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葆华去世，记者问李宏塔遗产有多少，李宏塔：我是李大钊的子孙

1973年夏天，合肥郊外的化工厂里，烈日晒得铁皮车间发烫，一个年轻工人从十几米高的塔罐上爬下来，衣服湿透，脸上却带着点倔劲。没人会想到，这个在生产线上拧螺丝、扛管子的青年，是李大钊的孙子、老革命家李葆华的儿子——李宏塔。多年以后，他已经是安徽省民政厅厅长，一位记者在追问他父亲留下多少遗产时，他只是淡淡一句：“我们是李大钊的子孙，有的是精神遗产。”

这一句话，看似平常，其实把李家三代人的脉络串在一起：从1910年代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馆长，到晋察冀根据地的省委书记，再到改革开放后骑着旧自行车上下班的厅长，他们留下的东西，说到底只有四个字——革命家风。

一、从书页里的祖父，到家史里的起点

1920年前后，北京城的冬天格外冷。北大红楼里，一位戴着圆框眼镜的青年，常年一件灰色长袍，步履匆匆地穿梭在图书馆和课堂之间。他就是后来写入党史的那个人——李大钊。

对于几十年后的李宏塔来说，祖父的形象，并不是来自老照片上的记忆，而是一本本党史著作、人物传记和回忆录里的文字。翻开那些资料，能看见一个很具体的人：年轻时东渡日本，在东京第一次系统接触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回来之后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馆长、后又成为教授，把马克思主义的种子一点点撒进中国这片土地。

当时的北大，是全国思想最活跃的地方之一。李大钊每月拿到的薪水，不算低：先是做图书馆馆长，薪水一百二十块大洋；后来兼任教授，涨到二百，再加上在其他学校兼课，每月收入能有三百大洋左右。以当时的物价来说，这笔钱已经足够维持一个小康之家。

可有意思的是，这个看上去“不错”的待遇，并没有给李家带来多少富足感。李大钊把妻子、儿女从老家接到北京，住进简陋的住所，日子却常常紧紧巴巴。根子在哪儿？在他那股“舍得为别人掏钱”的劲头上。

李大钊和妻子赵纫兰，是从小一起玩大的“姐弟”。他十一岁，祖父就给他定下这门亲事。赵纫兰大他六岁，从少年时代起，两人一个视对方为“姐姐”，一个疼着“弟弟”。李大钊早年在北洋法政学堂读书时，家里发生变故，祖父去世，姑姑挥霍家产，连学费都成了问题，他一度萌生退学念头。赵纫兰一边安慰，一边四处借钱，甚至变卖嫁妆，把丈夫送回课堂。

正是这样一个女人，在1920年代的北京，仍穿着朴素的衣服、操持着清苦的家务。李大钊把妻子接到北京后，特意打了土炕，尽量按照老家的样子布置，让她少些陌生感。那时他刚过三十，风度翩翩，而赵纫兰已经三十六岁，风姿渐减。有人来访，看到这位朴实的妇人，难免有些诧异。每到这时，李大钊都会上前，将她拉到身边，认真介绍：“这是我的爱人。”不过寥寥几个字，却看得出他对婚姻的态度。

他曾说过“一夫一妻，古来最尚，有百年偕老之格言，最属难得”，说的是道理，守的却是日常生活里的分寸。那个年代，收入稍好些的知识分子，纳妾、风流，外界并不稀奇。李大钊不抽烟、不喝酒、不讲排场，钱花得很快，却很少用在自己身上。大量的开销，投向了两件事：一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印资料、买书、办活动；二是对贫困学生的接济。

北大每到开学，总会有人收到一笔“无名氏”的汇款，好让他们交上学费、熬过一个学期。多年后人们才知道，这个“无名氏”，其实就是李大钊。贫寒学生找上门，他几乎来者不拒。等到家里真要买点东西时，常常已经囊中羞涩。儿子李葆华的新棉袍，就是这么来之不易。

那是一个冬天，孩子穿了一身旧棉衣，补丁摞着补丁。赵纫兰磨了两年嘴皮子，家里一点点攒钱，终于给儿子做了一件新棉袍。谁也没想到，棉袍刚到家没几天，一名学生冒着寒风来拜访。青年身上只有一件单衣，脸冻得发青，说话都打颤。屋子里那件崭新的棉袍，忽然成了烫手山芋。

李大钊走进里间，站在棉袍前犹豫了片刻，还是回身对妻子说了一句：“把葆华那件新棉袍拿过来。”赵纫兰愣在那里，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转身去取。学生连连摆手：“老师，这不合适……”李大钊只看了他一眼，说：“你看你冻成什么样子了，穿上吧。”棉袍到了学生身上，孩子则继续在寒风里长大。这种选择，后来在李家的家史里，被反复提起。

