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毛主席在上海看戏，突然站立大喊：不革命行吗？这是怎么回事

1958年仲夏的一个晚上，上海灯火通明。外滩江风吹来，带着潮湿的味道，街头行人三三两两，谈论得最多的，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两个新名词。就在这座中国近代屈辱和抗争交织的城市里，毛主席走进了一家俱乐部剧场，看一出并不新鲜的老戏——《白蛇传》。没人想到，这台戏演到尾声时，他会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重重拍扶手，高声喊出一句：“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

很多人后来只记住了这句震耳发问，却未必想过，它到底从何而来。要真正听懂这句话，不能只停留在那一晚的泪水和激动，还得往前翻几十年，从一个湖南青年看见饥民倒毙街头讲起。

一、从长沙饥荒到“谁主沉浮”

时间要往前推到1910年。清朝还没倒台，长沙城却已是乱象丛生。那一年湖南遭遇严重灾荒，田里颗粒无收，仓廪却被锁得死死的。米行门口，饥民排成长队，脸色蜡黄，衣衫褴褛。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同一座城里，一个十七岁的毛泽东也在人群中穿行。他看见的，不只是饥饿，还有冷漠和残酷。地方官与米商勾结，把粮食囤起来，任凭米价一日高过一日；饥民冲到巡抚衙门，跪地求赈，换来的却是刀枪镇压。血洒在台阶上，很快被人潮踩得看不清形状，只剩下隐约的暗红。

对于这场长沙饥荒，后来的记载并不夸张。毛泽东后来多次提起，说那些饥民，不过是“自家乡邻那样的普通人”。试想一下，一个出身农家的青年，亲眼看见与自己父母兄弟无异的人，被活活逼上绝路，却没人替他们说一句话，这种刺痛，很难随着时间淡下去。

也正是从那时起，他开始习惯用自己的方式追问：这一切为什么会这样？

1911年武昌起义打响，清王朝风雨飘摇。毛泽东从学校离开，投身新军，在起义军里的番号是“25混成协50标第1营左队”普通列兵。这支新军有枪有炮，却还没有清晰的道路。营房里，他白天训练，晚上点着油灯看报纸、翻书，琢磨外面世界的风云。

不久，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当上临时大总统。很多人欢呼“共和成功”，也有人隐隐不安。毛泽东在军中待了半年，觉得“革命好像结束了”，带着疑惑退伍离开。用后来的眼光看，这一步走得很早：革命到底该往哪里去，旧军队给不了答案，他要自己去找。

1925年，随着中国工农运动的兴起，毛泽东写下“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一句并不是文人自伤身世，而是一个已经见过饥荒、见过革命被篡夺的人，在战前黄昏发出的追问。谁来做主？谁有资格做主？在他那里，答案已经渐渐清晰：不是官僚，不是军阀，而是被压在最底层的那些人。

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对农民的认识，并不是从书本上来的，而是一脚脚走出来的。1926年初，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中国共产党人推动下，通过了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专门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成为其中一员，同年又担任中央农委书记，负责全国农运的领导工作。

这一年，北伐军挥师北上，直指军阀盘踞的地盘。随着战事推进，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迅速高涨，乡村里的贫苦农民开始组织起来，要求减租、反霸，冲击千百年来形成的乡村秩序。这股力量，迅猛到让许多人心里发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甚至不少国民党右派，都把农民运动骂成“惰民运动”“痞子运动”，说得不堪入耳。

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上，有人提出要限制工农运动，反对“耕地农有”，指望以此换取蒋介石的支持，同时扶持汪精卫来制衡蒋介石，企图在军阀和大资产阶级之间找一条“中间道路”。

会议间隙，中共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提出，湖南农民运动已经到了必须解决土地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赞同这一看法，却并未急着给出完整方案，而是提出了一个后来被屡次引用的观点：对复杂问题要“调查研究，先把事实弄清”。

他随即决定回湖南，亲自去看一看。赶巧的是，此时正在长沙召开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给他发来电报，邀请他回乡指导农运。就这样，这位“中央农委书记”，提着简单的行李，从汉口出发，回到自己熟悉的那块土地。

1927年1月4日，毛泽东来到湘潭。从县城到乡间，他不断召集农会、工会、妇女会、商会、青年团等组织负责人座谈，问得非常细：农会怎么建？土豪劣绅有哪些反扑手段？群众怕不怕？地主有什么新花样？

回到韶山，他看到的是一幅完全不同于旧社会的光景。祠堂不再是宗族长老说了算的地方，而是农民协会的会址；农会组织大家修塘修坝、禁烟赌博，还办起了农民夜校。曾经游手好闲的人，要么参加农会，要么下地干活。更让人印象深的，是妇女也能走进祠堂，坐到前排。一位老妇人笑着说：“以前连门槛都不准踏，现在坐上头一排。”

