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布什问邓公：“您夫人也抽烟吗？”邓公的幽默回答让他开怀大笑

1989年初春，京城的风还带着寒意。中南海里，一场并不张扬却意义重大的小“战役”，悄悄展开——这一次，不是会议桌上的博弈，也不是外交场上的角力，而是邓小平在医生和家人反复劝说下，决定和陪伴自己近六十年的香烟，做一个了断。

这位经历过北伐、长征、抗战、解放战争，又在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扮演关键角色的老人，面对过无数惊涛骇浪，真正让身边人揪心的，却是他那一根接一根的烟。保健医生陶寿淇认真看完体检结果，语气罕见地严肃：“邓公，得戒了，这不是小事，全国人民都惦记着您的身体。”话不多，却句句见分量。

有意思的是，就在别人还在猜测他能不能做到的时候，邓小平只用了两个月，就真的把烟给戒掉了。考虑到他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就沾上烟，很多老同志都说，这事要是没点惊人的自控力，根本不可能。

这份自控背后，其实藏着一条很长的时间线。从法国到陕北，从延安到北京，从战地行军路到人民大会堂，香烟几乎一路跟着他，也见证了他无数重要时刻。而在这条时间线上，既有烟瘾发作时的尴尬小事，也有让各国政要印象深刻的外交细节，还有那句让老布什笑到前仰后合的玩笑话。

一、远在法国的第一支烟

如果追溯邓小平和香烟的缘分，就绕不开1920年。这一年，16岁的邓小平离开四川广安，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年轻人怀着憧憬而去，却很快被现实浇了一盆冷水——学费、生活费、语言障碍，各种问题接踵而至。

由于经济紧张，他在法国入学不到半年就不得不退学，转而进入工厂做工，先后干过多种体力活。白天在机器轰鸣中劳作，晚上参加组织活动，了解马列主义，逐渐参与到旅欧中国青年中的革命活动之中。那几年，物质条件十分艰苦，但精神压力却一点不轻。既要谋生，又要思考国家前途，对一个十几岁的青年来说，确实不容易。

就在那样的环境里，他学会了抽烟。一支烟点着，工友之间传着抽，两三口下去，心里那股子烦闷似乎就散了点。邓小平后来虽然很少主动提及自己当年的苦处，但女儿邓榕在回忆中提到，父亲的烟瘾，大概就是从那时起慢慢“养大”的。时间一晃，从1920年算起，到他决定戒烟，足足快七十年。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根烟，串起了他从青年到暮年的整个革命生涯。这一点，多少有些讽刺，又让人感慨。

二、战火与烟雾：离不开的“老习惯”

1927年前后，大革命失败，形势急转直下。邓小平从海外回国，投入到国内紧张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大批共产党人遭到迫害，形势险恶，很多人晚上睡觉都要枕着危险。在这种状态下，香烟成了不少人压住心中烦闷的“伙伴”。

在我党早期领导人中，烟瘾大的并不罕见。毛泽东抽烟众所周知，开会时一根接一根，有时候整个房间雾气腾腾。邓小平也差不多，会谈、研究文件，手里习惯性地就摸出烟来。有时一个紧要问题讨论到深夜，桌上的烟灰缸堆得满满当当。

进入长征时期，情况一下变得严峻。1934年10月起，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面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物资极度紧缺。盐、药品、布匹都成了稀罕物，更不用说香烟这种“奢侈品”。部队长期远离城市，哪怕有钱，往往也买不到烟。

就在这种状况下，烟瘾大的干部就有些难受了。邓小平也不例外。有一次，他实在嘴里发痒，便想了个土办法：把树叶揉碎，用旧报纸卷成“烟”，点着吸一口，据罗荣桓元帅后来回忆，那味道呛得人眼泪直流，“一口下去咳得停不下来”。但对烟瘾不小的邓小平来说，哪怕只是心理上的安慰，也算聊胜于无。

长征途中有一段时间，红军攻下遵义城，物资状况略有缓和。遵义会议期间，邓小平抓紧时间买了几包真烟。有战士后来打趣说，那天他几乎把自己的津贴大半都换成了烟。听起来有点“糊涂”，其实也能看出，当时对他来说，香烟早就成了高强度工作和压力之下的一根“拐杖”。

转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阶段，他在各个战线上工作，依旧离不开烟。不少老同志后来回忆，邓小平工作起来干脆利索，但一坐下来思考问题，手指间的烟几乎从不间断。那种状态，既有紧绷，也有从容。

从1920年代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邓小平大半生都在战火中度过，而香烟就这样一路跟着他，见证了从艰难起步到全国胜利的历程。这种长期依赖，也为他晚年戒烟增加了难度。

三、会谈桌上的火光：幽默中的分寸感

新中国成立之后，邓小平的角色几经变化。无论是在西南地区主持工作，还是后来担任中央要职，烟始终没有离开视线。只是此时的香烟，更多出现在办公室、会议室和国际会谈场合里。

