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补开追悼会，有人提议让陈云致悼词，陈云：有人比我更合适

1979年8月25日，北京八宝山礼堂里气氛凝重。追悼会现场肃穆而安静，挽联、花圈一一摆开，参会者面色凝重。有人低声感叹：“这一别，迟到了太久。”这场追悼会的主角，是在无锡含冤离世已三年的张闻天。而让许多人意外的是，主持追悼会的是陈云，致悼词的却是邓小平。

这场迟到的追悼会背后，有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与风雨，也有一段相互扶持、相互印证的革命友谊。从上海白色恐怖的租界洋房，到中央苏区的紧张岁月，再到延安与东北前线的战略思考，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谋划，陈云与张闻天，多次在关键时期站到一起。追悼会上的一句“有人比我更合适”，并非一句客气话，而是多年相知后发自内心的判断。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时间往前推几十年，两人初次真正并肩工作时，并不是在公开的大会上，而是在最危险的上海秘密战线，也不是从追悼这样的庄重场合开始，而是从极其具体、甚至看上去有些“琐碎”的工作分工开始。

一、白色恐怖下的并肩与较真

1931年春夏之交，上海气氛压抑。4月顾顺章叛变，上海党组织遭受毁灭性打击，大批同志牺牲和被捕。就在这个极其危险的时刻，陈云奉命协助周恩来，紧急转移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机关，转移联络点、疏散干部、处理档案，每一步都要和时间赛跑。

在这场紧急而又近乎绝望的斗争中，张闻天承担的任务不那么“显眼”，却同样至关重要——他要冷静地接管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尽可能保持组织与外部的沟通，为后来争取正确路线、汇报实际情况打下基础。试想一下，在这种刀尖上行走的日子里，一个负责特科与情报，一个负责对外联系，两人的互信，很难不是在生死一线中积累起来的。

顾顺章叛变事件之后，陈云受命重建中央特科，在白色恐怖中重组情报网络；与此同时，张闻天则用一贯冷静、审慎的方式，接续起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工作。他们并肩坚持，到1932年春，局势依然紧张，但党的核心力量已在废墟上重新站稳。

那段时间，两人常常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处洋房碰头。表面上，他们装扮成来往的商人，时而进出，避免引人注目。会面时，陈云汇报上海工厂工人罢工、地下组织恢复的情况；碰头结束后，他又匆匆离开洋楼，走进一个个工厂车间，组织工人斗争。张闻天则留在洋楼内，提笔写宣传稿和评论文章，对工运经验进行整理和理论升华。

有意思的一点，是陈云创办了《红旗周报》，把许多工运经验和组织方法写下来，而张闻天不仅支持，更多次在刊物上发表陈云的经验总结，用严谨的文字，帮助这些实践上升为可供全党借鉴的认识。一个深入工人群众，一个擅长理论概括，两人配合得非常默契。

随着斗争推进，他们在实践中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抽象的理论分歧，而是严重影响革命成败的实际障碍。1932年10月，面对“黄色工会”的复杂情况，陈云在党团会议上坦率指出，只有把民族反帝斗争作为工作中心，用合适的方法去发动群众，才能纠正“左”倾，争取更广泛的力量。

有过莫斯科经历、接触过共产国际内部斗争的张闻天，对此感受也很深。他一再强调，全党在民族革命斗争中犯了关门主义错误，没有充分利用当时的民族觉醒。到1932年10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干脆正面发言，严肃批判“左”倾关门主义已经成为革命发展的最大障碍，这种说法在当时可谓相当尖锐。

值得一提的是，他并没有停留在会上“讲一讲”就结束，而是陆续发表多篇关于文艺、宣传工作的文章，点名批评党内“左”倾领导人的错误倾向。从宣传口入手，去纠正思想路线，这是他的一贯做法，既严谨又有针对性。

1933年初，两人先后到达中央苏区，成为新一届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成员。短短两年多时间，他们在反“左”斗争、经济建设和群众工作上相互呼应，形成一种极有力量的配合。

1933年4月，中央苏区决定修改《劳动法》，张闻天和陈云承担起这一工作。表面看，这是一部法律文本的调整，背后却是对“左”倾政策偏差的系统修正。彼时苏区经济已被敌人严密封锁，一味照搬大城市工商业条件下的劳动标准，显然不切实际。