毛泽东听了，只是点头记下，却没有当场发表什么“高论”。他的方式，是把这些细节统统写进笔记，然后再慢慢分析。

不远的宁乡高露乡，农会干部闻讯赶来向他汇报，说当地国民党区分部刻意将“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删掉，只剩“民族”和“民权”，农民平粜米的主张被否决，为此带头的鞋匠还被关进了县监狱。在银田，又有人告诉他，原团防局长汤峻岩曾经杀害两名乞丐，接着又杀五十多名灾民，还活埋四人，这些事在当地流传已久，却无处申诉。

1月9日，他去了湘乡唐家圫，召集舅父、表兄弟和村中老农开座谈会，了解乡里真实情况。有人直言：“大土豪跑到长沙骂农会，说‘一字不识的当区委员长，乡里不得安宁’。”还有人说，那些小劣绅为了自保，赶紧拿钱来要求参加农会，怕被当成“另册对待”。

1月中旬，他又到了衡山，在白果乡看到的是农会掌权，土豪劣绅说不上话，妇女能进祠堂、上席喝酒，族长们也只剩下叹气。福田铺、宋家桥、县城，他一处处开调查会、访农户，甚至专门找一些“思想开明的绅士”谈话，听他们怎么看农运。

2月4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详细口头报告。《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中写道：“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这句话，既是对现实的确认，也是对政策的修正。

这一系列调查，让毛泽东心里更笃定：如果不把乡村里的封建势力连根拔起，一切革命都只是空话。

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分量

1927年2月12日，毛泽东回到武汉。16日，他写成一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向党中央系统汇报自己在湖南的所见所闻。这份报告很长，却不空洞，几乎每一句判断后面都跟着具体例子。

在报告里，他坦率指出，在汉口、长沙听到的那些关于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议论，与自己在县乡看到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反。他用“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形容此前中央在农运政策上的偏差，语气并不客气。

报告强调，贫农是农民运动最坚决、最有力量的部分，必须设法解决他们的土地和资本问题，在农村中大力发展党的组织，以适应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他具体列举了湖南农民做的“十四件大事”，肯定农民“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并作出了一个颇有力度的判断：孙中山先生为国民革命奋斗四十年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几个月内做到了，这不是“糟”，而是“奇勋”。

报告中最广为人知的一段话，是那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在原文中，这句话后面紧跟着的是更完整的意思：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权力的革命，如果不用极大的力量，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就不可能被摧毁。因此，他提出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明确思想。

这份报告于3月5日发表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12日起又由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连载，但不久便因形势变化而被迫停止。4月，在瞿秋白支持下，报告由汉口长江书店出版单行本。瞿秋白亲自作序，驳斥了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攻击，并号召革命者要为农民说公道话。

两个月后，《共产国际》杂志的俄文版和英文版转载了这一报告。对于当时还很弱小的中国革命来说，这是相当罕见的“国际声量”。毛泽东在报告中写道：“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这句话，在当时或许听起来有些“激烈”，但看过他在湖南看到的一切，再回味这句话，就很难说过头。

同一时期，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面对八百多名来自各地的学员，系统讲解自己对湖南农运的调查情况。这些学员回到各省后，成了当地农民运动的骨干。江西的方志敏，就把这份报告带回去，组织农运骨干反复学习。随着农民武装的发展，土地斗争从减租减息，逐渐走向烧毁契约、分配土地，一些地方地主不得不交出部分甚至全部土地。

在湖南，毛泽东还组织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发展农民协会，创办农民夜校，领导当地农民开展“阻禁平粜”、争夺教育权等斗争。他在这个过程中，收集了大量佃农生产生活的细节，又结合在湘潭西乡与佃农张连初的长谈，写成《中国佃农生活举例》，由中央农讲所正式出版。

这篇调查材料，用一个壮年勤快佃农一年的收支为例，逐项计算：食粮、猪油、盐、灯油、茶叶、工资、种子、肥料、牛力、农具消耗、杂用，共计支出一百六十余元；而稻谷、养猪、冬季砍柴挑脚、节省口粮等全部收入加起来，还要亏本近二十元。更严酷的是，要想达到这点收入，必须同时满足“绝无灾害”“无病不起”“猪牛不死”“冬季少雨”“全年无休”等六条近乎苛刻的条件。

结论写得非常直白：“中国之佃农比牛还苦，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则全无。稍一躲懒，亏折跟来了。”这并不是夸张，而是用算账的方式，揭开了亿万农民“为什么穷”“为什么被迫当兵、当土匪、逃荒”的根源。

不难看出，从长沙饥荒，到湖南农运，再到严密的经济调查，毛泽东眼中的“革命”，已经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与具体的人、具体的账本、具体的哭笑、具体的血泪绑在一起的选择。也正因此，他后来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强调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并不是一句空洞口号，而是长期观察和思考的结果。

四、“不革命行吗？”背后的情绪

时间往前跳，来到1949年。南京解放，新中国成立在即，毛泽东站在长江北岸，感慨“天翻地覆慨而慷”。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在许多人眼里，这意味着苦难时代将要翻篇，但在他心里，旧中国的记忆并没有被轻易抹去。

