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自带茅台为许世友祝寿，拍下最后一张合照，为其解开心病

1985年1月，一辆黑色轿车沿着南京中山陵缓缓驶上山坡，路边松柏静立，山风很冷。车里的人77岁，抽着烟，神情一如往常那样平静，却特地在车后备箱里放了几瓶茅台。这一天，他不是以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身份前来，而是以一位老战友的身份，去给一位“爱酒如命”的八十岁将军过生日。

这位将军，就是许世友。

很多人记住的，是那张后来广为流传的合影：一位着中山装的老者，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一位身着军装的上将，站得笔直，笑容憨厚而真诚。镜头定格的，不只是一次寿宴，更是两位老战友数十年情谊的缩影，也是一次迟来的心结解开。

有意思的是，理解那张照片，不能只从1985年那顿寿宴说起，而要从许世友这一生与“酒”的缘分讲起，从他在大别山的童年，从长征路上的豪饮，从战火中的铁令，到晚年那壶被悄悄藏起来的茅台。

一、从大别山酒葫芦，到“英雄海量”的名声

1906年，许世友出生在河南新县（当时属湖北黄安）一个贫苦农家。大别山深处，山高路远，风气粗犷。孩子们练武、扛活、喝酒，样样都得学会，生活逼出来的硬气，没人觉得稀奇。

少年时的许世友被送到少林寺习武。寺里师傅爱喝酒，腰间常挂着一个酒葫芦，走路一晃一晃。有时候看孩子们眼馋，就笑着递过去：“尝一小口，暖暖身子。”许世友第一次抿到那股辛辣，咳得眼泪直流，可偏偏又觉得心里一下子热了起来。从那之后，他对酒的记忆，就和苦、辣、暖、硬扯在了一起。

真正把酒当成“伙伴”，是参加红军之后的事。红军时期，各级首长身后一般都有个挑夫，挑着被褥文件。许世友身后的担子，有被褥，但更多是酒坛子。战士们笑他：“许司令，你这是挑着‘胆子’上战场啊。”许世友摆摆手：“书也得有，酒也得有，打仗靠脑子，也靠个胆。”

不得不说，他的酒量，让不少人又佩服又不服。按纪律，首长一般不能公开喝酒，可许世友成了例外。原因很简单：喝完照样打仗，仗还打得不错。有人在背后犯嘀咕，说话也带着酸，“他凭什么特殊？”可一到战场，许世友冲在前头，指挥得有板有眼，结果摆在那儿，那些不服气的话也就说不出口了。

长征途中，有一段传得很广。红军准备经过一个少数民族山寨，对方寨主听说队伍里有个“酒神”将军，非要比一比。寨子摆下酒坛，大碗一碗接一碗往上端。许世友看着，对身边人只说了句：“那就痛快喝一场。”结果喝到后来，寨主先倒下去，连话都说不清楚。山寨上下服气，主动给红军送粮送马。

这事传到延安，连毛泽东都听说了“英雄海量”的绰号。见面时，毛泽东笑着问他：“听说你能喝，还是‘英雄海量’？”许世友一听，有点得意，把那次喝垮寨主的经过说得眉飞色舞。

听完之后，毛泽东沉吟了一下，说的话却有点不一样：“喝酒交朋友，这个是好事。不过，酒也会误事，这个你想过没有？”许世友愣了一下，有点摸不着头脑。毛泽东也不急，一条条给他分析：战前、战中，一旦失误就是流血牺牲，有些时候，不是自己一个人出事，而是整个部队要付代价。

“我不是说你不能喝，”他最后说，“喝酒要有个约法，还是你自己来定，你怎么看？”许世友想了好一会儿，总结出三句话：“战前不喝，战中不喝，败仗不喝。”毛泽东笑了，说：“就这么定，关键要真做到。”许世友又补了一句：“打了胜仗，可得喝。”毛泽东哈哈一笑：“庆功酒总要有，我也喝。”

这几句半玩笑半约定的话，后来真成了铁规矩。胶东抗战时期，有一次，他夜里巡查部队准备情况，推门进去，发现连长正悄悄喝酒。酒瓶被塞到床底下，动作慌乱得很。

“别藏了，看见了。”许世友脸色一沉，说得很硬，“战前不喝，这是铁令。你自己说，怎么办？”连长知道躲不过，低着头说：“关禁闭。”参谋一脸着急，小声劝：“司令员，战前换将，可不是小事。”许世友却不松口，当场拍板：“关禁闭三天，没我的命令不许放。副连长接任指挥。”

