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96年寒冬,我揣着八万块现金,陪风情万种的单身女老板去广州进货。
大雨滂沱的深夜,我们逃进一家偏僻破败的招待所,却被告知只剩一间单卧。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实在不妥,我涨红了脸,拿了几张旧报纸去走廊打地铺。
谁知我刚铺好躺下,木门被猛地拉开,她铁青着脸一把揪住我的衣领往里死拽。
“躲什么躲!没出息的东西,快给我滚进来,姐还能占了你的便宜不成?”
我被硬生生扯进屋内,只听暗锁“咔哒”一声扭死,身旁的她竟抖得如同筛糠。
顺着她惊恐的目光,我死死盯住门缝底下的黑影,这门外究竟藏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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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的省城,我刚满二十一岁,带着一身从黄土地里带出来的蛮力,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讨生活。
在火车站扛了半个月的大包后,我遇上了沈玉芬。她当时正踩着高跟鞋,站在批发市场门口跟几个抢地盘的地痞对骂,毫不退让的架势引来不少人围观。
我一时没忍住,上前一步用肩膀撞开了一个企图对她动手动脚的混混。那天下午,我稀里糊涂地就成了她那家服装店的搬运工兼伙计。
沈玉芬那年二十八岁,是个离过婚的女人,独自一人在省城打拼。她的漂亮不是那种温婉可人的类型,而是透着一股野草般的坚韧和风情万种的泼辣。
同行们私底下没少编排她的闲话,可她从不在乎,只把心思全扑在进货和卖货上。在这个鱼龙混杂的批发市场里,一个单身女人想立足,必须得把自己逼成一只刺猬。
相处了几个月,我发现她那雷厉风行的外表下,其实藏着极度的缺乏安全感。每天晚上盘点完账目,她都会仔细检查两遍卷帘门的锁,哪怕外面有一点风吹草动都会惊醒。
眼看着年关将至,省城的服装市场马上就要迎来最疯狂的销售旺季。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同行中杀出一条血路,拿到最新款的货源并把成本压到最低,去趟广州是唯一的出路。
那可是九六年,南下的淘金热正如火如荼。去广州进货不仅意味着巨大的利润,也伴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风险。
沈玉芬决定亲自走这一趟,并且执意要带上我。她看中的不是我会算账,而是我这副遇到事敢拼命的强壮体格。
临行前的那个深夜,服装店的卷帘门紧紧闭着。一盏昏黄的白炽灯下,沈玉芬从保险柜里取出了一摞摞用报纸包好的百元大钞。
那是整整八万块钱,是她开店这几年来攒下的全部身家,也是这次进货的全部底气。在那个普通工人月工资只有几百块的年代,这笔巨款足以让人眼红到铤而走险。
她递给我一件特制的厚实帆布马甲,里面密密麻麻缝制了十几个暗袋。我们一言不发,将那一沓沓现金小心翼翼地塞进暗袋里,每一寸布料都因为金钱的重量变得硬邦邦的。
“平安,这趟要是顺当,回来姐给你包个大红包。”她帮我把马甲的扣子系紧,眼神里透着孤注一掷的决绝。
穿上外衣后,那件藏着巨款的马甲紧紧贴着我的胸膛,闷热且沉重。我用力点了点头,暗自捏紧了拳头,哪怕是拼了这条命,我也得把她和这笔钱平平安安地带回来。
绿皮火车在铁轨上发出单调而沉闷的撞击声,车厢里的人多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得密不透风。空气中混合着劣质烟草、泡面调料和浓重的汗臭味,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买不到卧铺,我和沈玉芬只能蜷缩在硬座车厢的角落里。她那件时髦的呢子大衣在拥挤中被压出了深深的褶皱,双手始终下意识地护在胸前。
对面的几个光膀子男人正大声打着扑克,时不时将肆无忌惮的目光投向沈玉芬。我像一尊半截铁塔般坐在她旁边,用宽大的后背帮她挡住那些不怀好意的打量。