张闻天在文章中批评得很直接：《劳动法》硬搬大工业城市模式，已经严重脱离苏区的小工厂、小作坊实际，结果是师傅带不起徒弟，业主扛不住福利，仿佛只管“吃完资本再说”。这种“理想化”的做法，不但拖垮生产，也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在修改《劳动法》的过程中，陈云抓住机会，提醒党内要注意基层干部作风问题，指出有的地方在对待群众、对待生产时，简单命令多、讲道理少。他提出，要想真正掌握群众，就必须讲究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用他的话说，需要一套“灵巧的工作方式”。这句话看似平实，却点中要害。

张闻天对此十分赞同。他在刊物《斗争》上连续发表文章，从领导方法、群众路线等角度，系统阐述如何改变强迫命令式的工作作风。两人共同努力，既修改具体政策，又纠正思想和方法，为苏区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维持和发展生产，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

同年9月，十九路军提出“三个条件”抗日宣言，博古认为这是宣传上的好机会，与十九路军签订了停战协定。然而在张闻天看来，这个“好机会”并没有用好。抗日条件的适用范围被限定得过窄，仅局限于十九路军，而不是面向更广泛的国民党军官和社会力量。他当面指出，应该扩大适用范围，形成更大规模的统一战线。

更棘手的问题在于，签了协定，却没有积极配合十九路军的行动。张闻天多次主张以实际行动配合，以利于反“围剿”作战，但这一建议并未得到充分重视。他据此再次批评博古等人的关门主义错误。陈云在这件事上态度非常明确，指出这种关门主义不仅阻碍统一战线形成，也严重妨害党争取群众的工作。

在这些具体事件中，两人对“左”倾错误的认识不断加深，彼此之间的信任也在共同压力下愈发牢固。

二、遵义抉择与东北共事

时间来到1934年底。红军长征途中，穿过老山界后，队伍损失严重，许多干部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冷静反思此前的教训。此时党内“左”倾错误已经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重大失败，矛盾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开始与博古、李德进行严肃斗争。进入12月下旬，张闻天已经在思想上完全站到毛泽东一边。他找到王稼祥专门谈话，提出要坚决支持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军事，这一步实际上已为遵义会议的重大调整做了铺垫。

1935年初，红军强渡乌江，准备向遵义方向转移。行军途中，李德的指挥权逐步被削弱。在遵义会议召开前，陈云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深谈。两人谈到“左”倾造成的惨痛损失，也谈到与博古和李德之间的争论，梳理了问题的来龙去脉。可以说，这次谈话使陈云对党中央军事指挥的严重偏差有了更完整的认识。

陈云后来回忆，当时张闻天已经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巨大损失，毫不回避地讲给他听。陈云因此更加坚定地认为，党需要一个真正懂军事、能综合全局的人来领导，这个人只能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这种认识很快转化为明确行动。

会议上，博古和周恩来先后作报告，随后张闻天第一个起身发言，旗帜鲜明地反对博古的报告，指出单纯防御、脱离实际的指挥方式是失败的关键原因。这份发言提纲，是毛泽东和王稼祥提出主要意见，由张闻天执笔起草，体现了三人已经形成的共同判断。

张闻天发言之后，陈云紧接着发言，既从实践出发批评博古的错误，又明确支持张闻天的意见。与会者多半赞同他的观点，遵义会议由此在路线和指挥权上迈出关键一步。会后，陈云起草了遵义会议扩大会议提纲，明确写道党内同志一致同意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意见，实际上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张闻天晚年回忆时，专门提到陈云对毛泽东路线的拥护是“绝对正确”的。这句评价，不只是个人情感，更是对当年历史转折的一种确认。

遵义会议之后，1935年2月上旬，张闻天接替博古的领导职务，主持中央工作。陈云对此十分赞成，在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精神时，张闻天从思想路线、军事战略和组织作风等方面，做了系统说明，带领大家从失败中汲取教训。

不久，任弼时从上海发来关于白区组织危急的电报，请求中央派人前往挽救局势。张闻天当即找陈云谈话，让他再次承担困难而又危险的任务，返回上海重建地下组织。陈云到沪后，与潘汉年合作，逐步恢复组织网络，并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正式传达毛泽东担任党内领导的决定，这项工作完成得十分周到，也算是对张闻天托付的一次圆满回应。

