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伟：当智能手机攫取了我们全部的闲暇｜京华学记

北京，一座在时间中叠印无数文明图景的城市。在这里，青年学者的思考深植于厚重的学术传统，并以此探索前瞻思想。2026年，我们携手北京市社科联、市社科规划办，推出“京华学记——北京青年社科学者访谈录”栏目。本篇为专访青年学者王小伟。

王小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市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会秘书长，长期从事技术哲学、科技伦理研究。《艾伦·格沃斯道德哲学研究》入选首届“北京社科青年学者文库”。

生活在今天，不可能不用智能手机

“哲学家尼采提出过一个‘永恒轮回测试’，假如你的人生从现在这一刻起，原封不动地重复下去，你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生活？”在一个公开分享会的现场，学者王小伟向在场的观众发问。“如果你说，算了，这种生活我不想过。尼采可能会说，你的生命力不太旺盛：因为你还没有全然接纳你生活中的幸福还有痛苦。”

趋乐避苦，是人类的天性。人类假借技术，不断致力于消除痛苦。火的发明驱散寒冷，电灯的出现照亮黑夜，蒸汽机驱动了工业文明。如今，ChatGPT许诺给每一个情场失意的年轻人一段完美的关系，马斯克等“技术狂人”畅谈脑机接口的光明未来。

作为一个技术哲学学者，王小伟对这一切保持着清醒与警惕。当智能手机攫取了我们全部的闲暇，我们是否还拥有面对真实生活的专注？当我们不断划走自己不想看的内容，将自己封闭在AI和算法搭建的茧房中，我们又是否成为理想中的自己？黑格尔说，哲学是黄昏中起飞的猫头鹰。对研究技术的学者来说，这个角色恰如其分。毕竟，当技术进步的浪潮越来越汹涌，鲜有人会去追问，我们在看似一片乐观的前景中失去了什么。

“我以为我已经不算青年学者了”，在这次访谈的开头，王小伟如此打趣道。作为一名“80后”，他常和最年轻的这批学生打成一片，对很多网梗信手拈来，但他对新技术保持着一种古典，甚至在很多人眼中近乎“保守”的态度。2023年，他写了一本哲学随笔《日常的深处》，呼唤大家从“最快能获得反馈”的新技术中走出来，多走近“粗粝”的日常，体验那种费力的感觉。有年轻学生对生活的意义感到彷徨，向他请教，他说，他走出这类困境的一个办法，是在家养一只鸡。为一个小生命成长的每一步倾注心力，体验随之而来的幸福与麻烦，人就能从“内耗”中解放。

《日常的深处》

作者：王小伟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23年11月

在今天的社会，技术或许真正成了海德格尔意义上人类的存在方式。王小伟自己也坦承，不可能不用智能手机，也会在科研里使用AI。人与技术的关系，不应该再局限在某种二元的关系之中。“我们并不是要阻止技术的发展，但作为一个技术哲学学者的责任是，呼吁大家：步子迈慢一点。”

人与技术之间，不仅仅是主体与工具的关系

新京报：是否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学术经历？走上技术哲学研究这条路，有什么比较关键的时间节点？

王小伟：我2002年来京读书，本科在中国农业大学读管理科学与工程系。这是一个交叉学科，招理科生多一点，主要是理工课程，加一点管理学，侧重生物学、农学的科学管理。这段经历给了我一个视角去观察科技与社会之间的互动，那时候开始注意到科技和人文的价值张力。硕士阶段，我开始转向科技哲学，后面又去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读博，更聚焦到技术哲学上。

真正帮助我锚定研究的，是两件很重要的事。一个是2018年拿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互联网价值论”的项目，这个项目旨在观察网络技术和社会价值之间的互动。这个阶段研究基本上还是偏科技伦理。2021年，我也很荣幸地拿到了北京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道德物化技术伦理思想研究”，这让我能够相对系统地把西方（主要是荷兰学派）的技术哲学思想做一个大的梳理。从科技伦理到技术哲学，逻辑是深化的。传统伦理学有很多规范性资源，但缺乏技术本体论的思考，需要把这两者做一些结合，才能推动研究。这两项资助，让我把科技伦理、技术哲学当作自己的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坚持了下去。