时间线拨到1920年，他和陈独秀一起，在上海、北京等地策划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921年前后，党组织的雏形逐步形成，他奔走于北方各地，为工人运动鼓与呼。1925年五四运动之后，北洋政府对他恨之入骨，通缉令贴遍街巷。1927年4月6日，他在北平被捕，监狱里的二十二天，刑罚惨烈到难以描述：电椅、老虎凳、竹签扎指、拔指甲，种种折磨用在一个思想者身上，格外刺目。

4月28日，绞刑架立在刑场中央。李大钊第一个走上去，神情平静。由于刽子手对刑具并不熟悉，一具身体竟被折磨了二十多分钟乃至更久才断气。那一年，他只有三十九岁。

处刑当天，赵纫兰和女儿获释回家，年幼的李葆华因为不在家，躲过了抓捕。消息登上报纸，赵纫兰看到后，嚎啕大哭，直到卧床不起。更让人唏嘘的是，家里翻遍只剩一块大洋，连安葬烈士的费用都拿不出。最后还是社会各界募捐、公葬，才算让这位先驱有了一个归处。

精神的种子，到这里算是真正种下了。

二、儿子走上革命路：从晋察冀到“李青天”

李大钊牺牲后，事情并没有随着刑场的尘埃而结束。敌人的监视、搜查、刁难，持续地压在这个家身上。孤儿寡母四处躲避，住处时而在亲戚家，时而在外人家里借住，生活不得安宁。

1927年7月，在沈尹默的帮助下，年仅十几岁的李葆华被安排去日本求学。他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化学系，学费和生活费一度全靠自己想办法，日子过得极为清苦。直到1929年，沈尹默担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才设法把他的费用改成公费，基本生活和学业才算有了保障。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全国局势急转直下。就在这一年，李葆华在日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到一年，他便回到国内，正式踏上革命道路，从此走的是父亲那条路：隐姓埋名、奔走山河。

抗战全面爆发后，华北敌后根据地逐渐成形。1937年9月26日，中共晋察冀省委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创立的第一个省级党组织，李葆华担任省委书记。一个年轻人，在枪声和封锁线中，扛起了大片土地上的党务工作。紧接着10月，晋察冀军区成立，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骨架搭了起来。

战争年代的生活，谈不上舒适。李葆华常年在山沟、村庄、地道间奔走，既要防敌人扫荡，又要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直到1940年，他才在革命队伍里遇到了后来相伴一生的妻子田映萱。两人都是忙得脚不沾地的干部，感情是在一次次工作配合中自然产生的。

到了延安，李葆华不好意思当面开口，就托通讯员捎去一张小纸条，请田映萱“有空来坐坐”。那时候的“谈恋爱”，比现在朴素得多：每周能见上一面就算难得，沿着延河边走一圈，或者去集市上买一双棉鞋，路边说几句家常，就是全部的浪漫。1942年2月，两人在延安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礼上，平日不苟言笑的陈云忍不住笑着说：“大钊同志的儿子，应该有后代！”一句话，说出了老一代革命者的期望。

新中国成立前后，李葆华一直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1949年5月，李宏塔在河北出生。上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下还有弟弟，兄弟姐妹几个，挤在革命干部的家属院里长大。和一些人想象的不一样，这个家庭的教育方式并不靠说教，而是靠大人自己怎么活。

吃饭的时候，田映萱偶尔会问：“你给孩子们讲讲先辈的事情吧？”李葆华夹口菜，往往一句话推开：“你来讲吧，我吃完还得继续工作。”饭桌上的“家史教育”，更多是孩子们从旁边听来的片段，再结合后来长大后查阅的资料，慢慢拼出了过去的全貌。

1960年代，李葆华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这个职位在当时分量不轻。可他的生活，一点也看不出“高干子弟”的派头。经常下乡、下厂，住的地方简单，身边工作人员不多，当地人说他“喜欢微服私访”，送了个绰号——“李青天”。听上去有点戏曲味，但背后是老百姓对一个省委书记的印象：来得突然，走得匆忙，不兴排场，事倒办得实。

70年代中期，他到贵州茅台酒厂考察，这是当时已经很有名气的国营大厂。临走前，厂长照例从仓库里拿出几瓶酒，让秘书带回去给“李书记”。车开回驻地，秘书把酒小心翼翼放在桌上，李葆华一眼看见，脸色就严肃了。