漫长的三十多个小时,是对体力和神经的双重折磨。当夜幕降临,车厢里的顶灯调暗,那种压抑的危险气息开始在黑暗中悄然蔓延。
各种奇怪的鼾声此起彼伏,疲惫不堪的旅客们纷纷陷入了沉睡。沈玉芬也熬不住了,脑袋一点一点地磕在我的肩膀上,呼吸逐渐变得平稳。
我强撑着酸涩的眼皮,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周围的动静。长年在乡下干农活熬出来的耐力,在这个时候派上了大用场。
凌晨两点多,一个穿着旧夹克的中年男人悄无声息地挤到了我们对面的空隙处。他假装靠在椅背上打盹,一条胳膊却像没有骨头似的,借着大衣的掩护缓缓向沈玉芬的胸口探去。
借着过道里昏暗的微光,我敏锐地捕捉到了他指缝间闪过的一丝银色反光。那是一片极其锋利的薄刀片,专门用来划破衣物窃取财物的作案工具。
我的神经瞬间紧绷到了极点,血液直冲脑门。就在那刀片即将触碰到沈玉芬外套的瞬间,我猛地探出右手,一把死死钳住了那个男人的手腕。
我骨架粗大,手上的力道更是惊人。那男人闷哼了一声,指缝里的刀片脱手掉在了黏糊糊的地板上,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干什么!”我压低声音怒喝,手上的力气又加重了几分。
男人疼得冷汗直冒,却依然嚣张地瞪着我,用黑话吹了声诡异的口哨。紧接着,前后排原本似乎在熟睡的四个男人同时站了起来,慢慢向我们这边围拢。
这显然是个配合默契的老扒手团伙,专门盯着长途列车上的肥羊下手。沈玉芬被动静惊醒,看到这阵势,吓得脸色铁青,紧紧抓住了我的胳膊。
退无可退,我猛地站起身,一把抄起脚边那个装满开水的沉重不锈钢保温瓶。我没有丝毫退缩,而是将保温瓶高高举起,横在胸前,眼神凶狠地扫视着那几个逼近的亡命之徒。
“谁敢动一下,我不仅砸碎他的脑袋,这壶开水也能把他烫去半条命。”我咬着后槽牙,一字一顿地警告他们,毫不掩饰眼底那股鱼死网破的狠劲。
在这个狭窄的车厢里,真要动起手来,谁也讨不到好果子吃。为首的夹克男捂着被我捏得发紫的手腕,恶狠狠地盯着我看了足足半分钟,最终还是妥协了。
他啐了一口唾沫,带着同伙不甘心地挤向了另一节车厢。危险暂时解除,我紧绷的肌肉猛地放松下来,这才发现自己的后背已经完全被冷汗浸透了。
沈玉芬看着我微微发抖的双手,眼里的惊恐逐渐被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所取代。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递给我一张散发着香味的纸巾,从那一刻起,我们在拥挤的车厢里彻底成了相依为命的同伴。
火车终于在一片嘈杂声中驶入了广州站,潮湿闷热的南国气息扑面而来。那是九六年的白马服装城,一个充满魔力与混乱的巨大迷宫,也是无数倒爷们魂牵梦绕的发财圣地。
一眼望不到头的档口里,五颜六色的廉价服装堆积如山。操着各地口音的客商们手里拖着巨大的黑色塑料袋,像工蚁一样在狭窄的过道里穿梭。
来到这里,沈玉芬仿佛换了个人,之前的疲惫一扫而空。她眼神犀利地在一排排货架间扫视,凭借着多年积累的毒辣眼光,迅速锁定着那些能在省城卖爆的款式。
她和那些操着粤语的老板们讨价还价时,气势丝毫不弱,几个回合下来就能把价格压到最低。我则像个忠诚的保镖,寸步不离地紧跟在她身后,用强壮的身躯为她挡开人群的挤碰。
市场的繁华背后,隐藏着无数双贪婪的眼睛。在这样一个每天都有巨额现金流动的法外之地,外地来的客商就像是一块块散发着诱人香气的肥肉。
悲剧的伏笔,往往埋藏在最不经意的细节里。在二楼一个极其火爆的大档口前,沈玉芬看中了一批刚刚从香港过来的紧俏牛仔裤。
老板要求必须当场缴纳五千块钱的现金定金,否则立刻转手给别人。当时档口前挤满了抢货的人,沈玉芬急于拿下这单生意,顾不上寻找隐蔽的地方。
她拉着我躲到一个堆满废弃纸箱的楼梯死角处,背过身去,略显慌乱地拉开了外套的拉链。为了取出暗袋里的钱,她必须解开那件特制马甲最上面的几粒扣子。
就在那一瞬间,厚厚一沓百元大钞的红色边缘不可避免地暴露在了空气中。虽然她动作极快地取出了五千块钱并重新拉好拉链,但这致命的破绽,还是被一只有心人的眼睛捕捉到了。
不远处的一个电线杆旁边,蹲着一个身材干瘦、面颊凹陷的男人。这人名叫侯三,是常年盘踞在火车站和批发市场一带的惯偷头目,心狠手辣,眼毒如蛇。