• “儒家技术哲学的核心概念是‘礼技’，人在对礼技的操演中完成自我超越，这是它最为独特的部分。在礼技的叙事中，技术人工物有着神圣的起源，它最初的原型来自圣王对道的沉思，在此基础上，人再通过藏礼于器和以故兴物等具体操演实现对宇宙秩序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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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伟：《走向一种可能的儒家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研究》2025年第7期。北京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道德物化技术伦理思想研究”。

新京报：近年来，你一直在撰文推进儒家技术哲学的探索。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提法。古老的儒家思想如何为我们反思当代技术开拓新的视角？

王小伟：人文学术研究总是不断回溯到经典，比如孔子、柏拉图，这些思想家值得不断回顾。

最近几年，阿姆斯特丹大学校长维贝克注意到技术哲学当中有一个“多元文化转向”的趋势。爱丁堡大学的技术哲学学者夏农·维拉（Shanon Vallor）提出了“技术美德”概念，指出人面临技术需要发展出一些美德，否则容易沉溺。她就诉诸亚里士多德和孔子来展开自己的论证。

电影《孔子》（2010）剧照。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自己的文化传统去创造性地发展技术哲学，儒家技术哲学研究是其中的一支。弗吉尼亚理工的朱勤，香港浸会大学的黄柏恒，中国政法大学的吕明煊，中国人民大学的滕菲老师都在做这个方向。把儒家的经典资源用来考察技术现象，我们抓到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礼器”。器物不是简单的中立工具，它反过来建构人的品格。这个思路需要得到更好的澄清。

新京报：荷兰的技术哲学学派对你的影响应该还是很大的。能不能谈谈在你求学过程中对你影响最大的著作？

王小伟：荷兰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家叫汉森·阿赫特豪斯（Hans Achterhuis），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曾经编过一本书叫《美国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把美国的很多技术哲学家——比如唐·伊德、伯格曼、哈拉维等——称之为“经验转向”后的哲学家。这些人更关注具体的技术，以及技术和社会生活、价值观念、权力结构有什么样的互动。与之相对，像欧陆哲学，例如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人比较关注大技术。他们研究技术作为一种“存在方式”或“机械体系”，不太关心具体技术现象。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年9月26日—1976年5月26日），德国哲学家。

对我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海德格尔和伊德。读海德格尔以前，我从来没有把技术作为一个“存在方式”审视过，局限在理工思维里，他打开了我的视角。伊德承袭胡塞尔、海德格尔，再结合杜威的思想，提出了后现象学的技术哲学。他的理论适合考察具体的技术如何影响人的知觉。他的写作很有启发性，指出技术建构人的思维，比如写一篇文章，脑中有一个构思，用电脑写、打字机写、手写，可能写出不同的东西。我一开始主要关注经验转向的技术哲学，现在开始深度阅读宏大叙事的技术批评。

新京报：技术哲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中国和国外发展的大致情况怎样？

王小伟：的确，技术哲学作为学科的历史特别短暂。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本技术哲学书是1877年卡普写的《技术哲学纲要》，技术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建制相对比较开放。技术哲学在中国的研究，例如陈昌曙、李伯聪、刘大椿、王前等大先生们，还有吴国盛、孙周兴、刘永谋、孟强等前辈学人的研究实际上和国际同步的，不是简单的追随。技术哲学研究还很年轻，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块“无主之地”，研究范式远未定型，还可以自由去探索和拓展，这是研究者的幸运。

面对AI浪潮，我们需要“审慎的保守主义”

