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名战士孤军身陷敌围，突围前班长怒吼：你们还有谁是共产党员

1979年2月中旬，广西边境一带常年寂静的群山，被密集的枪炮声突然撕开。就在这一年，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全面展开，第41军121师奉命向高平方向纵深穿插，一场强行军与遭遇战交织的考验，就此拉开。

这一师的任务，看似简单，实则异常艰难。按照上级部署，121师要在总攻打响后12小时内，从边境地域一路急行军至班庄附近，行程约80公里。地图上只是一条线，放到现实中，却是崇山峻岭、原始丛林、流寇般游走的敌军，以及极度紧张的时间要求。后来有参战资料回忆，这次穿插行动的难度，甚至被拿来和抗美援朝时期38军113师在三所里的70公里强行军作比较，普遍认为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纸面上的计划往往难以完全落地。121师最后穿插到位，用了整整59小时，足足是原定时间的几倍。一路上，部队要不断攀登制高点抢占阵地，还要随时准备和敌人短兵相接。等终于抵近预定地域，还得转入进攻，向高平方向推进。对一支长途奔袭、疲惫不堪的队伍来说，这是一场硬仗中的硬仗。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个小群体的故事悄然发生。七名与主力失联的战士，在密林深处被敌军包围，他们能依靠的，只有三支枪、几百发子弹和9枚手榴弹。更关键的是，他们有一名班长，一名共产党员。

有意思的是，比起整个战役的宏大背景，这七个人的一进一退、一守一突，更能让人直观地看到，当年的年轻战士究竟是怎么扛起“共产党员”这五个字的重量。

一、迷雾丛林中的“小部队”

121师在穿插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很集中，其中一点就是行军中部队走散严重。尤其是361团，干部识图能力相对薄弱，刚一出境就遇到迷路的麻烦。跨过国境线后，越境区域多为原始丛林，林子深，地形复杂，再加上战斗时有发生，部队队形被不断打乱，走散几乎是难以避免的情况。

那几天，山里经常大雾弥漫，能见度极低。有时，连几十米外的身影都看不真切。敌人也利用这种地形，进行偷袭和小股骚扰。不止我军，越军同样受到大雾的困扰，有越南士兵打散之后误闯进我军队伍，还用越语和战士搭话，结果当场被识破身份，这一幕后来被不少参战者提起。

就在这种环境下，361团8连班长陈书利，在一场激烈的战斗后，与本连完全失去联系。枪声停下后，陈书利判断自己大概被战火“甩”在了后面，他没有原地等待，而是选择沿着可能的行军方向，自行搜寻主力踪迹。

雾太大，林子太深，他往前摸索了一段，没能碰到大部队，却陆续遇上了另外六个同样迷路的战士。这六个人分属不同单位，有机枪班副射手，有迫击炮手，也有副业组长，还有机枪连的班长。名字如今还在史料中清晰可见：四连机枪班副射手陈武贤、迫击炮手胡清祥、八连副业组长韦程儒、机枪连九班班长黄志荣，以及熊武俊、马占社。

从战斗情形看，这六名战士显然都经历过不小的冲击。更麻烦的是，其中三人已经带伤：黄志荣、熊武俊、马占社伤势不轻，行动受限。再看看手边的装备，七个人算下来只有三支枪，几百发子弹，手榴弹9枚。放在大部队里，这只是一个普通班甚至不到一个班的火力；可一旦被敌人发现，这是立刻会被当成“漏网之鱼”的目标。

按组织关系，陈书利、黄志荣是这七人中职务相对高的。但黄志荣负伤在身，不利行动，指挥责任自然落到陈书利头上。此时的陈书利，1977年入伍，1979年4月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比同年多数战士多出一段“党员”身份，却恰恰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变成了众人心中的“主心骨”。

他很清楚，留在原地，迟早被敌人逮住；盲目乱撞，也可能撞入敌人阵地。唯一的生路，就是设法摸回大部队行军方向，边战斗边机动。

七人沿着一条小河摸索前进。水声能稍微遮掩脚步，又能为行军提供一个向导。但这条看似稳妥的选择，很快让他们碰上麻烦——一支越军较大兵力出现在河畔，突然开火。子弹打在树干上、石块上，溅起的碎屑噼里啪啦乱飞，这个小分队瞬间被压制。

