在在影响了后来几十年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