1978年前后，随着对外开放逐步启动，他作为中国领导层的重要代表，走出国门的次数明显增多。1979年初，为了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前营造有利环境，他出访东南亚多国和美国，在外交舞台上频频亮相。

这一年，他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白宫会谈。会谈气氛本来就十分重要，既涉及重大议题，又要讲究礼节分寸。邓小平坐定后，自然而然摸出一支烟，又略带调侃地问了一句：“美国有会谈时不能抽烟的规定吗？”这一问，既像是随口一句闲话，又把自己抽烟的习惯摆到了桌面上。

卡特听懂了其中意味，哈哈一笑，回答说没有这样的规定。这个细节后来被多次提起。卡特在晚年回忆录中提到，邓小平谈话风格轻松，不拖泥带水，还带点幽默感，很容易拉近距离。不得不说，这种在关键场合适度“自嘲”的方式，既化解了可能的尴尬，又让气氛变得亲近许多。

与卡特的这段小插曲，只是他外交场合中的一个缩影。真正让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是1980年老布什再次访问中国时，那句关于“抽烟”的妙语。

1974年，年仅五十多岁的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被美国政府派到北京，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当时还没有正式建交，这个职位有点“半官方半民间”的意味。老布什在北京工作了13个月，其间结识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也和邓小平建立起颇为亲近的私人友谊。

在北京期间，老布什曾陪同多次会谈，偶尔还一起打球、吃便饭。许多中美之间需要沟通的具体问题，都是由他与邓小平面对面商量。临走那天，邓小平还专程给他送行，在宴席上半开玩笑地说：“听说你要去中情局做局长了，将来可别老盯着我。”老布什笑着回话：“在我心里，您是朋友。”这种轻松的交谈，背后是彼此之间建立起来的信任感。

到了1980年，中美已经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双边关系进入新阶段。那一年，老布什以另一种身份再度来到中国。此时邓小平已经成为中央领导核心，在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调整上负担极重的责任。但见到老朋友，两人之间的气氛依旧轻松。

宴席间，老布什先是转达了夫人芭芭拉对邓小平夫人卓琳的问候，话题顺势就从大事谈到生活琐事。聊着聊着，他突然笑着问了句：“听说您烟瘾这么大，那您夫人也抽烟吗？”

这个问题问得不算正式，却很见生活气息。邓小平听后，停了一下，脸上带着笑意，回了一句：“她不抽烟，不过，正因为这样，她的身体可没我好。”语气里带点得意，也带点调侃。短短一句，把自己多年的烟瘾、夫妻相处的小插曲，一起轻轻带过了。

老布什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桌上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更为轻松。有趣的是，这句话虽然是个玩笑，但也藏着一点真实——卓琳这些年一直劝他少抽烟，担心他身体，而邓小平一直在“嘴上答应、手里不断”，多少有点“明知不该，仍旧难戒”的无奈。

据了解，周恩来在世时，也不止一次劝过邓小平注意身体，控制抽烟。只是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几十年的习惯，确实不是轻易就能改变的。

四、尊重与克制：大场合里的“小细节”

如果只看到他在美国、在宴席上边说笑边抽烟，容易误以为邓小平对这件事并不上心。实际上，到了某些关键的外交场合，他反而表现得极为克制。

1978年，新加坡方面向中国发出邀请，希望邓小平前往访问。彼时，新加坡政府的领袖人物李光耀对于邓小平很感兴趣，也对中国的改革前景十分关注。这次访问对双方都很重要，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国新阶段对外互动的一个试金石。

巧合的是，李光耀当时身体欠佳，鼻子过敏，对烟味非常敏感。新加坡方面事先将情况转告中方，希望在会谈过程中尽量避免烟味。这个要求不算高，却对邓小平这样烟瘾很大的人来说，有点考验。

得知这一情况后，邓小平当场表示，会谈时不抽烟。新加坡方面考虑到他的习惯，还是在他座位上方安装了一个抽气设备，以防万一。设备装好了，看起来一切妥当，仿佛随时可以点烟。

真正开始会谈，情况就不一样了。那天下午的交流持续了很长时间，话题涉及中国的发展方向、新加坡的治理经验以及地区局势。会谈气氛既严肃又坦诚。邓小平几次下意识地把手伸向衣袋，摸到了香烟，又悄悄收了回去。这样的动作，旁人未必注意得到，他自己心里却很清楚。

一个下午过去，他没有点燃一支烟。李光耀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特意提到这一细节。他坦言，对方烟瘾那么大，却愿意为了自己这点小毛病硬生生忍几个小时，这样的尊重，让人印象极深。不得不说，这种小地方的克制，往往比宏大话语更能打动人。

时间来到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正式访问中国。这是英国在位君主首次踏上中国土地，也是中英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双方安排了多场活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围绕香港前途问题的一系列会谈。

女王不吸烟，又是女性元首，中方在礼仪和细节上格外用心。对邓小平而言，这次会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香港问题牵涉复杂，又关系到国家形象，他必须拿出百分之百的专注。