新京报：这几年带来影响最大的技术变革可能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比如ChatGPT、豆包等。在经过几年的发展后，现在它们对各行各业的影响已经切实发生了。在你自己的研究与教学中，你觉得AI改变了什么？你如何看待AI技术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

王小伟：我不在产业界，不方便做具体预测，只能从自己生活感受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未来肯定不止于聊天机器人，一定会广泛地嵌入各种生产流程中，帮人做决策，变成AI行动者（AI Agent）。对那些过程相对封闭的生产流程，AI嵌入得会很快，AI嵌入教育流程会比较慢，教育不光是知识传授，还事关人格养成，大家会更加谨慎。

尽管如此，教育行业还是面临挑战。比如用论文的方式考查学生知识掌握程度，可能就考查不出来什么东西。老师讲课的方式也会变。传统的大学有两种讲课方式，一种是讲座式大课，一种是讨论式小课。前一种课的意义可能变得越来越弱，学生可以直接问AI。

就自己的教学实践来看，老师可能需要多下功夫培养学生的认知结构，而不是灌输知识点。更多是教会学生如何赋予信息权重，做合理评估。比如平等和效率哪个更重要？这种问题本身就没有固定答案，高度依赖情境。老师应该更加重视传递一些实践性的智慧、具身性的知识。大模型能给你的知识都不是具身性的，是文本性的。未来的大学需要给学生足够开放的空间去辩论、去生活、去实践，大学是一个体验空间。

就学术研究方面，AI可以作为辅助。比如我研究斯蒂格勒，有时候译本并不完美，就去问问豆包，然后去评估它的输出是否符合直觉。我自己对斯蒂格勒的哲学有一个基本的结构性认识，如果豆包的解读偏离得很远，我就换ChatGPT试一下，对比不同的版本，结合自己的细致阅读，可以深入读懂文本。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2001）剧照。

新京报：听起来，这里面有一种新的“知识鸿沟”？更善于利用AI的人，可能本就是知识储备更丰厚的人。未来世界，在知识掌握和运用上，会不会出现更严重的“马太效应”？

王小伟：这个情况可能比较复杂。我注意到，现在大家普遍用AI，只是使用方式不同。研究者利用AI做研究，有人用AI做情感陪伴，还有家长用AI来教育孩子。如果纯粹谈知识获取，不会用AI的效率可能要低不少，但知识的获取不等于智慧的获取。有些人费了很大力气找到一些资料，读了很多书，这和用AI随意索取的资料可能信息量一致，但前者可能获得更多智慧，因为他有主动的、不厌其烦的探寻过程。

当然，如果大家都要去用AI，那AI就变成了一个“信息基础设施”。这的确需要防止出现新的“AI鸿沟”。AI的资费要足够低，交互界面要足够简单，否则就容易出现知识积累的“马太效应”，让更懂科技的人获得更多的知识，老人或者传统的人文学者会比较吃亏。

新京报：当下的很多讨论，认为AI还有许多不足，都建立在当下AI的技术尚在一个起步阶段的前提假设上。如果未来人工智能足够强，我们还有这样的底气吗？比如现在很多人觉得，虽然AI某些时候可以代替人工作，但毕竟人还是拥有自身的“体验”。如果某一天，体验也能被取代呢？

王小伟：最近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写了一本书，中文名叫《未来之地：超级智能时代人类的目的和意义》，就讨论说，在现实的生活中，人做成一件事情，其中的过程往往伴随痛苦，但现在的诸多技术发展都要消除痛苦，给你一个“糖化”的人生。比如，你以后想体验一下写一篇文章去发表的感受，技术人员直接用脑机接口传输给你，你就不用去体验创作的煎熬和等待发表的那种焦虑。这会更好吗？

博斯特罗姆指出，我们的一些传统和习俗，要求人亲身参与，其中的麻烦和痛苦是需要忍耐、接受的。有时候它们往往能对抗新技术的诸多危险诱惑。如果不加以节制，人的归宿就是会用脑机接上一切，让技术主宰我们。

