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获释后，毛主席、周总理都曾当面致歉，这是我们的错

1955年春天，北京的风还带着几分寒意。就在这个时节，一位已经被关押了六年的美国人，悄然走出高墙大门。迎接他的，不是喧嚣的仪式，而是一纸平反结论，以及不久之后来自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亲口致歉。毛泽东、周恩来先后向他承认：“这是我们的错。”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政治生活中，并不多见。

这位美国人，就是后来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之久的李敦白。他不是战犯，不是间谍，更不是侵略者，反而是在战争年代冒着生命危险走进根据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友人。事情兜兜转转，竟发展到这样的结果，本身就颇为耐人寻味。

要理解这句“我们的错”有多重，需要把时间往前推回去。从大洋彼岸的一个南方小城，到烽火连天的中国内地，再到冷战阴影下的曲折误判，这个故事拉出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线，也折射出那个时代政治与命运交织的方式。

一、从查尔斯顿到昆明：一个美国青年的“错误选择”

1921年，李敦白出生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犹太裔家庭，南方小城，既有传统保守的一面，也有种族问题层层积累的矛盾。他童年、少年时的生活，并不算离经叛道，读书、交友、看报，和周围的美国青年并没有太大不同。

真正让他和大多数同龄人拉开距离的，是青年时期对政治的关注。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深陷经济危机，贫富差距和种族矛盾都摆在眼前，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潮，主动加入美国共产党。那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已经算是一种“异类选择”，但对他来说，却是试图寻找社会不公答案的一种尝试。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全面卷入对日作战。根据军方规定，入伍人员不得再保留共产党党籍，李敦白按规定脱离党组织，很快穿上军装，成为对日战争中的一名普通美军战士。

当时美国军方急需大批懂亚洲语言的人。摆在李敦白面前的选择有两条：学日文，或者学中文。按常理推算，学习日文更贴近前线实际，战后驻日时间可能更长，前途看起来更加清晰。他却偏偏选了中文。多年以后，他回忆这段决定时，说得很实在：战后日本大概率会长期驻军，而中国是盟国，战争一结束，自己可能很快就被调回美国。学中文，似乎是一个更“安全”的选项。

不得不说，这个看似务实的判断，却打开了另一扇门。1945年9月，二战刚刚结束不久，他被派往中国昆明。一个南方港口城市的青年，第一次真正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在昆明，他发现的中国现实，与美国宣传里看到的截然不同。城市街头的贫困、被战争撕裂的生活，再加上对国民政府种种腐败现象的近距离观察，让这个原本只是“顺路来亚洲服役”的年轻人，不由得开始思考：到底是谁在为这个国家的未来努力？

就在这一时期，当地书店老板给他取了一个汉名——“李敦白”。从此，这个名字伴随了他在中国的全部经历。更重要的是，他在昆明接触到了中共地下党，第一次近距离听到关于延安、关于土地、关于“为穷人打天下”的叙述。这些话，和他在美国接触到的左翼思想意外地对上了号。

几件具体的事件，更让他对所谓“盟军”的正义性产生了强烈怀疑。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侵权案件。

二战胜利后，美军在中国一些沿海城市驻扎。纪律松弛，一些美军士兵在街头酗酒、滋事，甚至发生恶性案件。沈崇案在当时引发学生运动，在社会上造成巨大震动。类似的故事，李敦白在军法处工作时也碰到过。他被派到军法处赔偿部，专门处理美国军人伤害中国平民后的赔偿案件。

一次，一名喝醉酒的美国大兵在街上开车，撞死了一个中国小女孩，名叫李木仙。案子上报后，他原以为责任方会受到严厉追究，赔偿也应该体现对生命的尊重。结果上边批下来的数字，只有26美元。李敦白一开始以为写错了，多问了一句，负责赔偿的官员却解释得非常“理性”：“是按死者对家庭的贡献和丧葬费算的。孩子不能挣钱，棺材也比大人的便宜。”

这番说法，听起来冷冰冰又极其现实。更让他震动的是，小女孩的父亲——一个靠拉车维持生计的车夫，拿到这点赔偿款后，还从中抽出几美元，装进信封，送给帮忙跑手续的官员，把每个人的“功劳”都算得很清楚。那一刻，他看见的，不再只是个案，而是一整个失衡的体系。

