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为何黯然离开344旅？黄克诚：朱老总当时的批评比较严厉

1938年夏天的晋东南，并不好过。山里闷热，公路上尘土飞扬，各路部队或转移或休整，谁也说不准下一仗会在什么地方打响。就在这样一个当口，八路军344旅驻在山西晋城端氏镇，表面上是“整训”，实际暗流涌动。几个月前的一场叛变、刚刚结束的一场不太体面的战斗，让这支从鄂豫皖一路打出来的队伍，陷入了一种说不清的压抑气氛。

有意思的是，改变344旅命运转折点的那次谈话，并不是在枪声中发生，而是在一间普通的旅部办公室里。朱德总司令来到344旅检查工作，气氛一度很紧张。黄克诚后来回忆，那一天“批评比较严厉”。就在这次谈话之后不久，徐海东提出离开344旅，去延安治病、学习，这支他一手带出来的部队，从此换了主帅。

一、晋东南的夏天：一场没打好的一仗

时间往前推一点，1938年春末夏初，日军华北方面军不断向南推进。晋东南地区山多路窄，却是交通要道，日军108师团主力沿公路南下，企图打通这一段重要通道。八路军总部为了迟滞敌军，命令344旅在晋东南一线阻击，町店，就是那个被写进战史、又让人有些难以启齿的地名。

344旅的干部骨干，大多是鄂豫皖红25军出身。红军时期与国民党军队硬碰硬惯了，性格也是一个路数：猛，敢打，喜欢正面过招。他们对日军作战的时间不长，对现代化装备的敌人，还在摸索经验。接到命令后，344旅在町店附近设伏，准备“打冷不防的一枪”。

战斗打响时，情况一度很顺利。日军部队正在停车休息，队形拉得很长，防备并不严密。344旅抓住机会发起攻击，很快就和敌人拼起了刺刀。短兵相接，对鄂豫皖出身的老红军来说不算新鲜，他们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都是这样打出来的。日军一开始的确有些发懵，被打得乱了阵脚。

然而这一次，情况和过去不一样。日军很快组织起抵抗，后方火力上来，机枪、迫击炮连着响。344旅前沿部队冲得很猛，伤亡也很快增大。天色慢慢暗下来，日军援兵赶到，战场态势悄悄倾斜。最终，那一股本应被“吃掉”的日军，还是趁着混乱突围而出，而344旅则带着不轻的伤亡撤出战斗，转往端氏镇休整。

战后总结时，不得不说，很多指挥员心里都明白：打法旧了。国民党军队装备差、战术僵，过去那套“猛冲猛打”的路数还能行得通，对上有火力、有配合的日军，问题就暴露了。黄克诚回忆，如果当时能先用迫击炮、机枪在周边架起火力网，先杀敌、再冲锋，结果很可能完全不同。

这场町店战斗，既不是大捷，也不是惨败，却成为344旅后来被点名批评的一个关键节点。原因很简单：该拿下的敌人没有拿下，可付出的伤亡却不算小。这在全面抗战初期，是一件必须说清楚的事。

二、687团叛变：比战场失利更沉重的打击

比町店战斗更让人心里发沉的，是发生在几个月前的那场叛变。1938年初，344旅按照部署南下晋东南，准备进入太行山区作战。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率领两个主力团走在前面，另一个主力团——687团负责殿后。表面上看，队形正常，任务分配也合情合理。

谁都没有想到，变化出在这支殿后部队身上。687团团长张绍东、团参谋长兰国清，在行军中段突然投敌叛变，还拉走了一个营长以及部分连、排长。部队主体在政工干部带领下坚持了立场，被安全带回，但一支主力团的正副主官带头叛变，这在红军、八路军历史上，都属于极其恶劣的事件。

张绍东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团长”。他是鄂豫皖老红军，曾在红25军当过连长、营长、团长，历次反“围剿”、红25军长征，他都参加过。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还当过红15军团75、73师师长，劳山战役、直罗镇战役、东征、西征，都有他的身影。从履历看，是老资格的战将，也是徐海东多年的老部下。

对于这样的干部突然叛变，谁能不震动。尤其是徐海东，当时本就身患疾病，在病中得知消息，悲愤之下吐血，这并非夸张说法，而是当时真实情况。试想一下，一支队伍从鄂豫皖血战到陕北，再从陕北来到华北前线，身边的老战友突然倒向敌人，对指挥员的精神打击有多大，不难想象。