后面的仗打得非常苦，日军兵力强，地形复杂。许世友的部队一点一点咬住阵地，硬是守住了。等庆功酒摆上桌，他让人把那位被关的连长“请”过来。连长一进门，还以为要挨训，结果许世友笑着举杯：“战前喝酒，我关你。今天打赢了，得请你喝个痛快。”

他当场定了另一套“约法”：酒桌上不称职务，一律兄弟；不许敬酒，敬酒罚三杯；杯中酒要喝干净，留下来也罚三杯。一通规矩下来，倒把大家逗笑了。那顿酒，罚来罚去，最后许世友把对方“罚”得从凳子上滑到地上，鼾声大作。

遗憾的是，在1942年的马石山保卫战中，这位酒桌上被罚到不省人事的连长，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七岁。战后，许世友抱着他的遗体，流泪不止，从腰间取下酒壶，把酒缓缓洒在战友身上。“这酒，是给你的。”那一刻，酒不再是热闹，而是告别。

二、解放后的茅台情结与“土葬心愿”

新中国成立后，生活条件慢慢好起来，许世友的“酒谱”也悄悄发生了变化。过去只要是烈酒就行，进城之后，他对一种酒格外上心——茅台。

许世友一生行事粗犷，可在喝酒这件事上，却意外地“讲究”。住得简朴，吃得简单，穿得也不挑，但买酒时，就舍不得省。他的工资，有相当一部分花在茅台上。有战士打趣：“司令，您这是给自己发‘酒饷’啊。”他不否认，只说：“酒得好，才对得起这些年喝下去的。”

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进入关键阶段，许世友受命入朝。当时他最在意的行李之一，就是几大箱自己珍藏的茅台。别人准备衣物、药品，他除了这些，又郑重其事地吩咐：“把那几箱酒也装上。”等他跨过鸭绿江，长风猎猎，箱子里的酒随着车身轻微晃动，仿佛也被卷进了战火。

关于他爱酒，还有一个细节流传很广。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家里存的茅台少了，仔细一查，确定是被人“顺”走了。许世友当场火冒三丈，追问得很紧。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知道了，打电话过来安抚。电话那头，许世友还在惦记那几瓶酒。周恩来听得哭笑不得，“人没事就好。酒，以后我请你喝。”

在南京任职期间，军区里还流传过一句话：“许世友请我喝茅台。”这句话后来成了一个代称——只要说起这句，就表示今天是去“许司令家吃饭”。因为只要他出面做东，酒桌上一定有茅台，似乎少了那股酱香，整桌菜都没味道。

到了晚年，身体每况愈下，医生一再叮嘱：“不能再喝了。”工作人员也盯得紧，桌上杯子一换成白开水，气氛都变淡了不少。不过，许世友的“馋劲”哪是说断就断。有时趁人不注意，他会把小瓶酒藏在被子里，或者塞在柜子角落，等身边人转身出去，再悄悄拧开瓶盖，抿一小口。被发现时，他也不辩解，只是咧嘴一笑：“就一点，不耽误。”

如果说爱酒是一辈子的习惯，那关于身后事的“倔强”，则牵涉到他内心最重的一块地方——母亲。

1956年，中共中央在中南海的一次会议上传阅《火化倡议书》，提倡领导干部带头火葬，以改变社会陋习。当时中央许多主要领导都郑重签了名字，这件事在当时意义重大。

许世友那天并不在现场。后来拿到这份倡议书时，他看了很久，最终没有签。之后，他专门去找毛泽东，当面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人这一辈子，为党为国家可以拼命，死后也愿意从简。但有一件事过不去——不能离母亲的坟太远。他很明确，自己想土葬，就在母亲身边，要给母亲守坟尽孝。

从传统观念来看，这番话很容易理解。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这个坚持确实很“硬”。火葬是大方向，是政策，是示范。许世友的态度，等于当面提出“特殊要求”。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并没有简单压下这件事，而是让它先放着，留有余地。