类似案件接二连三，尤其是在某些美军士兵眼里，中国人的命似乎并不重要，这种傲慢态度，让曾穿着同样军装的李敦白逐渐感到羞耻。再加上家乡查尔斯顿传来消息，一位黑人青年在当地无辜被打死，处理结果轻描淡写。他不免自问：这个国家对外声称保卫民主，对内却容忍这种不公，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就在这个阶段，他从朋友口中听说，远在陕西北部，有一座叫延安的小城，有一支被称为“共产党”的队伍，有个叫毛泽东的领袖，正在阅读英文书籍，讨论工人、农民与未来。他心中隐约升起一个念头：要不要亲眼去看一看？

二、奔赴延安：国际友人的信任与误判

1946年初，战后形势急剧变化。李敦白接到复员命令，本可以回到久违的美国。他已经完成任务，按理说离开中国是最自然的选择。然而，前一段时间积累的困惑和好奇，让他对延安充满期待。他决定留下来。

留在中国，意味着需要一个身份。宋庆龄牵线，他进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担任观察员。这份工作表面是国际机构的技术岗位，实质上却让他有机会深入中国内地，看清战后秩序如何运作。

在大别山地区，他亲眼见到救济物资被层层盘剥，原本应该发到饥民手中的粮食、衣物，被某些国民党官员当成牟利工具。在他看来，这与美方宣称的“援助中国”“帮助重建”完全背离，更多像是一场有组织的倒买倒卖。这些见闻，让他对国民政府彻底失望，对中共根据地的期待反而更强。

1946年，国共谈判摇摆不定，中原战事一触即发。作为观察员，他被派往形势紧张的中原地区。那时，中原军区正面临几十万国民党军合围，情势危急。他起初还抱有一丝乐观，以为在美国调停下，也许大规模内战可以避免。直到有同志直言相告，他才意识到冲突已经难以逆转。

李敦白对中共这边的好感，促使他在了解一些军情后，主动向李先念方面释放善意，把可能影响根据地安全的信息及时提醒。他清楚，这已经超出了一个“外籍观察员”的常规角色，但内心的道德判断让他很难袖手旁观。李先念当时不可能公开回应，可对他的态度，却保存了。

不久后，在朋友的劝说下，他见到了周恩来。谈话内容不为外人所知，但有一个建议日后被一次次提起：周恩来劝他去延安看一看，再决定是否回国。这个建议，改变了他后半生的人生轨迹。

1946年10月19日，李敦白抵达张家口，再转赴延安。黄土高原、窑洞、简陋的广播站、日夜火光闪烁的窑洞会议，一切同华盛顿、纽约的现代都市完全不同，却又表现出另一种秩序和活力。

延安方面对这位来自美国的进步青年表现出很大热情。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都曾和他交谈，了解美国国内左翼运动的情况，也向他介绍中国革命的道路。那时的延安氛围相对开放，会议之余，大家围坐一起聊天、打牌、争论问题的场景很常见。李敦白有时也和几位领导人同桌玩牌，气氛甚至有几分“老友”式的随意，这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

生活条件当然艰苦，吃的粗，住得简陋，但精神上的安稳感，弥补了物质缺乏。他被安排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工作，负责对外广播和一些英文材料的整理。随着工作日渐深入，组织上开始考虑他的政治去向。

根据当时的规定，外国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必须经中央集体讨论并一致同意。李敦白在中原战事紧张时主动传递情况，被李先念、王震记在心里。再加上他在延安的表现，大家认为他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真心认同中共理念。

不久，李敦白正式被批准入党，成为第二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第一个是早些年就来到中国、在根据地救死扶伤的医生马海德。对于一个外国青年来说，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对未来命运的彻底投入。

1947年初，胡宗南部大举进攻陕北，延安面临巨大军事压力。中共中央主动撤离，转战陕北与太行山区。广播电台也随队机动转移。李敦白背着行李和设备，跟着队伍翻山越岭，这对一个在美国城市长大的青年来说，是一场完全不同的生活体验。

在这种艰苦环境中，他却收获了一段稳定的感情。在张家口时期认识的魏琳，此时也在根据地工作，两人往来渐多，对彼此的性格、信念都比较认可，很快走到一起。婚礼简单，却不少温情。廖承志还为他们画了一幅漫画，画中“洋人”戴着眼镜，一副“垂涎”新娘的夸张形象，题了一句诙谐的话：“洋人何必忧天，有情必成眷属。”在那个紧张的时代，这样一笔调侃，反而显得很珍贵。

从1946至1949年，李敦白在根据地不断辗转，既是广播电台里的一员，又是一个逐渐融入集体的“外国党员”。他认准的是：中国革命如果成功，将会改变无数底层人的命运。这一点，与早年在美国看到的工人、黑人困境，有内在的贯通。