侯三原本只是在物色普通的钱包,却无意中瞥见了沈玉芬胸前那一抹令人疯狂的颜色。他立刻掐灭了手里的半截香烟,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极度贪婪的凶光。
这绝不是普通的肥羊,而是一头肚子里装满黄金的肥猪。侯三没有打草惊蛇,而是悄悄吹了声口哨,散落在市场各个角落的几个马仔立刻心领神会地靠拢过来。
交完定金后,沈玉芬还在兴奋地盘算着这批货能带来多少利润。而我却隐隐感觉到后背一阵发凉,似乎有一张无形的网,正在这嘈杂的市场里悄然向我们收紧。
我敏锐地发现,无论我们走到哪个档口,身后十几米远的地方,总有几个看似闲逛的男人在不紧不慢地晃悠。那种被毒蛇死死盯上的压抑感,让我身上的汗毛根根倒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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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南方的天气就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一场毫无征兆的暴雨倾盆而下,狂风卷着豆大的雨点,疯狂地砸在批发市场外破旧的铁皮雨棚上。
毫无准备的进货客商们四处奔逃,原本就混乱的街道瞬间陷入了瘫痪。我和沈玉芬被迫结束了今天的采购,准备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
雨水很快淹没了坑洼不平的路面,我们头顶着两个用来装货的蛇皮袋,艰难地在积水中跋涉。那种被监视的感觉不仅没有随着暴雨消散,反而越来越强烈。
我猛地回过头,透过密集的雨帘,清晰地看到侯三和他的四个手下正堂而皇之地跟在我们身后不到二十米的地方。他们甚至连躲避的意思都没有,手里拿着报纸包着的长条状物体,眼神阴冷地盯着我们。
“姐,情况不对,有人踩盘子。”我一把抓住沈玉芬的胳膊,压低声音在她耳边快速说道。
沈玉芬浑身一震,顺着我的目光看去,脸色瞬间褪去了血色。她太清楚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带着巨款被这群地头蛇盯上意味着什么。
“跑!”她低呼一声,扔掉用来挡雨的蛇皮袋,拉着我就往旁边的一条幽暗小巷里钻去。
这片紧挨着批发市场的城中村,犹如一个巨大的混凝土迷宫。错综复杂的巷道窄得只能容纳两人并肩通行,头顶是密如蛛网的私接电线,脚下是混合着生活垃圾的恶臭积水。
我们在暴雨中慌不择路地狂奔,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密集,甚至夹杂着几句难听的粤语谩骂。那些人仗着对地形熟悉,正在从几条小巷包抄过来,企图将我们堵死在死胡同里。
沈玉芬那双昂贵的皮鞋在泥泞中早已面目全非。突然,她脚下一滑,右脚的高跟发出一声脆响,直接断成了两截,整个人重重地栽倒在脏水里。
“平安,我不行了,你带着钱快跑吧!”她绝望地推搡着我,脚踝的剧痛让她眼泪混着雨水往下流。
“别说胡话!”我根本不管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一把捞起她湿透的身子,直接将她扛到了宽厚的肩膀上。
八万块钱的重量加上一个成年女人的体重,压得我膝盖一弯。但我紧咬着牙关,像一头发狂的公牛,在昏暗曲折的巷子里发足狂奔。
雨越下越大,视线模糊不清,全凭着一种求生的本能在这个迷宫里乱窜。侯三等人的叫骂声在复杂的巷道里产生回音,让人无法判断他们到底在哪个方位。
就在我的体力即将到达极限,肺部像着了火一样剧痛的时候。我们在巷子极深的一个拐角处,看到了一块忽明忽暗的红色霓虹灯牌。
灯牌上勉强能认出“红星招待所”五个掉漆的大字。这栋三层高的破旧小楼,成了我们在黑夜和暴雨中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
我扛着沈玉芬,一脚踹开那扇虚掩的玻璃门,带着一身的泥水和惊恐,重重地跌进了散发着霉味的招待所大堂。