1958年，毛泽东来到上海。那时的新中国，刚刚完成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已经基本结束，合作化运动也有了基础，国家正谋划更大胆的发展。城市里，工厂的烟囱一根根树起来，乡村里，互助组、合作社向人民公社过渡。社会气氛热烈，很多人相信，只要咬牙坚持一段时间，中国的面貌会有更大变化。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在上海俱乐部观看《白蛇传》。这出传统戏曲，讲的是许仙与白娘子的爱情故事，法海则以“替天行道”“维护戒律”的名义，从中拆散这对夫妻，把白娘子压在雷峰塔下。几百年来，这个故事多被当成才子佳人、忠奸斗法的戏看，很少有人从阶级压迫的角度去解读。

当天毛泽东坐在前排单人沙发上，看得极其投入。台上唱到情深处，他会跟着鼓掌；法海一出场，他的表情立刻沉下来，下巴微微发抖，牙齿咬得很紧，仿佛对着的不是戏台上的角色，而是那些打着“正义”旗号压迫百姓的真实人物。

演到许仙与白娘子生离死别之处，他的鼻翼轻轻翕动，眼眶里渐渐蓄满泪水，然后顺着脸颊滑落，滴在衣服上。稍后情绪更加激动，眼泪连成一串，手帕不断地擦眼、擤鼻，抽泣声细微，却让身边的工作人员一阵紧张。

坐在不远处的李银桥轻咳两声，想提醒他注意场合，维护一下“领袖风度”。但毛泽东完全沉浸在剧情和自己的思绪里，没有听见。他手里攥着手帕，一边擦泪，一边继续看。

当台上演到法海施法，把白娘子收入钵中，压入雷峰塔的那一刻，他的情绪一下子被点燃。那座塔，在他眼里，不仅是镇压一个“白蛇”的法器，更像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象征——那些以教条、法律、秩序的名义，剥夺他们生存权利的人与制度。

就在这一瞬间，他猛地拍了一下沙发扶手，站起来，声音又急又重：“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剧场里本来安静，周围的人被吓了一跳，目光齐刷刷转向他。台上的演员还沉浸在剧情里，不敢抬眼，只是心里一震：戏里的雷峰塔刚刚落下，台下的这句话，却像一记惊雷砸在众人心头。

这句发问，看似突然，其实一点都不突兀。对于从十几岁就目睹饥荒、军阀混战、农民流离失所的人来说，“不革命行吗”既是对旧世界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犹豫的回应。他看到的是：如果没有翻天覆地的革命，压在人民头上的那座“雷峰塔”，恐怕至今都还在。

演出很快结束，场内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毛泽东缓过神来，也跟着鼓掌，情绪逐渐平复。按照惯例，他还要上台与演员们见面。

这一次，他握住“青蛇”的双手，又分别握住许仙与白娘子的手，态度真诚，让人有些意外。轮到饰演法海的演员时，他的脚步微微一顿，似乎又想起刚才剧情，神情一冷，没有伸手，只是点了点头就走开。那位演员后来回忆，说当时心里一沉，却也明白，他面对的已不是自己，而是那个被赋予象征意义的“法海”。

毛泽东在生活中一向率真，敢爱敢恨，不习惯刻意掩饰情绪。这一点，不仅在看戏时流露无遗，在一些重大外事活动中也时有表现。

1949年底，他访问苏联。起初安排中与斯大林的会晤并不顺利，有几天见不到对方，他心里颇为不满。等苏方人员来到住处，他毫不客气地说：“我一天就是三件大事，吃饭、睡觉、拉屎！”这句听上去粗糙的话，其实是借夸张语气，表达对于被晾在一边的不满和对平等待遇的坚持。

后来赫鲁晓夫来华访问，本来是严肃的会谈安排，最后却被毛泽东拉到游泳池边，套上救生圈，在水里“谈事”。尼克松访华时，世界舆论都盯着这次会面，他却偏偏和对方谈哲学问题，让尼克松“正事同总理谈”。这几件事从表面看似乎轻松甚至有些调侃，背后却反映出一个特点：他不喜欢被既定礼仪束缚，更强调实质内容而不是形式。

回看这些片段，再联系到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文字，就不难理解那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那篇文章里，他谈得最多的，并不是抽象制度，而是“一般平民”长期遭受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压迫的情形。他点名指出，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把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专政当成压迫中国平民的工具，这种反革命专政延续了二十二年，最后被推翻，不是“恩赐”，而是亿万人民斗争的结果。

1958年上海剧场那一声“不要不革命”，恰恰是这段漫长经历的小小回声。对他而言，法海不只是戏里的出家人，而是千百年来一切“合法压迫”的缩影；雷峰塔不只是江南风景，而是无数普通人压抑的生活。正因为曾经走过饥荒的长沙，走过烽烟中的湘乡、衡山，坐在那张单人沙发上的人，才会在戏台的一幕悲剧中，突然想到那些曾经被打入底层、被剥夺尊严的人。

“天翻地覆慨而慷”并不是轻易说出口的话，在他那里，不革命就意味着不改变，不改变就意味着让那些在银田被杀的灾民、在长沙被镇压的饥民、在韶山祠堂门前抬不起头的妇女，永远没有出头之日。这样一层意义，藏在那一句发自肺腑的追问里：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