三、被错抓的“洋特务”：六年牢狱与一次迟到的道歉

1949年，本应是他在中国人生中最光明的一年。年初，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决胜阶段，北平和平解放在即，全国形势一片向好。他在广播电台正常工作，身边同事也都在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忙碌。

就在这种氛围中，转折突然发生。1949年2月，他被有关部门带走，随后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系。一时之间，熟悉他的同事都摸不着头脑，只知道这位平日里热情坦率的“老李”，像是被风卷走了一样。

多年以后，他的同事杨兆麟回忆，当时内部一度流传一种说法：苏联方面认定美国记者斯特朗是“美国间谍”，说她在全世界布置了庞大的“情报网”，而李敦白隶属于这个“网络”，负责收集中国方面的情报。由于苏联当局逮捕了斯特朗，并向中共通报情况，李敦白也被一并怀疑，在调查中被羁押。

要理解这场误判，需要把目光移到更大的背景上。1948年底至1949年初，国共内战大势已定，国民政府希望苏联出面调停，力求保留一些政治空间。毛泽东考虑到，一旦苏联介入，美英势必也要插手，局面将变得复杂难控，因此倾向于由中共和国民党自行谈判，不希望大国在中间做文章。

就在这时，美英方面抢先宣布拒绝充当调停人。斯大林对这一举动颇为恼火，怀疑中共向外泄露了相关电文内容，导致苏联在外交姿态上被动。情绪之下，苏方在未充分查证的前提下，将矛头对准了身边“可疑人物”，其中包括长期报道苏联和中国革命的美国记者斯特朗。

这位记者原本与中共关系密切，早年就曾冒险来华采访红军，对中国革命抱有真诚好感，却在1949年被苏方扣上“美国间谍”的罪名。苏联当局将其逮捕，短期羁押后驱逐出境，并向中共方面传递“情报网”说法。在这种高压的国际气氛下，中方对相关人员展开内部审查，李敦白也被卷入其中。

对突然被捕的原因，他在相当长时间内并不清楚。只知道自己从一个值得信任的同志，瞬间变成了需要“审查”的对象。廖承志在了解情况后，还安慰他说：“别担心，小洋鬼子，时间一长，总会弄清楚的。”这种口头宽慰，固然带着朋友的关心，却很难改变现实——审查不会因为一句宽慰就立刻结束。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在高墙之内度过了漫长的日子。没有公开奖惩，没有详细说法，只有周期性的谈话和调查。那既是个人命运的考验，也是对他信念的一次沉重冲击。换一个人，在这种环境下对党组织失望、甚至彻底翻脸，其实并不难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形势在这几年间发生了明显变化。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苏联内部政治路线开始调整。1955年，苏联官方为斯特朗平反，承认此前指控不成立，这等于从源头上否定了当年的“情报网”说法。随着这一结论传来，北京方面也重新审视相关案件。

1955年4月，李敦白终于获释。自从1949年被捕到重新走出牢门，整整过去了六年。对于一个三十来岁的中青年，这六年正是人生最宝贵的阶段。错失的，不只是时间，还有本该参与的新中国建设进程。

令人注意的是，案件平反之后，并没有出现“冷处理”或简单把责任推给他人的做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周恩来、毛泽东都先后提到了这件事，并明确承认是中方的错误。这种态度，在当时政治环境下确实不多见。

获释后，组织上重新安排他的工作。他重新回到宣传战线，这一次承担的任务更为重要——参与翻译《毛泽东选集》。这是当时中国对外宣传、对内理论学习的核心文献。把这些文本准确、清晰地译成英文，需要极高的政治敏感和文字功底。

在这项工作期间，他被认定为“外国专家”，每月工资达到600元人民币，这在1950年代绝对算得上高收入，比毛泽东、周恩来的工资都要高一些。这是当时统一工资制度下，根据专家类别划定的标准，并非特宠，倒也足够说明组织对他业务能力的认可。

对那六年冤狱之灾，党内最高层并未回避。1958年9月，斯特朗来到中国定居。李敦白原本并不打算让她知道自己曾因为她的案子坐牢，在周恩来面前还提过，希望帮忙“保密”。周恩来答应了，但后来还是向斯特朗说明了原委。李敦白难免有些埋怨，觉得这是旧事，不提也罢。

周恩来的回答，颇有分量：“我们中国共产党不能在伤害了朋友之后，把这件事当秘密藏起来。我已经告诉斯特朗同志，那是我们的错，而你的表现很好。”这句话一方面向外界表明态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标准——错误不能掩盖，必须承担。

