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笔刊奇艺 鬼工琢风流（一）

原作者： 袁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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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雕刻文明的“国技”

人类文明始于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志探索使用工具来改变物体形状。当人们不再以功利为目的进行塑形时，塑形工具改变的不仅限于物体的形状，而是人性。从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到河姆渡文化时期象牙片上的双凤朝阳纹饰，直至良渚文化时期的玉琮，人们借助燧石斧凿等琢磨雕刻工具在物体上留下的不只是人类文明迈进的足迹，也是雕刻这一承载文化，传递信息，表达情意形式不断完善并成熟为一门艺术的过程。

追寻雕刻的痕迹窥探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是学人的执念，更是博物馆的责任。全国各大博物馆除了那些常设展中陈设的雕刻类文物外，一些博物馆，如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等也都举办过一些以玉石和竹木牙角为主体的雕刻特展。在雕刻类文物展中，虽然有些博物馆也注意到了核雕，但单纯以核雕为专题举办特展的，大约是苏州吴文化博物馆了。

先前，吴文化博物馆举办“奇巧技——核雕的记忆与技艺”特展，既有以纹逐源探索江南文明进程的文化自觉，也有地处文玩核雕腹地的历史和文化资源，还有引领全国当代核雕风向标的生产和销售产业基地，可谓实至名归。五个月的特展共展出了105件/套明清至今的核雕精品，让人们首次通过实物全面地概览了我国核雕发展的概况。

在这里我在“核雕”之前用“我国”二字来做定语，实在是因为这一果核上的雕刻艺术唯有中国所特有。为了寻找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同类果核雕刻艺术创作的证据，我花了近二十年时间遍访世界各地主要博物馆，除了见到德国德累斯顿绿穹珍宝馆里展出的一颗十八世纪由德国人在樱桃核上雕刻的186个人物面部表情的微雕外，尚未发现其他地方出现过本地创作的核雕作品。其实，就这件需要借助显微镜来进行雕刻和欣赏的樱桃核雕而言，并非出于艺术审美而进行的雕刻，而是为了显示微雕功力而进行的炫技，更不能说明早在十八世纪德国就有了核雕艺术了，因为除了这件作品外，再也没有看到其他核雕作品。

马上封侯 清中期

高4.0厘米，直径1.8厘米， 重4.3克

图源：吴文化博物馆官微

核雕除了将人们食而弃之的果核化腐朽为神奇之外，还有什么是它被人们视若珍宝的原因呢？我想无非是“刻棘镂尘”的“鬼工技”了。吴文化博物馆举办的核雕特展，抓住“奇巧技”这个弦，始终弹的还是“技艺”这支曲。对于核雕的精微之技，古人在惊叹之余也有不屑其为“雕虫小技”者。核雕之技，无论“鬼工”还是“小技”，我却以为其是“国技”。说它是“国技”，确因这一以果核为载体的雕刻艺术形式，除了中国别无他处。

二、相继涌现的“一雕两刻”

我国的雕刻艺术，从陶器刻纹，到玉石琢器、牙角雕件和竹木雕刻。它们都是按照自身规律和节奏有条不紊地发展。直至果核雕刻的出现，雕刻艺术突然转向精微，确实让人始料未及。

核雕首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确实让人感到震惊。尤其是在“粗大明”时代，掌上出现了这么一个从未见到过的精微玩意儿，怎能不让异乎怪哉的明人在自己的笔记文章中留下一笔。张应文笔录了“能于乌榄核上刻十六娃娃”的夏白眼；李日华和魏学洢从不同角度分别记录了“有绝巧”的“奇巧人”“虞山王叔远”；冯梦龙记述了擅雕花篮和小柯的“小章”和“吴门顾四”。还有散见于其他笔记文章中的一些关于核雕的记载，无不以惊叹的语气，赞美的文字描述了这一“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的“鬼工技”。明人用如此口吻和笔调记述这一方寸之间乾坤万里的微雕，只能说明在这之前他们从未见到过如此神奇的微雕艺术。即便见到过果核上的雕刻，也不是这种既可以“启窗而观”，又能够“雕栏相望”的缩微核舟。

核舟 清晚期

通高3.3厘米，长4.6厘米，宽2.0厘米，重9.0克

图源：吴文化博物馆官微

核雕诞生在中国，而且主要集中在吴地，一点也不奇怪，毕竟国人逐奇，吴人尚雅，文人好玩，贵人有闲。“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明王省曾《五岳山人集》）而逐奇尚雅好玩有闲的一群人又以吴地最众，自然也就有了孕育核雕生根发芽的土壤。奇怪的是，就雕刻艺术而言，非只核雕，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段，同一个地理空间，还出现了以怡情畅意为主旨的竹刻和怀古探幽的篆刻。

诚然，和核雕一样，竹刻和篆刻在其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之前，各自都有过一段时间长短不一的形态孕育和技术准备期。虽然核雕源起的时间无从查考，如今我们也只能从广泛流布于黄河流域的那些具有桃符性质的桃核雕刻挂饰的民俗中梳枝理叶，而竹雕和篆刻形态的形成和技艺发展的轨迹却清晰可辨。梳理一门技艺可以从其初具形态开始，而界定一门艺术的确立则要从载体用材、表现技艺和形式语言、审美标准与受众群体等方面来考量。虽然它们各自孕育和发展的历程与时间各不相同，无论核雕、竹刻还是篆刻，但都几乎同一时期先后在吴地开花结果。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这倒值得深究。