到了1980年代，许世友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1980年，他从广州军区司令员岗位上退下，但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很快，他以“身体不适”为由提出想回南京，一边养病，一边写回忆录。邓小平批准，让他离开北京“中心”，回到自己熟悉的南京中山陵8号居住。

中山陵林木葱茏，环境清静。许世友在那里，种菜、喂猪、散步，外人看着，有点“半隐居”的味道。他自己倒挺满足：“不在前线，就在菜地。”不过，对于身后事，他一直放心不下。

1985年新年刚过，他感觉身体大不如前，便交代秘书，向中央正式写报告，请求批准自己死后土葬。他在报告中讲得很清楚：这一辈子在战场上拼杀，已算对国家尽忠，但对母亲却有亏欠，希望最后能埋在母亲坟旁，算是补一点孝心。

与此同时，他让儿子许光为自己准备棺材，让亲戚提前知晓，“等我走了，直接拉到母亲那儿，挖个坑埋了就行。”这话听起来有点粗，却是真心话。

问题在于，当时全国推行火葬已有多年，尤其对党员领导干部要求更严，“丧事从简，提倡火化”已经写在文件里。群众普遍执行，领导更要带头。在这种背景下，许世友的请求很棘手。报告在几位中央领导手中传阅，没有人轻易作主。

最后，这份报告送到了邓小平案头。邓小平在党内历来以“讲原则”著称，在制度问题上，态度很坚决。但他也太了解这位老战友的性格：硬，直，认准的事不轻易变。有时候，看似“犟”，背后却是几十年风雨里养成的一套做人准则。

这件事情，他思考了很久。若同意，原则上是不是会开口子？以后有没有人要“比照办理”？舆论怎么看？但换一个角度想：许世友这一生，从士兵一路打到上将，经历大小战役无数，负伤成习，脾气火爆，却从不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含糊。在漫长岁月里，他确实是一个“特殊的人”。

最后，他在报告上写下八个字：“照此办理，下不为例。”这八个字，后来被人概括为“特殊中的特殊”。对许世友而言，这是一张“特殊通行证”，也是他压在心里多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三、南巡途中的一场寿宴与一个心结

回到1985年这一天。1月底，邓小平南方视察工作，途中要经过南京。他在行前特意叮嘱，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韩培信：“到了南京，要安排去看看许世友同志。”这一句话，道出老战友之间不言而喻的情分。

韩培信赶到中山陵8号，把这个消息告诉许世友。听完之后，这位八十岁的上将格外兴奋：“小平同志路过南京要来看我，我到车站去接！住客看过客，哪有过客看住客的道理？”这句略带幽默的话，透出的是朴素的礼数——在他心里，哪怕对方是中央领导，也是老战友，来了就得亲自去接。

韩培信把他的想法转告邓小平。邓小平一听，笑了笑，让他带句话回去：“请转告许世友同志，他年纪比我小，但身体没我好，天这么冷，不要到车站来，就在我在南京的住处等着就好。”话说得轻松，实际考虑的却是老战友的身体情况。

许世友听完转告，想了想，说：“那也好。你随时通知我去哪儿等。”这一来一回，多少能看出两个人的相处方式：一个直爽，一个周全，互相迁就。

2月1日上午，中山陵8号的电话响起。韩培信在电话那头说：“请立刻告诉许司令，小平同志快到了，住在中山陵5号3号楼。”秘书马上跑去报告。许世友听完，脸上忍不住笑意：“终于要来了。我早上就把胡子刮好了，军装一穿就能走。你，还有这位记者，一块儿跟着去。”

他说话利落，人已经开始动作。穿上军装罩衣，系好风纪扣，戴好将军帽，步子比平时快了不少。到了中山陵5号，车刚停下，邓小平推门而出。许世友迎上去，大嗓门喊：“欢迎！欢迎！”几十年战火生死，共同经历太多，这一声“欢迎”，分量不轻。

寒暄之后，邓小平问起回忆录的事。许世友说，回到南京后，确实在写，把几十年战斗生涯梳理一遍，也算是对自己工作的交代。他提到自己概括出的两句话：“戎马倥偬数十年，战斗一生谈笑间。”这十四个字，带着一点豪气，也带着一点自嘲：这一生忙忙碌碌，枪林弹雨中过来，回头看，却像一晃而过。