1965年11月，斯特朗在上海过八十寿辰，中央专门为她举行祝寿活动。毛泽东也出席，并特意邀请李敦白夫妇参加。席间谈到往事时，毛泽东对斯特朗说：“他原来是我们的好朋友，因为你的案子被牵连，被我们关在监狱里，而且关了很久，这是我们的错。”这句“我们的错”，当面说出，既给了李敦白一个公开的解释，也在某种意义上为那一段历史画上句号。

从一名外国共产党人，被当作“洋特务”关押，再到在公开场合获得最高层的致歉和肯定，李敦白的经历，折射出新中国在处理复杂国际关系与内部安全问题时的某种摇摆与修正。不得不说，这里面既有时代局限，也有后来试图纠正错误的努力。

四、三十年中国人生：坚持、误解与两种“我们”

1950年代中后期，李敦白已经恢复正常工作和生活。第一任妻子魏琳后来改嫁，他的人生重新翻开一页，又遇到了新的伴侣。家庭生活基本稳定，工作上主要围绕对外宣传、翻译和交流展开。对很多人来说，他已经从那个“有故事的美国人”，变成了一个长期在中国工作的“老外同志”。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中国生活的三十年里，一直没有加入中国国籍。按常规理解，一个对中国革命如此认可、又长期在华生活工作的人，入籍似乎顺理成章。但周恩来曾对他说，如果以“美国的中国革命派”的身份存在，可能更有价值。保持美国国籍，一方面方便对外工作，另一方面也能在国际场合扮演一个独特角色。

从他晚年的回忆看，这个身份选择，他并不后悔。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得很坦率：选择中国、选择中国革命、选择中国共产党，是自己一生的幸运。这样表述，并不是客套话，因为他在中国经历的并非一路平坦，六年冤狱是事实，政治运动中的风浪也不可避免。即便如此，他仍认定，那些年在中国参与的事业值得投入。

1980年，他离开中国，返回美国定居。这一年，中国已经开启改革开放，许多老一代国际友人陆续离开，也有的继续留下。对他来说，回到出生地并不意味着与这段历史诀别。相反，这三十年的记忆，已经深深嵌入他的生命经验。

在被问到“你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时，他给出了颇有意味的回答：在返回美国之前，他已经习惯把中国称为“我们”，说起中国时会自然用“我们怎样怎样”；回到美国生活多年后，说起美国时也会说“我们”，说起中国仍然用“我们”。他形容自己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

这番话并不抽象。对他来说，“我们”指的不是护照，而是一种长期参与所形成的情感纽带和价值认同。对许多在中国战火岁月中并肩作战的国际友人而言，这种微妙身份感其实普遍存在：在血与火中结下的联系，很难用简单的国籍标签来概括。

2012年，他已年过八十，受邀来华进行“口述历史”访谈。在谈到当年为何来到中国时，他说出一句颇为直率的话：“我本无意待在中国，我甚至无意来到中国。”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反讽，其实是在告诫后人：历史有时就是在一连串看似偶然的选择中展开。

当年选择中文而非日文，只是出于战后安排的实际考虑，结果却把他送上了通往昆明的路；在昆明与中共地下组织接触，本是职业工作中的接触，最终发展成终身信仰；原本计划战后回国，却在周恩来的那句“去延安看看”的建议下，一留就是几十年；被当作嫌疑人关押六年，本可以心灰意冷离开，却在平反后继续在中国工作，直到1980年才回到美国。

如果把这些片段一条条抽出来，也许很难说哪一个是“注定”，哪一个是“偶然”。但从整个时间线看，这些节点勾连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脉络：一个出身美国南方的犹太裔青年，在二战与冷战的大背景下，用自己的人生去靠近、理解、参与另一场革命。

那个在宴席上指着他、对斯特朗说“这是我们的错”的毛泽东，那个对他说“不能把伤害朋友的错误当秘密”的周恩来，和当年在窑洞里与他打牌、谈天的领导人，是同一批人。这些历史细节，把政治与人情交织在一起，让抽象的革命叙事，多出了一层复杂而真实的人味。

回头看，李敦白的一生，有热情、有误判、有伤害，也有补救。对于那个年代的许多中国人而言，他的名字并不如白求恩、马海德那样广为人知，却同样在关键时刻站在中国这一边，并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用他自己的话说，“选择中国，是幸运。”从这一点看，那句来自中国领导人的“我们的错”，不仅是对个人的交代，也是一代人努力修正自身错误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