更复杂的是，叛变并非一个人的意气之举。兰国清，这位出身湖南、早年参加平江起义的红军干部，在叛变事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曾在红三军团担任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长，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一路打过来，后来在红15军团担任过参谋长、73师参谋长，按理说资历不浅。但一些资料记载，他在作风上问题不断，吃喝嫖赌样样沾，被认为是“思想极不端正的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坊间不少看法认为，张绍东的思想蜕变，与长期在687团中受兰国清影响关系不小。原本还算老实的老红军，在一段时期内被慢慢拉下水，最终走到不可挽回的一步。对于这样的变化，当时的组织部门固然有责任要查，344旅领导机关也难辞其咎。

687团的叛变，不只是一个组织事件，更是对部队政治工作、干部教育的一次严厉拷问。对徐海东来说，这次打击甚至比战场失利更重。战斗没打好，还可以通过总结经验、改进战术方式弥补；老部下带头叛变，却意味着多年来的信任和感情被撕碎。这种伤口，不是一两句鼓励就能抚平。

三、端氏之行：严厉批评与黯然离开

回到1938年7月，地点是晋城端氏镇。344旅刚从前线调整下来，部队骨干都知道，町店战斗要讲清楚，687团叛变也要交代。就在这时，朱德总司令来到了344旅旅部。那是一次平常却又不平常的检查工作。

朱德对344旅并不陌生。早在红军时期，他就了解鄂豫皖那支红25军的作风，知道这支队伍能吃苦、敢拼命。但到了抗战时期，对日军作战的战法、指挥方法必须改变。朱德在谈话中，对徐海东提出了严厉批评，重点既包括町店战斗的问题，也涉及到队伍管理、政治工作中的漏洞。

据黄克诚回忆，当时的批评“比较严厉”。可以想象，语气并不客气。徐海东本来身体就不好，长期带兵作战留下很多病根，再加上687团叛变的刺激，身心都处于一种极其疲惫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下，面对来自总司令的严厉批评，心理压力一下子达到了顶点。

谈话结束后，徐海东提出，希望离开344旅，去延安做系统治疗，同时也参加一些学习。从形式上看，这是请病假、进中央学习；从情感上看，更像是一次被迫的抽身。他很清楚，344旅是自己一手拉起来、带出来的队伍，离开并不光彩，但继续带下去，身体恐怕也是支撑不住了。

黄克诚当时作为政委，既理解徐海东的难处，又要维护组织原则，这种两难处境可想而知。有说法记载，当时两人谈起此事时，徐海东感慨道：“我这身子骨，再这么折腾下去，怕是拖累部队。”黄克诚只能沉默片刻，说了一句：“身体要紧，任务总会有人接下去。”

总部后来批准了徐海东的请求。就这样，在1938年下半年，这位久经战阵的红军将领，离开了344旅，踏上去往延安的路。这个决定，对344旅、对徐海东本人，都是一个转折点。

徐海东对344旅的感情，并未因这次离开而削弱。344旅的前身，是鄂豫皖苏区突围出的红25军和陕北红军的合编部队。早在长征时期，红25军那支“远征小红军”从大别山出发，历经艰险抵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这段经历在徐海东心中占有极重分量。到了1960年，他在病体严重的情况下，仍坚持主编红25军战史，撰写《回忆红军第25军的长征》《会师陕北》等文字，可见其对这支队伍的深厚牵挂。

徐海东一走，344旅需要新的主心骨。中央综合考虑之后，从兄弟部队调来了343旅685团团长杨得志，担任副旅长兼代理旅长。杨得志在之前作战中表现突出，指挥稳健，既熟悉太行山区作战环境，又能迅速进入角色。黄克诚继续担任政委，负责政治工作和全旅的思想建设。就这样，344旅在指挥班子上完成了一次重要调整。

四、离开战场的将军：病痛、荣誉与晚年的位置

离开344旅，并不等于从此脱离战事。1939年，抗战进入更为复杂的阶段，敌后战场的斗争逐步加剧，华中地区形势十分紧张。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8月，徐海东主动提出再次上前线，请求参加作战工作。

