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员阎树炳沉溺赌博，败光家产，却在解放后得到军管会的表彰

1949年1月，随着解放军进城，天津变了天。

军管会大门口贴出了一张大红榜，表彰那些有功的人员。

围在榜下看热闹的人群里，突然炸了锅。

有个老街坊指着榜首那个名字，下巴都要掉地上了：“阎树炳？

我没看花眼吧？

那不是把家底儿都赔光了的那个烂赌鬼吗？”

也没怪大家伙儿吃惊。

在天津卫这片地界上，提起阎树炳，谁不摇摇头吐口唾沫？

这三年，他就是“败家”的活教材。

本来在意租界开着金贵的牙医馆，日子滋润得很，可偏偏鬼迷心窍钻进了赌场。

结果呢？

老婆气得回了娘家，家产输了个底掉，最后只能缩在漏风的破棚子里，受尽了白眼。

谁能想到，就这么个万人嫌的主儿，竟然被组织盖章认定为抓捕特大汉奸的头号功臣。

大伙儿都蒙了，脑子转不过弯来。

一个拔牙的，混成了赌棍，怎么一眨眼成了扭转乾坤的大英雄？

说白了，这哪是什么堕落史，分明是一场憋了三年的大局，一步步算计得死死的。

这局棋要猎杀的目标，是一个满手血腥的叛徒——邢仁甫。

想要弄明白阎树炳为啥心甘情愿把自己名声搞臭，咱们得把日历翻到1950年，瞧瞧这个邢仁甫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1950年9月，河北盐山。

几万双眼睛盯着刑场，等着枪声响起。

跪在那儿等着吃枪子的，正是邢仁甫。

这会儿，他是人人喊打的汉奸、叛徒。

可倒退回1943年以前，人家可是冀鲁边军区的司令员，响当当的八路军高级将领。

堂堂司令员怎么就成了死刑犯？

这路是怎么走窄的？

这事儿，还得从1943年6月30日那天的一场血腥屠杀说起。

那是个飘着细雨的傍晚，地点在新海县大赵村。

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骅正带着人开会，商量怎么对付鬼子的扫荡。

屋里头，参谋长陆成道、锄奸科长陈云彪都在。

会议正进行到节骨眼上，大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紧接着就是几梭子子弹横扫过来。

黄骅等8名干部当场倒在血泊里，还有4个人受了重伤。

这是抗战那会儿，咱们根据地里发生的性质最恶劣的一起对自己人动手的惨案。

开枪的叫冯冠奎，是个手枪队队长。

但他不过是把被人当枪使的刀，真正在背后握刀子的，就是司令员邢仁甫。

这就怪了，邢仁甫干嘛要对自己副手下死手？

这里头，藏着一笔见不得人的脏账。

那阵子，邢仁甫虽说挂着司令的衔，心思早就野了。

他躲在渤海湾的望子岛上，搂着小老婆，吃香喝辣，把个海岛经营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

上级看这苗头不对，想调他去延安学习，让黄骅接他的班。

在邢仁甫眼里，这哪是学习，分明是要夺他的权。

摆在他跟前的路其实就两条：要么乖乖去延安，接受整顿；要么反了。

这孙子选了最绝的一条路：把接班人干掉，没人能顶缺了，上级就没辙了，只能留着他。

可这算盘他打错了。

黄骅一牺牲，那是捅了马蜂窝，军民上下怒火冲天，这事儿根本盖不住。

为了保命，邢仁甫索性破罐子破摔，拖家带口投了日本人，当了可耻的汉奸。

等抗战胜利了，他又摇身一变，抱上了国民党的大腿，缩在天津城里接着过他的逍遥日子。

像这么个有军统背景、当过司令、反侦察本事一流的老狐狸，想抓他？

难如登天。

这成了天津地下党面前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1946年，这副重担压到了阎树炳的肩上。

那会儿的阎树炳，明面上是天津意租界一家高档牙科诊所的大老板，其实早就开始给组织递情报了。

他那诊所位置好得很，国民党的军官、阔太太们来看牙，嘴一张开，情报也就顺带漏出来了。

但这招对付邢仁甫不好使，光靠在诊所听墙根儿是不行的。

邢仁甫这人鬼得很。

他在天津那是深居简出，保镖寸步不离，住的地方三天两头换。

要是硬着头皮去抓，别说抓不到人，弄不好还得打草惊蛇，把地下党的同志搭进去。

硬的不行，只能来软的。

阎树炳开始琢磨邢仁甫这个人的“底牌”。

他发现这个大汉奸除了好色，还有个要去命的死穴——那是嗜赌如命。

只要一坐上赌桌，邢仁甫那根紧绷的弦就会松下来。

于是，阎树炳下了一步险棋：关了诊所，钻进赌场。

这步棋的代价有多大？

按那时候的行情，阎树炳的诊所那就是个“聚宝盆”。

不干医生去当赌棍，意味着断了进项，还得拿自己的老本去填赌场的无底洞。

更要命的是“脸面”全没了。

那个年头，人一旦沾上个“赌”字，这辈子基本算完了。

为了让邢仁甫信以为真，阎树炳不能是“玩票”，必须得演成个无可救药的“烂赌鬼”。

1946年的一个晚上，阎树炳晃晃悠悠进了邢仁甫常去的场子。

他没急着贴上去，而是自顾自地玩。

出手大方得很，赢了不走，输了更不在乎，活脱脱一个败家子的样儿。

几圈下来，他成功勾起了邢仁甫的兴趣。

两人在一个桌上过了几招，阎树炳故意输了几把大的，推筹码的时候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邢仁甫虽说是老江湖，可打破脑袋他也想不到，还有人肯花几百大洋专门来“钓”他。

