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女官来美国访问，餐厅经理见到后因何说：我20年前是你的俘虏

1979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纽约曼哈顿灯火通明，一家中餐馆里烟雾缭绕，笑声此起彼伏。正在用餐的一行中国客人中，有一位头发微卷、神情沉静的中年女官员，引起了餐厅经理的注意。

这位经理走近之后，盯着她看了几秒，突然用英语脱口而出一句话，大意是问她是不是中国人，脸上既紧张又兴奋。女官员略显诧异，却礼貌点头，正准备寒暄，经理话锋一转，连着追问好几个细节，说她是不是姓刘，是不是在朝鲜战场上当过英语翻译。

这一下，桌边的人都愣住了。那位女官员抬头仔细打量他，缓缓问道叫什么名字。经理压低声音报出自己的英文名，随即又加了一句：“二十多年前，我是你的俘虏。”屋里嘈杂的谈话声仿佛一下子离得很远，只剩下这句略带颤抖的话在空气中回荡。

在同伴惊奇的目光中，这位中国女官员站起来，伸出手和他紧紧握住。她的名字，叫刘禄曾。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只是一次颇具戏剧性的重逢，可要把时间往前拨回去，故事要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讲起。

一、从洋楼少女到志愿军翻译

1928年，刘禄曾出生在上海，一个典型的书香兼金融家庭。父亲刘汉生与叔父都在大银行任要职，收入稳定，社会地位不低，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这样的家庭算得上非常宽裕。

一家人住在租界内一栋小洋楼里，后面带着花园，春夏之交，花木繁盛，孩子们追逐打闹的声音常常响到深夜。屋子里早早装上电扇和暖气，家务则交由雇来的保姆打点，衣食无忧的生活让许多同龄人羡慕不已。

在家庭安排下，刘禄曾进入上海著名的美办中学中西女中，课程以英文见长。她的语言天赋很快显露出来，口语发音标准，英文小说读得飞快。中学毕业后，又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准备走一条典型的“白领路线”。

然而，内战的炮火已经逼近。解放战争后期，许多年轻学生都在讨论前途问题，有人去南方，有人准备出国，也有人干脆投身解放军队伍。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在即，上海局势急剧变化，刘禄曾受周围气氛感染，主动报名参加解放军文工团。

当时的审查标准对所谓“资产阶级家庭”颇为严格，她的出身成了“问题”。文工团方面以出身不符合为由，把她挡在门外。有人劝她打消念头，安心念书，将来留在城市里过安稳日子，但她心里已经有了方向，没有再回头。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很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传遍国内各大城市。那一年，许多大学校园里贴满动员报名的号召，火车站也常能看到送行的队伍，情绪高涨而紧张。

中国作出出兵决定后，一个现实问题摆到了志愿军面前：部队中很多指战员文化程度不高，对缴获的敌方文件难以理解，与美军俘虏之间更谈不上正常对话。在这个节点上，会英语的年轻人一下子成了急需的“特殊兵源”。

全国多所高校组建起小分队，像湖南大学的吕斌、周缮群等人，被专门挑选出来，奔赴朝鲜战俘营。南京大学、东吴大学的外语、法律、艺术等专业学生，也陆续加入这支特殊队伍。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英文水平出众的刘禄曾，终于得到了入伍的机会。

她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敌军工作部，职务是副排级军官，主要负责英语工作。1950年深秋，在寒风刺骨的鸭绿江边，她穿上崭新的军装，跟随翻译小分队登上军车，向北进发。

等车灯在江畔熄灭，人群分批徒步过江时，远处偶尔传来轰鸣声。刘禄曾身边不少同志还是头一次上战场，紧紧抓着装备，步子迈得很快。她抬头看着漆黑的天空，心里清楚，自己过去二十多年的舒适生活，已经彻底翻篇。

进入朝鲜境内后，耳边常伴随的是飞机的轰鸣和炮火的爆裂声。道路旁偶尔可以看到破碎的车辆和被战火撕裂的房屋，还有仓促撤离留下的炊具和杂物。对一个从小在洋楼里长大的女大学生而言，这样的场景极为震撼。