招待所的大堂昏暗逼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常年不见阳光的腐朽气味。柜台后面,一个顶着地中海发型、眼神闪烁的中年男人正磕着瓜子看小个子黑白电视。
看到我们这副狼狈不堪的模样,男人连眼皮都没多抬一下。他就是这家破旅馆的老板,名叫孙大志,常年在这三教九流混杂的地方做生意,早练就了一身见风使舵的本事。
“老板,开两间房,要安全的。”我将沈玉芬放在大堂的破沙发上,气喘吁吁地掏出几张被雨水打湿的钞票拍在柜台上。
孙大志漫不经心地翻了翻面前那本破破烂烂的登记簿,吐掉嘴里的瓜子皮。“下这么大雨,外面的小旅馆全满了,我这儿也就剩一间了。”
“一间?”我愣住了,转头看向正在揉脚踝的沈玉芬。
“就这最后一间单卧,在三楼走廊最里面,爱住不住。”孙大志从抽屉里摸出一把带着黄铜牌的钥匙扔在台面上,语气里满是无所谓。
外面的暴雨依然像瓢泼一样,侯三那伙人随时可能像幽灵一样找过来。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根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硬着头皮接下了那把钥匙。
踩着吱呀作响的木质楼梯,我们来到了三楼。空气里的霉味更重了,走廊顶部的灯泡接触不良,发出滋滋的电流声。
打开那扇门牌号已经模糊不清的木门,里面的景象让人心头一紧。房间极小,除了一张铺着发黄床单的单人床和一个摇摇晃晃的床头柜,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
沈玉芬一瘸一拐地走到床边坐下,疲惫地揉了揉眉心。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还只有这一张窄小的单人床,气氛瞬间陷入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尴尬。
我虽然在城里打工,但骨子里依然是个思想保守的农村汉子。在我看来,沈玉芬是高高在上的老板娘,要是跟我在这个破房间里挤一宿,传出去绝对会毁了她的名声。
“姐,你把门反锁好,安心睡一觉。”我深吸了一口气,将装钱的马甲脱下来递给她。
“我去大堂找几张旧报纸,在走廊门外对付一宿就行,谁也别想靠近这扇门。”没等她开口,我毅然转身走出了房间。
招待所的走廊阴冷得像个冰窖,连个挡风的窗户都没有。我向孙大志讨了几张满是油污的旧报纸,走到三楼尽头那扇破旧的木门外。
我将报纸平整地铺在冰冷粗糙的水泥地上,裹紧了半干的外套,像一条忠诚的看门狗一样坐了上去。冷风顺着脖颈直往骨头缝里钻,我冻得牙关直打架,但脑子里却异常清醒。
就在我准备抱紧双臂熬过这个漫长冬夜的时候。身后的木门突然发出一声巨响,被人在里面猛地拉开了。
门轴摩擦发出的刺耳尖啸声在死寂的走廊里显得格外突兀。我还没来得及转头,一只手已经死死揪住了我外套的后领。
那力道大得惊人,几乎勒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踉跄着被一股猛力往门缝里倒拖过去,耳边响起了沈玉芬那带着微颤的压抑怒吼。
“没出息,姐还能占你便宜不成?给我滚进来!”
平日里精明泼辣的老板娘,此刻的声音里竟然透着一股让人头皮发麻的极度恐慌。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搞得发懵,甚至想要本能地抗拒这种不合规矩的身体接触。
“姐,你这是干啥,这不合规矩……”我一句话还没说完,就被她狠命地扯进了昏暗的房间。
“砰”的一声闷响,那扇破旧的木门被她用后背重重地撞上。紧接着是“咔哒”一声清脆的金属咬合声,她以极快的速度扭死了门上的暗锁。
这还不算完,她发了疯似的搬起房间里唯一的那把破木椅,将椅背死死地斜顶在门把手下方。
做完这一切,她整个人像脱水的鱼一样靠在门板上剧烈喘息着。
我呆立在原地,刚想开口询问她到底抽什么风。沈玉芬突然猛地扑上来,一把死死捂住了我的嘴巴,另一只手颤抖着指向房门底部的缝隙。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我浑身的血液瞬间凝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