说着说着，他忽然收了笑，语气严肃起来。他提到，没有党中央、没有毛泽东，就没有自己这样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走上革命道路；没有群众支持，红军根本活不下来；没有指战员一批又一批的牺牲，哪来的胜利。许世友常被人记住的是“脾气大”“酒量大”，但在这些问题上，他心里很明白，自己能活到八十岁，是很多战友用命换来的。

中午吃饭时，邓小平特别说了一句：“今天是你八十岁生日，我带的茅台，是八十年的陈酒，开一瓶。”许世友一听“茅台”两个字，笑意一下子爬上脸：“这就对胃口了，越久越香。”

在这桌酒上，他把压在心里多年的一个结说了出来——关于1937年在抗大时，因“张国焘问题”而受处分的那一段。

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延安。许世友当时正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作为曾经的红四方面军指挥员，他对这支部队有很深的感情。西路军的失败被认定为张国焘路线错误造成，抗大组织起批评会，对张国焘的错误展开批判。

在批评张国焘的同时，有人把矛头带到了“红四方面军的人”，连带着提起部队中一些干部。许世友听得心里窝火：张国焘有错误，这没有问题，但把这些错误简单扣在整个红四方面军头上，他觉得不公平。于是当场起身辩驳，争得很凶，言辞也很冲。

在当时的背景下，这种“顶牛”很容易被放大。有些人立刻把他和张国焘捆在一起，认为他思想不清，在关键路线问题上态度不坚决。压力一步步加大，有人甚至提议要对他采取极端措施。许世友一时憋屈，气急之下吐血住院。

出院后，他感到自己在抗大环境中已经很难展开工作，心里产生了一个念头：回四川打游击，回到群众身边。他开始在小范围内筹划这件事，却很快被人发现。组织上认为，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顶嘴”，而是有离开队伍、另搞一套的危险倾向，性质严重，当即将他隔离审查。

那一段日子，对许世友打击很大。他反复跟人说：“自己是苦出身，是共产党救了命，一心想跟着党为穷人打天下，怎么就成了‘张国焘一类的人’？”这种冤屈感，在他心里埋下了深深的印记。

不过，处理并没有像一些人建议的那样走向极端。毛泽东、朱德先后去看望他，跟他长时间谈话，从路线、形势、组织纪律，到个人情绪，一点点帮他理清。有批评，也有信任，既指出错误，又肯定他的战斗历程和立场。这种耐心的引导，对许世友来说，是命运的一个转折——若没有这一次“拉回来”，许世友后来的人生，完全可能是另一条路。

多年之后，他在很多场合都提到这件事，但始终心里不踏实：当年为什么被那样看待？自己到底是在“顶撞组织”，还是出于对老部队的一种感情？在政治斗争那样尖锐的年代，这样的心理阴影，其实不难理解。

这天在茅台的酒香里，他终于把这段心事完整说给邓小平听，说到激动处，还是忍不住叹息。邓小平静静听完，语气十分笃定：“在反对张国焘错误这件事情上，你是有功劳的。”这句话，分量极重。

许世友怔了一下，随即长出一口气：“有你这句话，这么多年的心病算是解开了。死后也能安心了。”这不是客套，而是一个老将军真正的心声。活到八十岁的人，不太在乎一般的“评价”，但在他心里，有些结，非要来自组织、来自核心领导的一句肯定，才算真正放下。

饭后，窗外天气很好，阳光透过树枝落在院里。许世友看着外面，说：“今天太阳好，咱们照一张像。”邓小平笑着接话：“好。喝了茅台，脸色红润，看着还年轻一点，照出来也好看。”

摄影记者赶紧架起相机，按下快门。那一刻，两位老人站在一起，一个中山装，一个军装，站姿自然，神情轻松。谁都没有多想这是一张“最后的合影”，只是觉得，战火中走到今天，两个人还能这样在阳光下并肩站着，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照片冲洗出来五张。许世友拿在手里，一张一张看过，又看了一遍，忍不住笑着对身边人说：“你看，小平同志头发比我多，穿着中山装，看着比我年轻，其实，他还比我大两岁。”这句略带玩笑的话，透出的是熟悉和亲近。

过了一会，他吩咐秘书：“挑一张，寄给小平同志。”这种细节上的惦记，很静，很普通，却常常比隆重的礼节更打动人。

四、“标准军礼”和“特殊中的特殊”

