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他，中国历史或被改写，他被判死刑，毛主席大怒：立即放人

1957年深秋的武汉，江面风很硬。新中国第一座跨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已经竣工，桥上的检阅车缓缓前行。有人指着远处的桥墩轻声感叹，国家总算有了自己的大桥。就在这一片喜气里，一句随口的询问，突然让气氛冷了下来。

毛主席看着滔滔江水，忽然问起一个名字：“王盛荣，现在在哪里？”身边几位负责同志对视一眼，短暂沉默之后，有人低声回答：“被判了死刑。”这一刻，车厢里的空气似乎一下子凝固。毛主席脸色大变，随即发话：“立即放人，处理结果，马上向我报告！”

让最高领袖不问缘由、当场拍板的人，是怎样的一个老战友？这一句“放人”，背后其实牵着几十年的生死与信任，也牵着一段足以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往事。

有意思的是，这个在重大决策中被记起的名字，当年却只是汉阳门外一个穷苦渔家子弟的孩子。

一、汉阳门外的穷小子，怎样一步步走到“生死交托”

1907年，湖北武汉武昌区汉阳门外，一个做搬运工的男人，在狭窄破旧的屋子里迎来儿子的哭声。这个孩子就是王盛荣。家里没地没田，全靠父亲在码头扛货，母亲削筷子挣点零碎钱过日子。冬天的江风一吹就钻骨头缝，屋里却连像样的棉衣都拿不出来。

日子太难，孩子也就很难有书读。13岁那年，别人家的孩子还在学认字，他已经被送进沙场，当上了童工。那种环境，说难听点，就是拿小孩子当耗材用，干的是成年人的苦力，拿的是糊口的工钱。也正是在这种地方，王盛荣见多了欺压与剥削，对“穷人为什么这么苦”这个问题，心里开始有自己的疑问。

1926年，武汉正闹得厉害，工人运动一波接一波。项英等革命者在这里秘密活动，联系工人组织罢工、游行。就在这一年，王盛荣被工人运动吸引，走进了队伍。那时候他没多少文化，却有股不怕死的狠劲，很快就被安排参加工人武装行动，同年加入中国共青团，还当上了童子团团长，负责联系、组织青少年参加斗争。

1927年，大革命暂时失败的阴云压下来，形势急转直下。王盛荣在风声鹤唳中加入中国共产党，被调往湖北省委从事内部交通工作。这类工作看似普通，实际是在敌人眼皮底下传递机密文件、联络要员，一旦被发现就是掉脑袋的事。

那段时间，他结识了一个后来影响中国命运的人。国民党武汉市警察局长吴德峰，表面上是国民党要员，实际上在中共掩护之下，为八七会议提供支持。王盛荣奉命承担八七会议的组织与保卫工作，负责警戒和外围联系。正是在这场1927年8月在汉口秘密召开的重要会议上，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毛泽东。

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在会场外跑前跑后的小个子工人，将来会在枪林弹雨中救下这位后来改变中国进程的领袖。

二、赣南夜色里的枪声：一场“要命的通知”

时间转到1931年11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手里握着军事、政治上的重要指挥权。然而不久之后，王明等“左”倾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排挤毛泽东，把他从红军的直接指挥位置上挤了下来。

1932年冬天，中央苏区召开一次重要会议，需要毛泽东到会。可那时的苏区情况复杂，内有路线斗争，外有敌军围剿，每一次调动核心领导人，都带有风险。组织上决定由一位可靠的老同志火速前往赣南，通知正在基层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务必准时到会。

“赶紧走，今晚就得出发。”接到任务的人正是王盛荣。他没问缘由，也没有讨价还价，只带着一个排的战士连夜动身，向赣南方向摸去。那时候的路，不是公路，而是山道、旱田、小村穿插，黑夜里只有火把与星光。

几天奔波后，他们才接近毛泽东暂住的村子。按理说，再走一段路，找到驻地，传达任务，就算完成了。但一靠近村口，王盛荣就听出不对——远处传来杂乱的枪声，还有喊杀声，显然已经打起来了。

打探一圈后，他们获得一个让人心里一沉的消息：毛泽东的警卫人员在村里与当地反动民团遭遇，双方已经激战多时。敌人凶狠毒辣，地形对民团有利，战斗情况十分危急。

这种时候，根本没时间开会研究战术。王盛荣提起驳壳枪，冷静地确认枪声传来的方向，简单部署一下掩护火力后，一头扎进村子。他心里很清楚，这一趟的目标只有一个——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要把毛主席从火线里拉出来。

巷子狭窄，子弹在耳边呼啸，土墙上被打出一个个弹坑。抢眼的一幕出现在视线前方：几名民团团丁提着枪，弯腰靠近一处屋角，正一步一步逼向墙角下的人影，那就是毛泽东。因为痔疮严重发作，他连正常行走都十分困难，这种情况下更加无法迅速转移。