“怎么回事？”他问。

秘书如实解释，说是厂里的一点心意，在当地很正常，来人都是这样安排的。李葆华听完，脸沉下来：“共产党人不能这样，你马上给我退回去！”秘书有点为难：“在贵州，谁来考察，带两瓶酒是惯例，从来没见谁退回去。”李葆华还是那句话：“退！退不回去就把钱退过去。”计算价格时，他还特意按后来涨价后的四块钱一瓶算，不肯占半点便宜。

类似的小事，在他身上并不少见。一次，有人给家里送了几袋葡萄干，放在桌上。那几年生活条件紧张，李宏塔还是少年，嘴馋，拆开一袋就抓着吃起来。李葆华回家一看，脸一下拉了下来，直接把儿子叫到一边：“你要记住，我们只有一个权力，就是为人民服务，做点工作就收礼物，这不是共产党人该干的事。”话说完，让人把葡萄干全部退回去，那一袋已经拆封的，也折价一起算清。

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李宏塔很难学会什么“特殊优待”的感觉。家里不讲“红二代”“红三代”，只讲“好好办事”。后来有人说他身上有一种“平民意识”，其实就是从小耳濡目染，在日常生活里一点点形成的。

改革开放以后，李葆华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按说这是很体面的职位。但到家里一看，家具只是三合板拼起的几件，沙发是老旧的，一坐一个坑。2000年前后，有关部门考虑到他的资历和年龄，提出要给他换一套新房，他摆摆手：“不用换了，我年纪大了，住习惯了。”就这样，他和田映萱在那个小房间里，一住又是好几年，携手走过大半生。

三、李宏塔的选择：不靠“出身”，靠实干

如果只看履历，李宏塔的人生轨迹，并不惊心动魄：参军、复员、进工厂、上大学、共青团、再到民政系统。时间拉开来看，倒很能说明问题。

1965年，他十六岁，参军入伍。临行前，李葆华只给了儿子一句很硬的话：“做好吃大苦的准备，不能吃苦，就不能成人。”那几年，部队的训练和劳动强度都不轻，李宏塔个子不算高，身体又偏瘦，却被安排去干最累的活。三年下来，他成了连队里出了名的“劳动能手”，打靶成绩好，又是神枪手，还被评为万米游泳能手，这些称号挺朴素，但能看出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头。

1969年，他退伍，被分配到合肥化工厂，做了一名普通工人。车间里噪声大、粉尘重，许多岗位都不受年轻人喜欢，他却一步步把活熟练起来，很快成为厂里的骨干。那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算是正式接过了家族的那根“接力棒”。

1973年，厂里推荐他上大学，学成之后，他又回到原单位，改当技术员。1978年9月，组织上调他去共青团合肥市委任副书记，五年后又调到共青团安徽省委任副书记。到了1987年，三十八岁的他在仕途上看似顺利，却迎来了一个十字路口。

组织部门找他谈话，征求下一步安排的意见。他没有要“热门岗位”，反而直接选了省民政厅：“就想去一个干实事的部门，民政最实在，直接能给老百姓办事。”这话听上去很直白，但在当时，民政部门的条件、权力，都比不上其他一些经济口岗位。偏偏他认准这一点，转身就去了。

外界有人好奇，问得更直接：“作为李大钊的孙子、李葆华的儿子，这对你的仕途有没有帮助？”李宏塔的回答，同样直截了当：“没有，家里根本不会帮你做官的，所有的都是正规流程。我在合肥化工厂的时候，是通过差额选举才去的共青团。进入仕途以后，前期提拔得确实快一些，后期就很慢。我当官，家里没有任何人打招呼，我自己也不会去找关系。”

说“不帮忙”，并非客套。很多年里，省里的领导来探望李葆华，有人顺口提起：“宏塔现在工作不错啊。”李葆华却反过来交代：“对他要严格一点。”这一“严格”，在具体安排上表现得非常清楚。

来到民政厅没多久，安徽省进行了地市合并，正厅级干部一下多了出来。组织上研究时，原本有意让李宏塔担任厅长，但为了妥善安置那些需要安排的同志，李宏塔只能继续担任副厅长，先“靠边站”一阵子。等到某位厅长退休，他本可以接任，又被安排去辅佐别人。这样一来，他这一副厅长一做就是十七年。直到1998年，在厅里许多同志替他打抱不平之后，他才终于“转正”。

对这种节奏，他本人看得很淡，很少对外提起职务升迁的问题。有人替他惋惜，他也只是笑笑，继续把主要心思放在工作上。不得不说，这种心态，放在今天看仍然不多见。

四、清廉的日常：一辆旧车、一间小屋、一本“账”

如果说李家三代的精神传承，有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标志，那就得从李宏塔在安徽省民政厅的一些日常讲起。