组织批准了他的请求。1939年8月，他随刘少奇等人赴华中地区开展工作，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战斗区域转移到皖东一带。同时，他还是中原局、华中局委员，承担着军政双重任务。可以看出，中央对他的信任并未因为那次严厉批评有所减弱，只是调配岗位时更加考虑身体情况。

同年12月，他指挥了周家岗战斗。这场战斗规模不算巨大，但有明确战果：俘虏日军分队长1人、伪军4人，毙伤日伪军160余名。从战术运用来看，已经明显吸收了前线作战经验，火力配合、兵力使用都比较成熟。有些研究者认为，这一仗可以算是徐海东在华中地区作战的一次代表性行动。

有些令人唏嘘的是，周家岗战斗，也是徐海东一生中亲自指挥的最后一场战斗。进入1940年，长期积累下来的疾病再度爆发。他在红军时期留下的伤病，在西北、华北的长期奔波中不断加重，加上抗战以来极度紧张的工作强度，身体已难以支持高强度前线指挥。

1940年初，徐海东因劳累过度、旧病复发，再次病倒。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对他的情况一直关注，决定将他转往条件较好的地方休养。后来，他先后被送往淮安、诸城、大连等地疗养。从1940年到1949年，这长达九年的时间里，他基本不再直接指挥作战，而是以养病、顾问、参与会议等方式继续发挥作用。

从某种角度看，这段时间既是遗憾，也是无奈。对于一位习惯在前线挥师的将军来说，长期离开战场，心中必然有一种落差。但另一方面，正是有这种适时的调整，才使他能保存下来，在建国后继续参与国家军事建设和历史总结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于徐海东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充分肯定。1954年，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这一职务本身就是对其长期军事贡献的认可。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他被授予开国大将军衔，排名第二，仅次于粟裕。从资历、战功、影响力等方面综合考量，这个排序颇有意味。

同一年，他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虽然由于身体原因，无法承担过多具体工作，但在党和军队高层中，徐海东的名字，始终在重要的名单之列。不得不说，这是对他早年在鄂豫皖苏区、长征途中以及抗战初期立下战功的整体评价。

回看他的一生，1938年离开344旅，往往被视作一个稍显黯淡的节点。町店战斗的失利、687团的叛变、朱德的严厉批评，看上去像是一连串的负面事件，把这位悍将推离了他熟悉的队伍。然而细细分析，不难发现，这一系列变化，更像是在特殊时期对指挥员的一次综合考验。

一方面，战争环境在变，指挥员需要在战术上尽快适应。对日作战不能依靠旧经验，需要学习现代战法。344旅在町店的表现暴露了问题，批评是难免的。另一方面，干部队伍成分复杂，长期战争带来的思想波动，也让政治工作面临新的课题。687团叛变虽然是个人选择，但暴露出的管理漏洞，任何一级领导都绕不开。

在这样的背景下，组织在批评之余，仍然给予徐海东以新的舞台，在华中地区继续发挥作用，又在他病重时及时安排休养，并在建国后给予高规格的政治待遇。种种安排背后，可以看到的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历史评价方式：既不因为一时失误否定全部，也不因为个人病痛忽视既往功劳。

1960年前后，已经“远离战场多时”的徐海东，坚持参与红25军战史的编写工作。那时他身体状况并不好，但仍一字一句地回忆、核对资料，撰写《回忆红军第25军的长征》《会师陕北》等文章。那些关于转战鄂豫皖、浴血过大别山、突破重围北上的段落，既是历史记录，也是他内心最看重的一部分。

从时间轴上看，1938年的端氏镇，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之前，是奔走前线、亲自指挥的“徐旅长”；之后，是带着疾病、更多以另一种方式参与事业的“徐大将”。344旅也自此进入新的阶段，在杨得志、黄克诚等人的带领下，继续在太行、太岳一线转战，为抗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黄克诚晚年在回忆中谈到那一段时，并没有回避朱德的“严厉批评”，也没有刻意为任何人开脱。他只是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一说清，让后人自己去体会当时的氛围。这种写法本身，就折射出那个时代一种共同的态度：功绩要记，错误也要讲清，但最终要把人放在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来看。

徐海东黯然离开344旅，并不意味着他在344旅历史上的颜色被抹淡。恰恰相反，正是那些曲折、挫折，连同他早年的浴血奋战，一起构成了他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完整形象。对于熟悉那段历史的人来说，理解这一点，比简单给出“对”与“错”的评语，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