不久，她被派往朝鲜中部一个叫球场的小镇，那里设有志愿军俘虏管理团的收容所。刚一到任，她还没顾上适应简陋的住处，就被拉到简易办公室里，开始整理缴获来的宣传品和美军军事文件，把英文迅速翻译成中文，好让前线指挥员及时掌握情况。

上甘岭战役前夕，前沿阵地需要熟悉英语的干部支援，刘禄曾被调到更靠近火线的地方。在那里，她的工作不只是翻译文件，还包括审讯俘虏、对敌喊话、撰写和散发传单，几乎每天都要和敌方士兵打交道，只不过交手的方式换成了语言和观念。

二、战俘营里的年轻女军官

战争持续推进，一批又一批在战场上被俘的美军士兵，被押送到志愿军管理的战俘营。刘禄曾接触到的，不再只是纸面上的文件，而是一张张有表情、有故事的脸。

志愿军俘管政策强调宽待俘虏，这一点在战俘营有明确规定。对这些被制服的对手，刘禄曾既不能迁就，也不能简单粗暴。语言上要严肃，态度上要讲分寸，既讲政策，又讲道理，目的是让对方认清这场战争的性质。

有一次，一个俘虏在问话室里情绪失控，不停掉眼泪，嘴里支支吾吾说不出完整句子。类似的情况她见过不少，却还是耐心地等他平静下来。几分钟后，她换了一个角度，说了几句简单却很直接的话，大致意思是提醒他在美国也有自己的家庭，有妻子、父母和孩子，质问他为何要跑到别国的土地上开枪。

那名俘虏听着听着，抽噎声慢慢变成叹气。谈话拖了很久，从他的参军经历说起，聊到他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到最后，他终于坦率地交代了情况。问话室外的记录员悄悄合上笔记本，知道这次工作算是完成了。

面对黑人士兵，她又换了一种方式。那时候美国国内的种族问题早已人尽皆知，军中黑人士兵的待遇与白人差距明显。刘禄曾抓住这一点，引导他们思考自己为什么会被推到战场，又用“互相监督、比一比谁更坦白”的办法，让表现积极的人得到表扬和小小的优待，比如发几支香烟，或让他们参与刊物编辑。

在这些俘虏中，有一个人给她留下印象很深。他来自美国海军陆战第一师，是个新兵，中文发音实在难记，大家通常直接叫他的英文名——詹姆斯伯特纳。参军前，他在一家餐馆里给人洗盘子，工作单调又辛苦，后来因为偷车被捕，才被法院“建议”参军，以减免刑期。

第一次谈话时，这个年轻人看上去吊儿郎当，语气里带着掩饰不住的轻佻。但在详细问了背景之后，刘禄曾换了语气，提醒他在美国偷车是犯罪，那么跑到朝鲜开枪打死别人家的儿子，又该算什么。

听到这一层，他明显愣了一下，却仍照本宣科地重复说是为了阻止“侵略”。刘禄曾紧接着反问，如果他们真是来“解救”的，为什么朝鲜老百姓却选择和志愿军站在一起，这种最直接的民意谁都看得见。伯特纳想把话题扯到牧师的祷告和“上帝与我们同在”的说辞上，却被一句“可你现在已经成了我们的俘虏”戳破。

有人在场记得，当时他低声嘟囔了一句：“这是第一次上战场，就落在你们手里。”语气里既有不甘，也有被现实打击后的无奈。

后来，伯特纳与其他俘虏被送往后方战俘营。途中他突然高烧不退，情况一度有些危险。得知消息后，刘禄曾专门去找军医，催着给他检查，确认只是风寒后，又嘱咐按时给药。考虑到路途颠簸，她还向领导提议，让病情较重的几名俘虏改乘车辆，以免拖出并发症。