火力对比太悬殊，他们只能边打边退。敌人很快看出，这七个人是一股落单的小股力量，而且还有伤员，便一边吹着哨子，一边压上来，显然是想活捉。对越军来说，若能俘获几名中国士兵，无论在情报还是宣传上，都是一笔收获。

在这种被紧追不舍的情况下，七人被迫往一块较为开阔的地带撤出，前方出现了一条公路，公路边上，有三间紧挨在一起的小房屋。

二、三间小屋里的“考问”

七人退到房前，迅速冲进屋子。屋内并非居住用房，而是堆满了袋装化肥。陈书利眼下没有多余时间细想房子的用途，只注意到：这里至少能遮挡子弹，有墙壁、有门窗，还能因地制宜设置火力点。

“我们不能再退了。”这句话，是现场的判断，也是心里的决定。

几人马上动手，把一袋袋化肥搬到窗下和门口，堆成简易掩体，防止子弹直接射入。他们知道，一旦被敌人完全包住，这里大概率就成了决战之地。

在短促的准备间隙，陈书利突然开口：“我知道韦程儒是共产党员，你们还有谁是共产党员？”这种时候提这句话，多少有些不同寻常，但在当时的语境下，这个问题非常直白——谁，需要先站出来顶住最硬的一道火线。

屋子里稍微一顿，后面负伤的黄志荣举手：“我！”接下来，他又问：“那谁是共青团员？”这一下，屋里的手几乎都举了起来。七人中，不是党员就是团员，在当年的连队里，这样的组合并不少见，但此刻显得格外意味深长。

“好！”陈书利一挥手，把话说得很清楚：“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团员要向党员同志靠拢，跟敌人拼到底，绝不给祖国丢脸。”

这段话没有华丽辞藻，却切得非常实在。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既然身份在这儿摆着，就得担起相应的责任。对于几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这种“顶在前面”的要求，并不抽象。

屋子防御很快布置完毕。三支枪成扇面分布，陈书利和另外两个持枪战士，各守一间房。三名伤员转为弹药手，负责装填、搬运弹药，剩下那名身体状况稍好的战士，作为预备力量，随时补上空缺位置。

敌人并没有给太多喘息时间，很快发起第一次冲击。由于判断这只是小股残兵，越军调来兵力并不算少，企图一口吞下。可他们显然低估了屋子里这七个人的决心，几轮交火下来，房前倒下的敌人越来越多，冲锋的节奏被打乱，不得不暂时后退。

被屡次打退之后，越军显然有些恼羞成怒。很快，两门迫击炮被推到了适宜位置，炮弹开始向三间房屋位置覆盖。屋顶传来爆炸冲击，瓦片、木板纷纷掉落，屋内的震动一阵接一阵。

就在一次炮弹落近的瞬间，胡清祥被飞溅过来的弹片擦伤，划过太阳穴，拖下一道血痕。那一刻，他很清楚，这几间房子未必能撑太久。于是，他从肩头解下“光荣弹”，拧开盖子。

“光荣弹”这个东西，在我军战斗传统中，是一个沉重符号。它意味着，如果战斗到完全无法支撑，落入敌手在所难免时，用它来炸毁自己以及重要物资，绝不做俘虏。胡清祥的这个动作，让屋内空气一下子沉重起来。大家都看见了，却没有立刻说话。这枚光荣弹一旦拉响，这间屋子里，谁都不可能活着出去。

陈书利看到后，立刻伸手一把按住他：“等一等！”他接着说：“死，英勇就义，这个想法没问题，可是我们手里还有枪，还有子弹，还有手榴弹。敌人正在往上冲，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稳赚，多打几个更好。到了真撑不住，再跟敌人同归于尽，也不迟。”

这番话，不是豪言壮语，反而带着一点近乎“算账”式的冷静。对一个已经拧开光荣弹的战士来说，这几句就够了——既然还有子弹，还有敌人要打，那就先把这笔账算到底。

接下来的时间里，敌人一轮轮的冲锋都被打下去。迫击炮虽然不断轰击，却没能彻底摧毁这三间屋子。不得不说，在战况稍微缓和的间隙，这几个人居然还能说上几句笑话，有人形容，当时屋子里那股氛围，竟有点像在老家自家院子里边干活边闲聊。这种状态，更多是一种极度紧绷后的心理调节，也是典型的战地现象。

