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妇女露胸哺乳，礼教为何默许？日本禁令终结传统

1876年，有个日本摄影师跑到汉城（也就是现在的首尔），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按下了快门。

可让人挪不开眼的，是她身上那件上衣——短得简直离谱，下摆刚够遮住胳肢窝，整个胸脯就这么大大方方地露在外面。

这可不是谁家媳妇出门忘穿衣服了。

这事儿怎么看怎么透着一股子怪劲儿。

要知道，当时的李氏朝鲜可不是什么不开化的蛮荒地界，反而是一个把程朱理学捧上神坛、礼教规矩严得吓死人的地儿。

按照那时候儒家的老黄历，女人得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贵族家的小姐连脸蛋都不能随便让人看。

这么一个把“男女授受不亲”刻进骨髓里的王朝，怎么会容忍半个国家的女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袒胸露乳”？

这背后的逻辑，跟什么性解放八竿子打不着，也不是单纯的穷酸落后，其实就是一笔关于活命、阶级划分和统治成本的精细账。

咱们先算算数据，这笔账一看就明白。

这种短褂子叫“赤古里”。

打从十六世纪初那会儿，它的标准长度还是65公分，从肩膀一直盖到腰，捂得严严实实，里面还得裹上遮胸布。

那时候，大家都讲究个体面。

三百来年，衣服短了整整五十公分。

这在全世界的服装演变史上，简直就是断崖式的跳水。

好好的衣服，怎么缩水缩这么狠？

一般的说法是“时尚潮流”。

可在那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年代，老百姓哪有闲心搞时尚，一切都得给实用让路。

朝鲜半岛这地方，春天来得磨叽，农忙时间特别紧。

对平民家的女人来说，时间就是一家老小的口粮。

那个年头，女人们可是地里的主力军。

四月份插秧，水深泥烂，老腰一弯就是大半天。

要是穿个长袍大褂，一沾水死沉死沉的，贴在身上冰凉不说，干活还绊手绊脚。

更要命的是家里那张嗷嗷待哺的小嘴。

朝鲜王朝的等级那是金字塔尖似的，像国王奶妈“奉保夫人”那种专职喂奶的，享受的是从一品高官的待遇。

普通老百姓？

做梦去吧。

穷人家的媳妇，得一边在地里拼命干活，一边随时准备给娃喂奶。

要是穿那种里三层外三层的长衣服，解扣子、喂奶、再系回去，这一通折腾下来，活儿没法干了，衣服也早弄得脏兮兮的。

于是，底层社会自然而然地憋出了一个极其务实的“土办法”：既然衣服碍事，干脆剪了它。

剪到多短？

短到不用动手解扣子，就能直接把娃喂饱。

对于常年在温饱线上挣扎的穷苦人家，这里头还藏着一笔经济账。

那时候布料可是稀罕物，金贵着呢。

做一件长款赤古里的布料，省着点裁，够做两件短款的。

在这个节骨眼上，“礼义廉耻”这些大道理，必须得给“省一尺布”这种硬道理让道。

再加上这地方夏天闷热潮湿，冬天死冷。

短上衣夏天穿着凉快，冬天方便往身上一层层套别的破烂御寒。

说白了，露出来的哪是“肉”啊，那是为了活命付出的代价。

可问题又来了。

朝鲜王朝那帮当官的，个个都是读四书五经长大的，眼睛里揉不得沙子。

怎么就能对这种明显败坏“妇德”的装束装瞎呢？

这就得说说统治阶级的第二层算盘了：双标。

你要是抠细节就会发现，这种“露乳装”有着严格的“用户画像”——仅限于平民，还得是生了儿子的已婚妇女。

那帮两班贵族的阔太太们，照样裹得密不透风，穿着过膝盖的“唐衣”，手都得缩在袖筒里。

在统治者眼里，贵族女人的身子关乎家族脸面，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至于平民女人？

在儒家士大夫的潜意识里，她们头衔首先是“干活的牲口”，其次才算个“女人”。

既然是劳动力，那就按劳动力的规矩办。

如果为了守那点虚礼导致粮食减产，那统治者宁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风气甚至得到了一种微妙的默许，根子还在当时男人们跑偏的审美上。

正祖年间有个叫李德懋的学者是个明白人，他在书里一针见血地捅破了窗户纸：“还不是因为世俗男子让自家妻妾学那些妓女撒娇的样儿，才搞出这种怪现象。”

朝鲜的妓生（官妓）虽然地位低，但却是那个年代的“时尚教主”。

她们为了显摆身材曲线，带头穿起了短上衣。

上流社会的男人们嘴上满口仁义道德，私底下却觉得这种打扮别有一番风味。

这种上面暗示、下面效仿，中间再加上生存压力的两头挤兑，儒家那些教条就这么失效了。

这种集体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一直熬到1910年，这个延续了几百年的老习俗，被人强行给掐断了。

动刀子的不是朝鲜朝廷，而是日本殖民者。

日本吞并朝鲜后，头一批发布的政令里，就夹着这道严厉的《朝鲜服装改良要项》。

规矩定得死死的：“女人上衣必须盖过腰，胸部必须遮得严严实实”，谁敢不听，直接罚款，搞不好还得进局子。

日本人是真心关心朝鲜妇女的道德修养吗？

显然没那份闲心。

这笔账，日本人是从统治合法性的角度算的。

想证明自己殖民朝鲜是正义的，最好的借口就是：朝鲜太“野蛮”了，得靠我们日本来“开化”一下。

满大街露着胸脯的妇女，正好成了日本人手里现成的“野蛮铁证”。

这种强制性的改变，与其说是整顿风化，倒不如说是一场精神上的征服战。

殖民地的学校开始教“服装礼仪”，警察拎着警棍在大街上溜达巡视。

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传了三百年的民俗瞬间崩塌。

到了上世纪30年代，城里头几乎找不着穿短款赤古里的妇女了。

讽刺的是，在后来的抗日独立运动里，居然有不少朝鲜女性特意把这种短上衣穿了回来。

在这个节骨眼上，曾经代表着贫穷和劳苦的破衣裳，摇身一变，成了无声的政治宣言——“我是朝鲜人，我不穿你们日本人规定的行头”。

这段历史，如今的韩国人提起来心里挺别扭。

现在的韩服那是经过彻底改良的，上衣长度正好，看着端庄优雅。

你在今天的首尔街头，或者是韩剧里头，绝对找不着19世纪那种极限短衣的影子。

韩国官方在塑造民族记忆的时候，也做了一个“决定”：选择性失忆。

去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看看，关于19世纪女装的展品，多半都经过了微妙的“美颜”。

原本短得不像话的赤古里，被换成了长度“体面”的复制品。

官方宣传册里，也极少提那段“衣不蔽体”的往事。

这种心态倒也不难理解。

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谁愿意面对自家祖辈曾经那么“粗俗”的过去呢？

那短短的14.5公分，真不该被当成耻辱。

它是一个民族在穷得叮当响和礼教严得要命的夹缝里，为了繁衍后代、为了活下去，硬是用肉体挤出来的一丁点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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