运送过程中，发生过一个小插曲。一次押送休息时，有战士顺手揪了一下伯特纳的鼻子，半是玩笑半是逞能。刘禄曾看见后，当场制止，说这种粗鲁的动作既不符合部队纪律，也伤害人的尊严，让那名战士当面道歉。这件小事在营里传开后，对气氛的影响远比几句口号大得多。

在战俘营里，伯特纳的态度渐渐改变。他开始主动协助营方工作，参加讨论会，在墙报上写短文，谈自己对战争的重新认识。有一次，他对身边人感慨，自己没有死在战场上，成了俘虏反而捡回一条命，这算一种“奇怪的幸运”。

刘禄曾调离俘管团之后，仍时不时托人打听这些战俘的近况。听说伯特纳表现越来越积极，甚至帮助维持营内秩序，她也略感欣慰。不过，战场形势变化很快，她接到新任务，被调往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兼第二十四军军长皮定均麾下，专职从事英语翻译和敌情分析，和伯特纳就此失去直接联系。

在朝鲜停战谈判进入实质阶段前夕，志愿军开展遣返战俘的准备工作。刘禄曾参与过其中一部分，但两人已经分属不同单位，眼看大批战俘被分批遣返，却始终没机会再说上一句完整的话。有战友后来回忆，当时她只是感叹了一句“不知道他回去后会怎样”，然后又投入到成堆的文件和名单里。

三、停战、婚姻与纽约重逢

对外界而言，朝鲜战争最引人注目的是大规模的战役和谈判桌上的博弈。但对像刘禄曾这样的翻译干部来说，日常工作里最重要、也最繁琐的一块，是整理战俘档案和名单。

每一个战俘，都要建立详细卡片，记上姓名、出生年月、籍贯、入伍时间、部队番号、被俘地点和日期，以及在哪个俘管团、哪一批次准备遣返。周缮群、方平、赵达、吕斌、周良瑶等一批俘管干部和女翻译，一页页翻看原始记录，逐条核对，生怕漏一人、错一字。

在战俘交换问题上，我方提供的名单详尽而严谨，甚至连朝鲜文姓名都尽量核对清楚。英方知情后，态度相对客观，承认这些名单符合实际。反观美方递来的名单，多是简单英文姓名加上内部编号，缺少关键信息，让人不得不一遍遍去交叉验证。档案室常常灯火通明到深夜，翻译们端着搪瓷缸喝凉茶，压住疲倦。

1953年7月，停战谈判接近尾声。刘禄曾再一次被派到前线，这一次，她的任务是在丁字山阵地上，通过扩音器向敌军阵地喊话，主持所谓的“节目”，开展政治攻势。说是“主持”，环境却远谈不上轻松，坑道里堆满沙袋，耳边随时会响起零星的枪声。

7月27日那天，消息顺着密电和电话一层层传到阵地：停战协议已经在板门店签字。黄昏时分，山坡上还不时闪过火光，可过了晚上八点左右，炮声明显稀疏，许多战士忍不住在黑暗里小声议论。

按照安排，刘禄曾用英语、朝鲜语轮流向对面播报停战消息。由于心里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她的语调比往常高了一些，也更有劲。坑道里有人握着钢盔，听着这些词句，露出难得放松的表情。

等到晚上十点，交火基本停下，山谷里安静得有些不真实。天快蒙蒙亮时，刘禄曾和战友才从坑道里爬出，站到阵地边缘。对面的美军士兵也从掩体里探出头来，其中几个人看到扩音器旁边站着的是一名女兵，明显愣了一下，有人干脆扶着望远镜多看了几眼。

气氛微妙地缓和下来，她突然想到一个主意，用英语高声喊道“我们要和平，我们讨厌战争”，身边战士跟着一起重复。山谷里回声来回碰撞，对面的美军有人鼓掌，有人露出笑容，表情复杂，却不再有敌意的紧绷。