越军发现炮弹压制效果有限，随后又调来一门六零炮。某一发炮弹几乎正中屋顶，伴随着剧烈爆炸声，房顶被掀开，木梁折断，瓦块四散。远处的越军兴奋地喊：“炸死啦，炸死啦。”这呼喊虽然是越语，却不难听出其中的得意。

谁也没想到，顶棚被掀掉之后，屋子里的火力反而更加畅通。陈书利趁敌人放松的瞬间，贴着窗边，突然进行了一串点射，抓住目标暴露的机会，又打倒几名敌兵。以有限的弹药换更多的敌人伤亡，这就是他们此刻唯一能做的事。

战斗间隙中，他在地上捡起一张牛皮纸，交到战士手中，说了一句：“把自己的姓名和部队番号，都写在纸上。”这不是简单的登记，更像是一种默契——谁能突围出去，就想办法把这张纸交到组织手里，证明这七个人是战斗到最后一刻的。

这张纸，实际上是一份无声的“见证”。在常规部队行动中，生死有档案、有战报，而在原始丛林里被围困的几个人，很可能连名字都来不及传出去。不得不说，这种安排，既冷静又沉重。

三、夜色中的突围与走散

到了晚上，山里的气温悄悄往下掉，雾气和烟尘在山谷间交织。有经验的指挥员都清楚，夜色之下，既危险，也可能是唯一的机会。等越军后撤调整阵地后，陈书利集中精力观察了一阵，借着微弱的光线和地形判断，大致摸清敌人包围圈的薄弱环节。

他叫醒短暂轮休的战士，压低声音，把突围安排交待清楚。弹药逐一检查，伤员的包扎又加固了一遍。队形安排很明确：陈书利打头阵，负责开路；陈武贤、韦程儒这两名有枪且伤势较轻的战士，分别负责保护一名伤员；胡清祥头部受伤，却坚持背起腿部重伤的马占社，跟在队伍中段。他们知道，这一次冲出去，就可能再也回不到原来那三间屋子。

突围的起点，是一枚手榴弹。陈书利先把一枚手榴弹扔向敌人火力可能集中的方向，爆炸声和烟雾，在短时间内遮挡了视线。趁着这短暂的空当，几人一股脑冲出屋子，从预先选定的突破口翻过掩体，沿着山坡迅速下切，再钻入黑暗更深的地方。

不过，负伤的代价，在这时显得格外明显。胡清祥头部受伤，背上又驮着行动几乎完全受限的马占社，体力消耗极大。刚冲出包围圈不久，这两个人就渐渐跟不上队伍节奏。山道崎岖，他们每迈一步，都要比别人困难许多。走了一阵，两人不得不主动停下调整。在荒山夜色里，这样的停顿，很容易和队伍拉开致命距离。

胡清祥、马占社就这样被迫掉队。好在此时他们已经脱离了最初的火力包围圈，暂时没被敌人追上。几天之后，大部队在搜索途中发现了他们，才把两人安全救回。这已经算是极大的幸运。

另一方面，在翻越某处较高山岭时，韦程儒和陈武贤一左一右，扶着伤势不轻的熊武俊，同样在复杂地形中掉了队。他们三人中，只有一人受伤，两人还能轮流承担体力消耗。靠着对地形的粗略记忆，加上对枪声、爆炸声方向的判断，三人在山中兜兜转转两天，竟然真的摸回到了大部队所在区域。等被发现时，三人又累又饿，但总体生命体征还算稳定，随后得到及时救治。

在那段时间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疑问：陈书利在哪里。

韦程儒脱险回到部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听陈书利的下落，却始终没有确切消息。不久之后，黄志荣也被救回，他同样急切地被问及班长的情况。然而，黄志荣只摇头——在突围后的某个时刻，他和陈书利也走散了。

合起来算一算，这支七人小队，经过战斗、突围和山地行军，几乎是被“拆散着”回到部队的：有的被大部队搜索时救起，有的靠自身摸索脱困，还有人一度完全失联。对当时的战友而言，每多一个人出现，就多一分欣慰；每少一个人露面，就多一分隐忧。

四、山洞里的班长与战后评功

在后来的回忆中，大家普遍认为，陈书利是这七人里身体和精神消耗最大的一位。他既要带头战斗，又要随时照顾伤员，还要做出关键时刻的判断，几乎把自己当成几个人在用。突围之后，他和黄志荣在山间继续寻找食物和水源，试图沿既定方向摸回部队。