1937年11月，陈云从莫斯科回国，来到延安。根据张闻天的提议，陈云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两人又在新的环境下继续共事。随着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党的理论教育需要系统加强。筹建马列学院时，张闻天被任命为院长，他深知陈云在组织、经济和政策理解方面的功底，很快邀请陈云为学员讲课，重点讲党建理论和基本问题。这既是对战友情谊的信任，也是出于对整体干部水平的考虑。

抗战胜利后，形势迅速变化。1945年11月，张闻天奉命前往东北，参与研究东北战略方针。刚到沈阳，他就主动找到同样在东北工作的陈云，详细说明自己与东北局在方针认识上的分歧。陈云听后表示赞同，两人并肩分析当地情况，从部队部署、群众动员到土地政策，一项项过了一遍，最后拟出一份电报，建议党中央调整东北工作方针。

电报送抵延安，毛泽东亲自批示，要采纳张闻天、陈云提出的意见，提出要广泛发动群众、积蓄力量。这一批示，实际上为东北解放战场的长期发展奠定了方向。

在具体部署上，陈云判断佳木斯适合作为坚固的战略后方，既利于稳定根据地，也便于向外扩展。张闻天完全赞同，决定由陈云前往佳木斯，亲自组织和建设这一后方基地。陈云欣然接受，充分发挥了自己既懂经济又熟悉组织工作的优势。

1946年11月初，两人在东北再度会面。这一次谈话的重点，是东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南满地区的严峻斗争形势。张闻天认为土改工作在一些地方还不够彻底，执行干部思想不够坚定，措施不到位，容易让群众失望。陈云深感认同，随即把这些意见传达给有关方面，推动土改工作深入开展。

谈到南满的游击战争时，张闻天对陈云的部署表示坚决支持。他非常清楚，陈云在南满打的是一场“拖住对手”的硬仗，在正面战场压力巨大的情况下，通过游击战拉住国民党军队主力，为全局赢得时间。这一判断后来得到事实印证，为全国解放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从上海到延安，从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到炮火纷飞的东北，这一长段历史里，陈云与张闻天相互支撑、彼此印证，在重大关头往往作出相同的判断。这种共同经历，也为日后新中国成立后的再度合作打下了基础。

三、工业蓝图与迟到的追悼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经济建设和对外事务，但相互之间的信任并没有减弱，反而在新的任务中继续延展。

1951年4月，张闻天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这个职务表面上是外交角色，实际上肩负着一项更重要的使命——在苏联工业化经验和中国具体国情之间，寻找适合中国的道路。在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酝酿阶段，张闻天认真研究苏联的工业建设模式，结合中国现实，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重要的建议信。

这封信内容并不华丽，重点却很突出。他提出，中国不能简单照搬苏联的重工业优先模式，而要注意节奏、步骤和自身基础的限制。他主张自力更生，反对一味追求过高速度，提醒要防止“跳得太高摔得太重”，用今天习惯的话来说，就是要“稳扎稳打”。

毛泽东读后十分重视，在大会上把这封信转给干部们讨论。周恩来评价说，信中提出的意见基本正确。毛泽东更明确表示，对新中国工业化方针和具体做法的建议“非常好”，并强调中央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可以看出，这封信实际上在决策层引发了一次很有价值的讨论。

陈云随后也参与进来。毛泽东安排他与张闻天对接工作，进一步研究这些建议。陈云看完信后，致信毛泽东，肯定张闻天的观点是符合实际的。在随后的党组干事会上，陈云等人专门讨论了信中的自力更生思想，拟定了12项配套措施，把原则性意见转化为可操作的步骤。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核心的工业布局，这是一项极其庞大的系统工程。周恩来与陈云负责统筹指挥，张闻天则在莫斯科一线，具体落实项目谈判和技术、设备的细节。外交与经济、总体布局与具体执行，在三人之间形成了一个完整链条。

1952年8月，周恩来率代表团访问苏联，陈云和张闻天都在其中。会谈中，他们听取了斯大林关于援建项目的设想，针对一些条件反复斟酌。代表团间隙，两人还谈到个人工作分工。张闻天坦率地说：“我不太愿意搞外交，更想做经济工作。”陈云略带调侃地回应：“我当然同意，可惜毛主席不答应啊。”一句玩笑，透露的却是内心的一致倾向——他们都清楚，中国当时最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的经济建设，而不是形式上的职务光鲜。