战火渐渐远去，另一些事情却在悄然发生。刘禄曾在九兵团政治部青年部的活动中，认识了一位同样在前线工作的干部艾奇。两人一开始只是在工作交流中频繁接触，有时一起筹划文娱活动，有时在山坡上讨论文件用词，时间一长，彼此的信任和好感一点点积累。

很多战友都注意到，一个是曾在洋楼里长大的上海女大学生，一个是性格稳重、办事利落的青年干部，在枪火和紧张工作挤压出的缝隙里，他们的关系从战友逐渐变成伴侣。1953年7月，刘禄曾随部队回国，被分配到南京军区工作，同年11月，两人在南京举行了婚礼，这段在战壕间萌芽的感情，终于落了地。

回国后的岁月里，她的身份从前线女翻译，变成军区干部，又转到对外接待系统，进入中国国际旅行社南京分社，负责对美业务。工作重点从战俘名单变成旅游线路，从审讯笔录变成接待安排，英语依旧是她手上的“武器”，只是用法已经完全不同。

到了七十年代末，中美关系有了新的发展。1979年春，中国派出代表团赴美访问，刘禄曾因为熟悉美国情况，又有战时经历，被选为团里负责对接的女官员之一。那就是开篇所说的那次纽约晚宴。

在那家中餐馆里，当餐厅经理确认眼前的中国女士正是当年战俘营里的女军官时，本来准备端菜的服务员都停下了动作，想听清他们在说什么。经理一边握着她的手，一边断断续续回忆战俘营的情景。

他提到，某一年圣诞节，营里发了一个别致的小徽章，上面用英文写着“和平”两个字。他说那是刘禄曾亲手递给他的，并且认真告诉他，战后总有一天要回家，好好过平静日子。这枚小东西，后来被他带回美国，一直放在家中收起来。

周围宾客听完，纷纷举杯致意，有人凭着有限的中文对她说辛苦，也有人单纯表示敬佩。席间谈笑声本就热烈，这一段插曲传开后，气氛反而变得更为真诚。原本只打算匆匆吃一顿饭的客人，有的索性放慢了筷子，听他们回忆那段远在半个地球之外的岁月。

谈话间，刘禄曾感叹，现在两个人面对面坐着，身份已经完全不同。当年一个是持枪的侵略军士兵，一个是俘管翻译军官，两人隔着高墙和铁丝网说话；此刻却只隔着一张餐桌，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家常菜。她说了一句：“这回，总算是以朋友的方式见面了。”

伯特纳点头回应，大意是承认自己年轻时并不懂战争为何而打，只知道有人说这样可以减刑，有酒喝，有女人看，报酬也不错。直到在战俘营听了许多讨论，看到不同人的遭遇，才慢慢意识到策划战争的人，往往和真正流血的人不是同一批。他还说了一句略带激动的话：“只有真正不想打仗的人民，才会认真对待俘虏。”

在得知刘禄曾如今在中国国际旅行社负责接待美国游客后，伯特纳笑着说，她简直就是“民间大使”，在两国之间搭了一座桥。有意思的是，他悄声补充了一句，自己的妻子从来不知道他当过战俘，希望那一段尴尬经历，就留在历史里，不要再翻出来。

饭局接近尾声时，他忽然提出邀请，希望她有机会去佛罗里达州做客，见见他的家人。算了算日程，她只得婉拒，说明这次访美时间紧张，还要赶赴其他城市。伯特纳听后难掩遗憾，却仍用力握住她的手，说等条件允许，会带着全家到中国旅游，一定要去南京看一看她工作的城市。

分别那一刻，两人站在餐厅门口，夜色映在玻璃门上，街上的车灯一盏接一盏掠过。多年以前，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发生在炮火后的朝鲜山谷，身边是铁丝网和哨兵；多年以后，第二次见面发生在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脚下是平整的街道。

握手的动作坚持了很久，直到周围同事提醒时间不早，才依依不舍地松开。那句“二十多年前，我是你的俘虏”，随着纽约的夜风慢慢散开，连在一起的，是战争、停战、归来与重逢的一整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