2024年牛津年度词汇“脑腐”。图片来自牛津大学出版社。

新京报：2024年，“脑腐”（Brain rot）被牛津词典评为年度词汇。这也是一个和日常技术息息相关的词汇，这种广泛存在于年轻一代中的精神疲软、涣散的现象，与过度的手机使用十分相关。从智能手机，到智能手表、手环，各种可穿戴设备，我们的生活可以说越来越被技术包围。你觉得当代人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与技术相关的隐患有哪些？

王小伟：智能手机的影响确实是我们最深切体会到的一面。大量脑科学的研究也证明，智能手机不当使用会对儿童的大脑产生不良影响，对成年人的注意力影响也很大。最近罗浩尔德在《手机哲学》一书中引用研究指出，即使把手机放进包里，你不去看它，只要它在你的可及范围内，它都会影响你的注意力。

其实，不管技术怎么变，有些事是不变的。比如，任何事情想要做出好的成果，都需要专注，没有讨巧的办法。智能手机最大的风险是，它太快地带来反馈，刷短视频特别容易沉迷。另外就是经常打断人的注意力，让人没有独处的时间。这些或许并没有让生活和工作变得更好。

技术的使用要保持反思，这是技术哲学学者的一个使命，哲学的猫头鹰总在黄昏时刻起飞，不会早早拥抱所有技术的。现在人已经开始尝试用脑机来治疗抑郁症，用生成式大语言模型来替代亲密关系。这些都需要得到反思。有时候，技术慢点走，不见得会失去什么，但走得太快，可能酿成难以挽回的错误。

——同题问答——

新京报：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历史上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哲学家，你如果选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不限于学者，你会比较希望跟谁共处一天？

王小伟：海德格尔吧，很想去他黑森林的小屋坐一坐。现代社会崇尚技术，人的眼光往上看，希望借助技术冲出太空，忽略了脚下的土地。海德格尔有一个演讲叫“泰然处之”，他说德国人整天听广播、看报纸，精神生活似乎很丰富，但这些事都不发生在自己的身边，生活就变得无根了。另一个是蒙田，他一辈子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很早就回到庄园，开始写作，非常坦诚地面对自己、解剖自己，毫无保留。他用散文承载哲思，沉浸在日常的深处，一点都不乏味。

新京报：你的学术经历和北京这座城市密切相关，能不能谈谈你的学术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王小伟：2002年至今，除了在外面读了几年书，一直没有离开北京。和纽约、芝加哥这些地方相比，北京显得很“平”，没有那么多密集的高楼，规划很开阔，让人觉得心安。北京的生活比较简单，没有特别多夜生活，很平静，适合简单生活。从学术上来说，北京也拥有最丰富的高校资源，同行交流的条件是得天独厚的。北京市的各类科研机构也非常重视青年学者，包括我在内，受到过许多资助和支持。北京是安放自己的地方，是家。

——王小伟书单——

《科学技术哲学经典研读》

编著：刘劲杨 刘大椿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刘劲杨、刘大椿等先生主编的这本《科学技术哲学经典研读》是教学必用的书目。这本书系统梳理了科学技术哲学领域重要思想家的重要著作和思想，是了解科技哲学的重要窗口。

《技术哲学引论》（再版）

作者：陈昌曙

版本：科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陈昌曙先生的《技术哲学引论》是国内最早的技术哲学专著之一。作为技术哲学的重要开创性学者之一，他在本书中系统提出了自己的技术哲学思考，是了解中国技术哲学史的必备书目。

《技术哲学讲演录》（再版）

作者：吴国盛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10月

吴国盛教授的《技术哲学讲演录》是一本非常容易读进去的小书。书中收录了吴老师多年来对技术哲学的梳理和思考，富有原创性。想找一本有趣、好读的技术哲学书，这本不能错过。

*受访者为北京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道德物化技术伦理思想研究”负责人。

记者/刘亚光

编辑/罗东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