情势已经到了生死一线。王盛荣不敢迟疑，突然在敌人背后高声大喝一声。这一声吼来得太突然，民团团丁条件反射地扭头回望。就是那一瞬的迟滞，他抬手扣动扳机，“砰砰”几声枪响，几个敌人一齐倒地。

枪声再次引来更多火力。解围只是第一步，怎样把人安全撤出，才是真正的难题。王盛荣冲到毛泽东身边，一把扶住他，简单问了一句：“还能走吗？”毛泽东皱着眉，摇了摇头。他当时被痔疮折磨得厉害，走几步都疼得冷汗直冒，根本谈不上快速撤离。

情势不容多想。王盛荣一狠心，把手中的长枪朝墙边一丢，改用双手架着毛泽东，一边拖一边扶，猫着腰躲闪子弹。他一面低声催促：“主席，咬咬牙。”一面借着对村里地形的熟悉，以及先前摸排时掌握的路线，绕过火力最猛的地方，硬是在枪林弹雨中挪出一条生路。

在战士火力掩护下，他们贴着房屋、穿过院墙，跌跌撞撞冲出重围，将毛泽东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这一段过程，如果冷冰冰写成几句话很简单，但当时每跨出一步，都可能倒在那片泥地上。

从那晚开始，毛泽东对于这个出身工人、文化不高却可靠坚决的王盛荣，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后来提起这件事时，有人感叹，如果那一夜的节奏乱了半拍，中国革命的历史，很可能会被改写。

三、一箱钱与一条命：上海地下战线的严峻考验

故事并没有停留在赣南的夜色里。革命队伍越走越远，任务也越来越重。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往中央苏区，留守上海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在敌人严密监视下坚持地下斗争。可一个很现实的难题压了下来——经费极度紧张。

没有钱，就无法维持情报、交通、掩护点等系统的运转，更无法支撑工人运动和其他活动。中央苏区经过艰难筹措，从红军战利品与其他渠道中筹得一笔巨款，决定分批送到上海，交由中共中央上海局统筹使用。

第一次，派人运送两万美元。结果送款人途中携款潜逃，人财两空。第二次，又是两万美元，还是杳无音讯。连续两次血的教训，让负责的同志压力巨大，也让中央意识到，必须找一个绝对可靠的人，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这一次，目光又落到王盛荣身上。邓颖超亲自将一个装有3.5万美元的箱子交到他手里，一再嘱咐，一字一句都很沉重：“这笔钱，必须安全送到上海，只能交给陈云或杨尚昆。”这不只是金钱，更是上海那条隐蔽战线能否维持的命脉。

从江西到上海，中间要穿过广东、香港等地，路上满是哨卡、盘查、便衣特务，稍有不慎就会出事。王盛荣带着几名战友出发，把钱箱看得比命还紧。每一次遇到盘问，他都尽量把自己装成普通商人或者小贩，行李中做足掩护，路线不走死板直线，而是故意迂回，以降低风险。

到香港时，敌对势力的触角更加复杂，有时一条街走下去，哪个是便衣、哪个是真商人，很难分辨。他们改变住宿地点，不在同一客栈停留太久，沿途几乎不与陌生人深谈。就这样，躲过一轮轮盘查，避开重重陷阱，终于把钱完整送到了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手里。

这一趟危险程度，只有亲历者明白。对组织来说，这次任务的顺利完成，不只是挽回了前两次损失，更重新证明，王盛荣是那个最关键时刻能托付要紧事情的人。

同一年多一些时间后，风云再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队伍在枪火、雪山、草地之间穿行，许多人在路上倒下。王盛荣在行军中先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长、部长，负责青年工作与宣传动员。很多年轻战士，正是在这些工作影响下，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下来。

1936年，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随后在陕北保安县进行整编。为了进一步加强青年工作，中央决定把红四方面军文工团的青年骨干调入团内，由王盛荣前往文工团具体办理收编事宜。

也就是在这一阶段，他遇见了自己后半生的伴侣。红四方面军文工团副团长赵明珍，是地地道道的川妹子，性格爽朗，办事利落。两人最初谈的只是队伍整编、长征途中的情况。一次谈完，王盛荣半开玩笑问：“以后我再找你，你不会拒绝吧？”赵明珍笑着回答：“你是团中央来的，我哪里敢拒绝？”

接触多了，两人逐渐产生感情。王盛荣曾经有过一段婚约，但未婚妻在与胡宗南部队作战时牺牲，这段伤痛埋在心里多年。赵明珍比他小十一岁，却并不在意年龄差，还主动承担起理解与支撑。经组织批准，两人正式结为夫妻。第二年，她在延安生下了儿子王安生，一个在炮火与困难中降生的孩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王盛荣在行军途中经过湖北、河南一带时，看到一个特殊现象：不少地方的“土匪部队”中，竟混杂着红四方面军、红四军、西路军溃散后被遣返的旧部。他没有简单把这些人当敌人，而是主动上门做工作，说明抗日形势，动员他们放下旧账，重新加入抗日武装。

这些部队经过整合、编入抗日序列，有的后来成为新四军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方式，许多曾经走散的红军战士重新回到抗战队伍里，这一点，从军事与政治影响看，都非常重要。