在他看来，阎树炳就是个钱多人傻、牌技凑合但手气背到家的“大肥羊”。

没多久，两人就成了无话不谈的“牌友”。

为了把这出戏演到底，阎树炳干了件在外人看来简直是“疯了”的事。

他不光自己赌，还把诊所的流动资金、家里的老底，一笔笔往赌场里送。

输得越惨，邢仁甫对他越不设防。

这时候，后院起火了。

阎树炳的老婆受不了了。

放着正经医生不当，非要去当赌鬼？

哭也哭了，闹也闹了，阎树炳就是不回头，有苦还不能说。

1947年开春，媳妇带着孩子绝望地回了娘家。

街坊邻居都在背后指指点点：“瞧见没，这就是赌博的下场，家破人亡。”

以前的熟人见了他都绕道走，亲戚更是恨得牙痒痒。

甚至有人当着面啐他：“阎大夫，你瞅瞅你现在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德行，还要脸吗？”

阎树炳心里苦不苦？

那是黄连拌苦胆，苦透了。

但他心里的账算得比谁都清楚：如果不把邢仁甫这颗毒瘤挖掉，黄骅那8位烈士的血就算白流了。

为了任务，个人的名声、家庭的误解，都得靠边站。

这是一种对自己狠到骨子里的冷静。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阎树炳还走了一步绝棋。

他把自己毫不知情的亲弟弟介绍给了邢仁甫，去当贴身跟班。

弟弟还以为哥哥给自己谋了个好差事，干得那叫一个卖力。

这一招简直神了。

弟弟是“真不知道”，所以演得天衣无缝。

而通过弟弟的嘴，阎树炳摸清了邢仁甫最核心的机密：今晚睡哪个公馆，明儿几点出门，保镖带几把枪，全都在掌握之中。

这一内一外的配合，像把锁一样把邢仁甫锁死了。

邢仁甫喝高了，就会拉着阎树炳发牢骚，抱怨国民党内部狗咬狗，感叹世道不太平。

阎树炳一边把钱输给他，一边把这些情报一字不漏地刻在脑子里。

转眼到了1948年冬天，阎树炳已经彻底“破产”了。

他搬进了贫民窟的漏雨房，身上那件长衫油渍麻花。

昔日的名医，彻底沦为了天津卫的大笑话。

但这时候，邢仁甫的一举一动，已经完全在组织的眼皮子底下了。

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的大军兵临天津城下。

邢仁甫这回慌神了。

他想跑，可这几年在天津享福享惯了，加上觉得自己藏得深，还想再观望观望。

1月15日，天津城解放。

邢仁甫躲在一个不起眼的宅子里，正琢磨着怎么混出城去。

冷不丁的，门被敲响了。

他顺着门缝一瞅，是老赌友阎树炳，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

门刚开，邢仁甫就一把拉住阎树炳的手：“老兄，你来得正是时候，快给兄弟我想个辙，这关怎么过？”

阎树炳看着这个跟他赌了三年的“铁哥们”，冷冷地甩出一句：“邢司令，你的路走到头了。”

话音刚落，几名解放军战士冲了进来，黑洞洞的枪口直指邢仁甫的脑门。

直到冰凉的手铐戴上手腕，邢仁甫都没回过神来。

他死活想不通，这个输得倾家荡产、被所有人唾弃的烂赌鬼，怎么会是共产党？

这就是地下工作的残酷法则：为了让敌人信以为真，你必须把自己活成那个烂泥样，哪怕代价是毁掉自己原本的人生。

邢仁甫落网的消息一传开，整个天津城都轰动了。

大伙儿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败家子”阎树炳，是在忍辱负重干大事。

在军管会的表彰大会上，阎树炳重新站到了台前。

组织不光给他正了名，还安排他在天津市委工作。

媳妇带着孩子回来了，哭成了泪人：“我真是瞎了眼，差点误会你一辈子。”

阎树炳紧紧抱着孩子，一声没吭。

三年的委屈，三年的伪装，在这一刻终于可以卸下来了。

1950年，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邢仁甫倒在血泊里。

黄骅烈士的大仇，终于报了。

回过头再看这三年，阎树炳其实一直在做一道选择题。

选项A：保住名声和家庭，躲在诊所里舒舒服服地当个线人，抓不住邢仁甫就算了。

选项B：毁掉一切，跳进泥坑，把这个作恶多端的叛徒死死咬住。

绝大多数人肯定选A，那是人性。

可阎树炳选了B，那是信仰。

后来有人问他，这三年最难熬的是啥时候？

阎树炳说，不是输钱心疼的时候，也不是被邻居戳脊梁骨的时候，而是看着媳妇抱着孩子绝望离开，自己却只能在赌场里装作无动于衷的时候。

那种疼，比子弹打在身上还钻心。

他们没有鲜花，没有掌声，甚至连名字都不为人知。

他们把自己化作尘埃，潜伏在黑暗的最深处，只为了让后来的人能站在阳光底下。

至于阎树炳那个“赌鬼”的浑号？

在1949年之后，它成了这枚军功章上最耀眼的一道光。

信息来源：

人民网党史频道《黄骅：血染疆场英名永存》（2019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