就在一次外出寻找食物的过程中，陈书利突然遭遇一支越南特工小队，约七八人，有轻武器和一定战术训练。当时，黄志荣因为负伤，在后方距离稍远的位置，根本来不及上前支援。短促的交火声在山谷里炸开，持续了一阵，就归于沉寂。等他赶到现场时，既没看到陈书利的人影，也没看到他被俘或牺牲的直接痕迹，只能判断双方发生过激烈接触。

这种情况，在丛林战中并不少见。有时一场短暂遭遇战，双方都不愿久留，打完就撤，战场只留下弹壳和踩乱的草木。对于黄志荣来说，那时他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只能继续隐蔽，等待救援。

事实上，陈书利在那次接触后，并没有被敌人抓住。他凭战斗经验迅速脱身，随后在山中选择了一处不易被发现的山洞隐蔽下来。他很清楚，敌人正在全线搜寻，稍有动静就可能招来危险。此时他所依靠的，不仅是军人素养，还有对地形和敌情的敏感判断。

时间一天天过去。直到2月24日，大部队开展山地清剿与搜寻时，在一处不显眼的山洞里发现了已经极度疲惫的陈书利。对比时间节点，他被救出的时间，比胡清祥、马占社还早了一天。也就是说，这场在丛林深处穿插、战斗和突围的“支线”故事，大致在这一天画上了句号。

对这七人究竟打退多少次敌人进攻、一共消灭了多少名敌军，当时并没有谁在战斗中认真计算。直到战斗告一段落后，部队依据现场痕迹、敌尸数量和多方材料进行摸排调查，最终确认：在几天的坚守和突围过程中，这个小分队至少歼灭敌军36人。这一数字，放在他们的兵力和装备条件下，无论怎么看，都相当醒目。

在后续评功时，相关单位根据每个人的表现与贡献进行了授奖：陈书利因指挥和战斗表现突出，被授予一等功，并获得“战斗英雄”荣誉称号；两名在突围中仍持续手持武器、负责为队伍开道的战士韦程儒、陈武贤，同样记一等功；在激战中头部负伤、始终没有放下武器的胡清祥，获二等功；黄志荣、熊武俊、马占社三位负伤战士，则被授予三等功。

从外在评价来看，这样的功劳分配，可以说相对贴合实际。值得一提的是，参战的多数人当时年纪都不大，大多二十多岁，甚至有未满二十的青年，面对的是陌生丛林、密集火力、随时可能牺牲的风险，能在那种环境下扛住，靠的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勇气。

还有一个细节，后来在相关报道和回忆文章中被反复提起。那就是在与黄志荣失散后，陈书利曾在极端危险、自认“生还希望渺茫”的情况下，写下了一封遗书。

那是一封写给党、人民和祖国的信。信中，他直截了当地写出自己的处境：单枪匹马，饥饿逼迫，敌人追捕，死亡随时可能到来。他坦言，为了祖国领土完整、为了人民尊严、为了边防军民的牺牲，他决心战斗到最后一息，“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战斗下去”。他还提到，自己已经打死打伤十几名敌人，“够本了，报仇了”。如果牺牲，希望把尸体运回祖国，转告父母不要悲伤，要以此为荣。

这封遗书的文字，在公开资料中是有记载的，措辞质朴，却透出一种近乎固执的坚决。对熟悉那个年代军队氛围的人来说，这并不是“文采”的问题，而是那一代战士普遍的价值观写照。他们对“为党、为人民、为祖国”的理解，更多是直接落实在“战斗到底”这四个字上。

从穿插行动的大背景，到七人落单后在三间屋里的坚守，再到夜色下的突围、山中各自走散与重聚，以及最终的评功授奖与遗书流传，这一连串细节，拼起来构成了一幅很鲜明的战地图景。

试想一下，在1979年的那几天里，边境线上像陈书利这样的班长，并不只有一位。121师在高平方向的行军与作战中，也不只发生这一个小分队被围困的故事。只是这七名战士的经历，被更完整地记录下来，让后人有机会看到，在密林和大雾中，一个普通步兵班长，是怎样在敌军重围中咬牙撑住那几天那几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