与此同时，组织上派他到中共长江局，担任高级联络参谋，专门同国民党上层人物和社会名流打交道。这个岗位要求格外冷静、谨慎，要会说话，更要懂分寸。不得不说，从汉阳门外那个搬运工的儿子，到长江流域政治联络的骨干，这条路走得并不容易。

四、一万吨钨砂的任务与“莫须有”的罪名

1949年新中国成立，硝烟逐渐散去，一个崭新的工业化国家开始在废墟上起步。彼时百废待兴，重工业基础近乎空白，哪怕是一台机器、一件设备，都显得格外宝贵。王盛荣在建国后历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中南工业部副部长，围绕工业建设忙得不可开交。

1950年3月，周恩来总理给了他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一年之内出口一万吨钨砂。钨是一种战略物资，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十分抢手。问题在于，新中国刚刚建立，生产能力有限，技术水平参差，国内自身工业需求也很迫切，如何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出口任务，不只是工作压力大，更关乎国家信誉。

摆在他面前的是一道几乎无解的难题。正常开采和运输条件下，这个数字显得非常吃力。就在发愁之时，一个消息传来——香港有一批被国民党方面冻结的一千吨钨砂，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正常处理。

这个消息像是一线机会。经过多方打听与核实，王盛荣向周总理请示，提出可以通过这批被冻结的钨砂，换取新中国工业建设所急需的设备。周恩来同意后，他开始具体运作这一复杂的对外经济谈判与操作过程。

这些细节在公开资料中并不丰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当时极其艰难的国际环境和内部基础薄弱的条件下，能够换来一批关键设备，对国家工业起步非常重要。也正是围绕这批钨砂的运作，两年后，麻烦悄然降临到他头上。

随着形势变化，一些经济往来被重新审查。由于历史条件复杂、渠道多头、手续不完备，再加上个别别有用心者的攻击，1950年代中期，王盛荣突然被扣上“问题严重”的帽子，被指责在钨砂交易中存在严重问题。所谓证据，经不起推敲，更多是情绪与政治气氛裹挟下的“莫须有”之罪。

他随即被捕入狱，经历漫长审查、关押，1957年更是被下达执行死刑的命令。这样一个从少年起奔走在革命路上的老工人干部，就在狭窄的牢房里，等待一纸最后通知。那段时间，他的冤屈外界几乎无从知晓。

也正是在这一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在即。毛主席到此视察，在长江边听取建设情况汇报时，随口问了一句：“王盛荣现在怎么样？”这一问，揭开了尘封的案卷。有人吞吞吐吐地说出“被判了死刑”几个字。这个回答，触到了一位老战友心里的底线。

毛主席当场动怒，下令立即停止执行，彻查情况，抓紧向他报告。对于一个曾经在赣南夜色中用身体挡子弹的人，对于那个曾经提着钱箱闯过重重关卡，把3.5万美元完完整整交到组织手里的老工人，毛泽东心中有自己的判断：这样的人，如果真的犯了错误，也要查清再说，绝不能含糊处决。

接下来的过程，一步步推动案件翻转。经过复查，原先罗织的罪名逐项被否定，相关负责审查的干部不得不承认，当初定性过急、证据不足，许多结论带有片面性。王盛荣从“死刑犯”的名单上被剔除，蒙受的冤案开始得到纠正。

有意思的是，他出狱后再次被安排工作的地点，依旧和工业有关。经上级决定，他担任湖北省冶金厅副厅长，享受副省级待遇。这既是对他多年工业工作经验的认可，也是在用一种方式，弥补此前给他造成的巨大伤害。

外人看到的是职务与待遇，家人感受到的，却是他态度上的平静。大女儿在江汉大学任教多年，退休后一直想替父亲写一本回忆录，把他这些经历系统记下来。王盛荣的回答却很干脆：“不要写，有什么好写的。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也不是为了争权夺利，就是为了劳苦大众能翻身。我一个不识字的工人，能走到这一步，已经很感激组织了。”

这句话听起来朴素，却包含着一个工人出身干部对自己一生的看法：荣誉可有可无，能活下来、能继续为国家干些事，就足够。

他的子女回忆，父亲的观念影响了一家人。妻子赵明珍后来担任外贸局局长，上班却一直坚持步行，从不要求用车接送。有人劝她，说以你的职位，坐车是“待遇”，她只笑笑，不愿改变习惯。这种态度，说到底还是那一代革命者骨子里的东西——把权位看轻，把责任看重。

2006年，百岁的王盛荣在武汉离世。从汉阳门外的穷小子，到赣南枪火中的救命人，再到新中国工业战线上的老干部，他的经历几乎串起了近代中国最关键的几段路程。那些惊心动魄的节点，如今只剩下零散的记忆与少量文字，但每一处都能看到一个朴实工人出身者的影子：关键时刻不退缩，面对误解不喊冤，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这样的生命轨迹，或许比任何华丽的评价都更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