五个小时左右的会谈时间，议题繁多，需要高度集中精力。对于一个一贯靠抽烟缓和紧张、提神的人来说，这样的长时间会谈本就是高强度工作，再叠加烟瘾难耐，难度可想而知。但在整个会谈过程中，他没有点燃任何一支烟。

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邓小平不时会换个坐姿，或者轻轻挪动一下手中的笔，这些都是他调整状态的小动作，却从未伸手去拿香烟。英方后来也听人提起他烟瘾很大，更明白这五个小时的“空烟期”意味着什么。

访问结束后，伊丽莎白二世专门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向他表示感谢，其中提到，对他在会谈中的专注态度和对她个人习惯的尊重，印象极深，并希望他不会因为这次“克制”而身体难受。这封信的内容如今已经公开，细节朴素，却能看出，一位国家领导人通过细微举止传递出的诚意，常常比多说几句漂亮话更见力量。

这样的例子，其实并不止这两次。只要遇到有客人明确不喜烟味的场合，他基本都能做到“烟不出手”。很难说这完全是轻而易举的决定，对一个烟龄近六十年的人来说，每一次刻意控制，都需要一点决心。

五、两个月的决断：老人的最后一条“纪律”

再把时间线拉回到1980年代末。1984年以后，邓小平逐步把大量日常事务交给年轻一代领导人，自己则把精力集中在方向性问题上。到了1989年，他宣布正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保留“邓小平同志”的身份，以一种特殊方式继续关心国家发展。

这一年，他已经85岁。高龄之下，身体状况自然成了全党全国关心的重点。陶寿淇等保健医生多次为他做系统检查，注意到心血管等方面的压力，并反复建议控制吸烟。起初，他只是适当减少，每天抽的数量从十几支慢慢压下去。不过，真正要彻底戒掉，对于这样一个几十年一抬手就能摸出烟来的人来说，确实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事。

1989年，保健医生再一次提出戒烟问题，语气比以往更坚决。身边工作人员也都劝他，从国家和人民的角度看，这不只是个人习惯，而是一种责任。卓琳本来就一直希望他少抽，这一次也附和医生意见。有说法提到，当他听到“全国人民都惦记着您”的说法时，沉默了一会儿，只简单说了一句：“那就戒吧。”

这个“戒”字，说出来容易，做起来却意味着对几十年惯性的硬生生切断。据知情回忆，他下决心之后，并没有采用逐步减少的方式，而是干脆利落停下。前两天多少有点不适，睡觉前想摸烟盒的习惯动作偶尔还会出现，但他咬咬牙，硬是挺了过去。

大约两个月，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桌面上已经看不到常备的烟盒，茶几上那只经常堆满烟灰的烟灰缸也空了下来。有一次有人忍不住问：“还想不想抽？”他笑了一下，说：“刚开始有点难受，现在不想了。”语气平淡，没有渲染，却让人感到背后那股子劲头。

不得不说，这种说到做到的性格贯穿了他的一生。从早年沙场到晚年戒烟，方式各不相同，要的却都是同一种“不能半途而废”的态度。

在这件事上，他并不是孤例。毛泽东在生命最后一两年，也曾下决心戒烟。当时毛主席身体情况已经不允许再多抽，医生和身边工作人员都劝他控制。戒烟的过程也并不轻松，有时实在熬不住，就拿一支烟放在鼻尖闻闻味道，却不点燃。周恩来见了，有一次忍不住说：“要不偶尔抽一两支？”毛泽东摆摆手，说出一句让很多人难忘的话，大意是：“话说出口就得算数，再难也得挺过去。”

这些细节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对比：一辈子与战争、政治斗争打交道的领导人，在对待一支小小香烟时，竟然也采用了同样的标准——既然决定，那就不回头。

从1920年到1989年，整整六十九年，邓小平和香烟几乎同行。烟雾之中，有法国工厂的油渍味，有长征途中的泥土气，也有人民大会堂里的茶香。外交场合，他会用一支烟打破陌生感，用一句调侃化解拘谨；面对不适合抽烟的场景，他能把烟放在一边，以一种严谨到近乎苛刻的态度尊重他人。

等到真正需要放下时，他没有拖延，也没有大张旗鼓，只是在医生和家人面前轻轻点头，然后用两个月时间，把这个陪伴自己大半生的习惯彻底划上句号。对一个烟龄接近六十年的老人而言，这样的决断背后，不只是意志力三个字那么简单，也折射出一种贯穿始终的自律和分寸感。

至于那句“她不抽烟，不过正因为如此她的身体可没我好”的幽默回答，听上去像是老友之间的随口一笑，其实也从侧面提醒人们，这位老人对自己的习惯并非毫无自知。他知道自己爱抽烟，也知道别人为此操过心，笑话里带着一点调皮，一点自嘲，更藏着对往事的轻描淡写。

在漫长岁月里，一根香烟见证了个人命运的起伏，也映照出时代大潮的翻涌。等到烟灰缸真正空下来的那一天，故事已经走到另一个阶段。历史的焦点移向更宏大的议题，而那些关于抽烟的小插曲，慢慢被后人整理、回忆，成为理解那一代人性格和气质的一扇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