这次会面结束时，有一个小场面，让在场的人记了一辈子——许世友的敬礼。

平时，他对下属更多是“还礼”，动作也不怎么讲规矩，五指一并，往额头一碰，差不多就算。但那天，邓小平准备离开时，他突然站定，抬起右手，敬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军礼：站姿笔直，手型规范，动作利落，足足坚持了几秒。

身边的秘书有点惊讶，因为这种严格意义上的“标准军礼”，他们见得不多。许世友这一生，身份多次变换，从基层指挥员到大军区司令员，但在他眼里，礼节远不如战场实际重要。正因如此，他在这一天做出的这个动作，就格外有意味。

所有在场的人心里都明白，这是对谁的敬意，是对什么的敬意。对邓小平，是对这位在关键时刻整顿军队、扭转局势、后来又承担起改革重任的领导人的敬重；对自己这一生的战斗岁月，也是一个带有告别意味的动作。

追溯两人交往的轨迹，会发现，严格来说，他们并不是那种天天在一起指挥作战的“搭班子”战友。抗战、解放战争时期，许世友曾在刘伯承、邓小平的统一指挥下参加过作战，但双方直接接触并不算多。建国后，邓小平长年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许世友长期在南京等地带兵，两人的交汇点并不密集。

真正让许世友对邓小平产生“另眼看待”的，是1970年代中后期的一系列军队整顿。1973年末，邓小平重新分管军队工作，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要求，和叶剑英一起，对军队中存在的“软、懒、散”，以及一些骄奢懒惰风气，进行系统整顿。训练要真打实练，作风要收紧，领导班子要动真格。

这些措施，在不少人眼里很“硬”，也让一些人感到不适应。但在许世友这种“从战壕里爬出来的老兵”心里，却是认可的。他看得很清楚：军队如果失去战斗力，很多东西都会变样，因此对邓小平的手段和魄力，心中由衷佩服。

1976年，政治局势复杂，邓小平受到冲击。许世友担心他的安全，便邀请他到广州暂住一段时间。那一年里，邓小平在广州的起居、警卫保卫，许世友都格外上心，一切力求周全。两人的接触也比以往多了许多，有工作上的交流，也有生活中的照应。在这样特定的时期，两个人的感情自然更近。

后来，随着形势变化，邓小平重新站到中央工作核心位置，开始主导新时期重大决策。许世友无条件支持，对许多重大问题明确表态站在他这一边。邓小平对他，同样折射出一种信任。有些事情，别人可能难求的“例外”，在他身上，会被认真考虑。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份关于土葬的报告。严格说，这份报告“操作难度”不小。既牵涉到制度原则，又关系到社会影响。邓小平在上面写下“照此办理，下不为例”，其实是权衡多方后的一个抉择。

后来，有人评价这个决定时，用过这样一段话：“许世友同志近六十年的戎马生涯中，战功卓著，是我军从士兵成长为高级将领的代表人物，对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性格、经历、贡献，都具有一定特殊性。邓小平同志批示‘特殊中的特殊’，是考虑到这些具体情况。”这段话，点得比较透，但也客观。

从这一点看，1985年那顿生日宴上的一瓶茅台、一张合影，不只是“友情”的象征，也隐隐连着这些“特殊中的特殊”的理解、信任和体谅。老一辈革命者之间的情谊，很少用太多话去表达，却常常落在这些具体的细节上。

1985年以后，时间并没有停下脚步。许世友在南京中山陵8号的日子越来越少。身体的每一次波动，都在提醒身边人，这位“英雄海量”的上将，终究到了要和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

后来，他的最后愿望，按邓小平的批示落实。棺木安放在母亲墓旁，他坚持了一辈子的那份“倔强孝心”，最终得到了应有的尊重。那些年，他为之操心的“土葬”一事，再也无人争论。

茅台酒瓶终有喝干的一天，照片的色彩也会一点点泛黄。但1985年那天中山陵的阳光，那句“欢迎！欢迎！”，那一瓶“八十年陈酿”，那一句“你在反对张国焘错误这件事上是有功劳的”，在很多人心里，却一直停留在最清晰的位置。

对于经历过战火洗礼的一代人来说，这些看似寻常的细节，比口号更有力量。喝酒、敬礼、合影、批示，串在一起，就是一段时代的缩影，也是几位老战士之间不动声色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