在接下来的9个月中，张闻天一面履行大使职责，一面协助李富春，参与与苏联关于合作项目的谈判，对国内的工业化规划提出许多颇具远见的建议。针对1953年的对外贸易订单，他从速度、结构和承受能力等角度，一条条分析，提醒要注意“发展速度过快”“不可跳跃过大”“稳步前进”等问题。

从后来的实践看，这些建议十分重要。庐山会议后的经济困难，使许多人回想起当年张闻天的提醒。陈云在那个时期曾惋惜地说，如果当初这些意见能更彻底地被采纳，哪怕多三年恢复时间，局面也会好看得多。这种惋惜，带着对老战友的认可，也透露出对现实教训的清醒反思。

进入六七十年代，形势急转直下。由于“伍豪事件”等历史问题的牵连，坚持原则、性格正直的张闻天遭受长期迫害，被隔离、审查，身心备受折磨。长达九年的打击，让这个长期在关键岗位担负重任的老同志，渐渐被排斥在政治舞台之外。1976年，他在江苏无锡病逝，抑郁而终，未能等到彻底平反的那一天。

更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张闻天去世时，并没有得到一场正式的中央追悼会。组织上迟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结论，他的功过是非，暂时仍处在被模糊处理的状态。对于熟悉他的人来说，这是难以释怀的。

转机出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随着拨乱反正的推进，许多被错划、冤屈多年的同志开始重见天日。就在这段关键时间里，张闻天的遗孀刘英写信给陈云，真切而郑重地提出：“闻天同志的事，该有个明确说法，也该有一个结论。”陈云的回信不多，却态度清晰：“完全同意，先提给各位主席审阅。”在他看来，为张闻天作出公正结论，不仅仅是为个人，也是为历史负责任。

1978年12月下旬，陈云正在杭州疗养。一天，胡耀邦从北京打来电话，代表党中央正式提出：为张闻天补开追悼会，请陈云主持，并由他来致悼词。这一安排，既是对两人长期情谊的尊重，也反映出组织上对陈云威望和公信力的信赖。

胡耀邦还透露，这个安排也参考了刘英的意见。张闻天得到平反后，刘英的工作也随之恢复。她向中央表达，希望由陈云主持这一追悼会，既是对老战友的托付，也是对历史公道的一种期待。

面对这样的提议，陈云却并没有立刻接受全部安排。他认真思量后，说了一句后来被广为传颂的话：“有人比我更合适，依我看，还是让小平同志致悼词吧。”这不是推托，而是一种分寸感。他很清楚，在那个阶段，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实际工作中的主要领导人，由他来致悼词，更能体现党对张闻天的平反力度和政治分量，更能表达“沉冤昭雪”的意义。

当然，对刘英的心愿，陈云也没有置之不理。他又补充说：“我致悼词也可以，不过要等我回北京。张闻天的追悼会，我是一定要参加的。”这句表态，带着一种朴素而坚定的情谊——无论由谁致悼词，这场追悼会，他必须亲自到场。

回到北京后，陈云专门与邓小平见面，两人就追悼会安排进行了认真商量。有过长期合作的默契在，两人很快形成一致设想：由陈云主持追悼会，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悼词。这样的安排，既体现组织的权威，也表达出老战友间内心的尊重。

1979年8月25日，补开的追悼会如期在北京举行。会场庄重肃穆，出席者很多都是与张闻天有过共事经历的同志，也有后来才真正了解他历史作用的干部。主持人陈云言语不多，却态度凝重；邓小平在悼词中，用一句高度概括的话，作出明确评价：“张闻天同志一生忠于党和人民，忠于革命。”这句话，既是对过去几十年革命生涯的概括，也是对多年来横加于他身上的种种错误结论的有力否定。

这场迟到的追悼会，表面上是一次仪式，实质上却是对一个重要历史见证者的重新定位，也是对那段曲折历程的一次静默回答。从上海租界洋房里的交头接耳，到苏区修改《劳动法》时的共同坚持，从遵义会议上的相互呼应，到东北战场前线与后方的统一部署，再到新中国工业化道路上的彼此印证，直至多年后在追悼会筹备中的那一句“有人比我更合适”，两个人的名字始终在关键节点并排出现。

他们的经历，很少有惊艳的外在铺陈，多是在复杂环境中一条条把事理讲清、把工作做细、把方向坚持到底。追悼会那天，随着邓小平的悼词落下，许多在场的人心里明白，对张闻天的评价，远不止那一纸文告，但有些话，说到这个程度，已经足够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