在省城合肥，多数厅级干部上班坐的是公车，或者至少骑的是新款自行车、电动车。而在民政厅门口，经常能看到一个中年男人骑着有些破旧的自行车，车架发亮，铃铛磨得发哑。他十几年如一日，就这么骑着车上下班。时间久了，沿途的路人、店主都认得他，有人打趣地说：“民政厅那位厅长，天天和我们一起等红灯。”

有朋友劝他：“人得讲究个入乡随俗，你不坐车，副厅长咋办？”他只是笑，解释得很简单：“骑车是为了锻炼身体，又不影响别人坐车，何必非要步调一致。”这个说法，带着几分朴素的调侃，却也透出一种态度：有车也好，没车也罢，手头的事办好，比面子更重要。

一件事在圈子里传得很广。有一次，安徽省社科院的一位同志跟着他去北京开会。两人下了火车，没去找接车，而是提着大包小包的材料，挤公交、换地铁，几次转车才到会议地点，热得满头大汗。那位同志半开玩笑：“本来以为跟着当官的能蹭个车，没想到还不如我自己来，北京这地方，我还能要到一辆呢。”李宏塔只是笑，不接话。对方又问：“那回去的时候，你爸能不能找车送我们？”答案更干脆：“趁早别想，他老人家的车，你更别打主意了。”这番对话虽然轻松，却很能说明问题：在这个家里，“车”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一条划得很清楚的界线。

住房问题上，他的选择同样有迹可循。1982年，安徽省对干部住房面积作了具体规定：地、市和省厅级干部，建筑面积在七十至九十五平方米之间。那时候的李宏塔，已经是副厅级干部，却搬进了一套五十五平方米的两居室，还是楼里最西边的一间。冬天冷风直灌，夏天阳光暴晒，家人形容是“冬凉夏暖”。在这套房里，一家人一住就是十六年。

期间，1989年和1994年，两次分房机会摆在他面前。不少同事觉得，他要一套新房，在规章制度上完全说得过去，甚至“合理合法”。但他坚持一个顺序——“先群众，后干部”。既然很多群众还没解决住房问题，自己就先挪一挪、等一等。就这么一等，轮来轮去，始终没排上他。

到了1998年，他已经是厅长，恰逢最后一轮福利分房，他仍然放弃。这一回，还是在群众反映、上级多方考虑后，才给他补了一套小面积的旧楼房，位置在比较嘈杂的路边。等房子拿到手，他干脆让儿子搬过去住，自己和爱人仍然住在原来的老房子里。外人看着，多少觉得有些“轴”，但他就是认准了这一套。

吃穿方面，也延续了祖父、父亲那种“简单到没什么可说”的风格。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什么花哨的爱好。不少人以为，一个厅长多少也该有点积蓄，结果一看账面，几乎没有存款。钱都去哪儿了？一点点捐出去了。

每次有捐款名单，李宏塔的名字常常排在前面，不是因为他刻意争名，而是捐得真不少。更重要的是，他在基层调研中，只要看到具体的人、具体的困难，常常随手掏钱。农户房顶漏水，老人院的被子薄，低保户家里买不起面粉包饺子，残疾人一时吃不上饭，他伸手就是几十块、上百块。单笔看着不大，可他一年有一半时间在基层奔驰，遇到的情况太多，积累起来自然不是小数目。

走基层的时候，他的作风延续了父亲那种“不打招呼”的路数。下乡前，不提前通知，车开到村口不通车的地方停下，他就和随行人员步行。村里养狗多，外人一进村，狗叫人就知道了，想“暗访”似乎很难。他就找最近的一户人家敲门，说明来意，拜托对方带路，跟着熟人走，狗也就不那么叫了。

学校、养老院、福利院、老旧小区，是他常去的地方。他提交的各类提案、建议，多数围绕困难群众、弱势群体。有人说这是他“职业习惯”，其实并不只是职位使然，更是家风使然——从祖父给穷学生寄款，到父亲退回葡萄干，再到他自己默默掏钱，这条线一脉相承。

至于那句广为传播的回答，则是在李葆华离世之后。有记者问：“李老给子女留下多少遗产？”这样的提问，在很多采访中常见，却问到了一个红色家庭的关键点。李宏塔想了想，说：“我们不需要遗产，我们是李大钊的子孙，我们有足够的精神遗产。”这句话不长，却把李家三代的选择、牺牲与清廉，都压进了“精神”两个字里。

试想一下，一个家庭，如果真的在物质上什么都没留，却在每一代人心里留下了具体、可践行的标准——该怎么花钱，该怎么用权，该怎么对待普通人——这样的“遗产”，值不值钱，就见仁见智了。但有一点很清楚：在李宏塔眼里，祖父站在绞刑架上的那一刻，父亲拒收茅台酒、退回葡萄干的那些瞬间，都比任何房产存款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