遍览史料，明代之前鲜有关于核雕的文史线索。然而在明代嘉靖（1522-1566）和隆庆（1567-1572）期间，在明人的笔记文章中却突然出现了大量关于核雕的记载。在同一时间内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几乎都用同样好奇的笔调，赞美的词语惊叹于同一个事件——核雕，就不得不让人相信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惊为“鬼工技”的精微雕刻艺术，是一个新鲜玩意儿，以致于连见多识广的文人们都不吝笔墨为这一“灵怪”鬼工技艺大书特书。

十二美人 清中期

通长56.5厘米，重34.0克

图源：吴文化博物馆官微

然而，当人们还陶醉在“令人目境迷离”（陈贞慧《秋园杂佩》）的核雕之中时，另一种在竹子上施刀的艺术也在吴地悄然流行起来。和核雕高调亮相不同，竹刻艺术的兴起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而后续的发展却波澜壮阔。

三、互为补益的竹刻和核雕

竹与中国文人的不解情愫，不仅因为其所具有的宁折不弯外直中空的高洁品德，还在于其削竹可为简册，修竹可作器物的功用。文人对注入情感的物体自然很关注，著录当然少不了。宋代《图画见闻志》中有关于唐代德州刺史王倚家藏毛笔管上雕刻有“人马毛发，亭台远水，无不精绝”的《从军行》图的记载；清代乾嘉时期金元钰著有竹刻专著《竹人录》；近代褚德彝辑录的《竹人续录》，补充了《竹人录》未收录的遗闻轶事，进一步完善了竹刻艺术史的脉络；民国赵汝珍所著《古玩指南·竹刻》，从收藏角度分析竹刻的鉴赏与辨伪；王世襄先生整理出版的近代竹刻艺术经典——《刻竹小言》，由竹刻大师金西厓所著。该书系统阐述了竹刻的备材、工具、技法及艺术理念，体例精严、论述详明，被誉为竹刻工艺领域的“百科全书”。

竹刻扇骨 近代 图源：吴文化博物馆官微

纵观先人对中国造型艺术的著录，除了文人直接参与的书画艺术之外，没有哪一类艺术形式，特别是民间艺术形式，如竹刻艺术那样被文人关注而为其著书立论。

农耕时代的中国，社会等级制度森严，位于社会下层的工匠自然不入士大夫文人之眼，他们所从事的艺术创作即便可以雕梁画栋，也难登大雅之堂。除非技艺精绝，如蒯祥、陆子冈和鲍天成等建筑琢器圣手，方能在文人笔记文章中留下微乎其微的痕迹。有幸被古人笔墨留痕的，除了他们好奇和惊叹的那些东西，如核雕，就是他们钟情的心头好，那就是竹刻艺术了。

同为赏玩艺术，核雕和竹刻却有着不同的艺术性质和受众群体，这一点从竹刻艺术开风立派创始人朱鹤（约1500—1570）的身上便可见端倪。朱鹤字子鸣，号松邻，善书画工诗文精篆刻。以画入世的朱鹤更醉心于篆刻和刻竹，不曾想他的刀笔之作却将原本依托于器物装饰的竹雕刻技艺蜕变成了可以独立观赏的艺术形式，不经意间树立起了“嘉定竹刻”的大旗。与此同时，位于金陵的濮仲谦和李文甫则另辟蹊径，以画意笔墨入刻，充分利用竹子特有的材质特性，用浅显简练的刀法开拓了古朴清雅的竹刻艺风。无论“嘉定竹刻”将画融入竹刻，还是“金陵竹刻”从画意中衍化出竹刻，两者都遵循相似的画意竹刻原则。

朱鹤款竹雕松鹤笔筒 明 南京博物院藏

其实，核雕也始终努力追求诗情画意，只不过在“径寸之木”的果核载体上“螺蛳壳里做道场”，没有太多空间可以自由发挥，只能侧重在趣味性和观赏性的表现，最多附以诗文，以丰富意境，增添可读性。如此，在受众面方面，她与竹刻则自然分层，核雕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喜爱，而竹刻流行于贵胄文人圈。

说核雕和竹刻几乎同时出现在吴地，在时间上大概不会有人提出异议，但在地域上，或许有人会问，嘉定隶属于上海，金陵则是现在的南京，与苏州有什么关系？史书中虽然没有“苏州竹刻”的说法，但在行政区划上，明清之际的嘉定隶属于苏州，从归属地的角度出发，说“嘉定竹刻”是“苏州竹刻”顺理成章。为什么史书中只说“嘉定竹刻”而不说“苏州竹刻”呢？这与古人阈于一隅无视其他的地理观有着一定的关系。如距离苏州仅二十多公里的常熟，清代时期诞生的“虞山画派”，也是以当地的一座山来命名。再说“金陵竹刻”，与苏州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1597年—1684年）在他的《陶庵梦忆》中称“金陵竹刻”领军人物濮仲谦“貌若无能，而巧夺天工”，其“匠心奇创”之作可谓“吴中绝技”，并称其为“吴县人”。代表人物李文甫，古人也说他是苏州人。《竹个丛钞》同时还说其善雕扇骨，刻花草玲珑有致，亦能刻牙章，尝为文三桥（文彭）捉刀（篆刻）。

无论“嘉定竹刻”的行政区划，也不论“金陵竹刻”人员是否是苏州人，从文化的广义性以及以苏州为中心，嘉定和金陵分列左右的地理位置上看，竹刻艺术无疑是绽开在吴地文化沃土上的一朵奇葩。事实上，无论核雕、竹刻还是篆刻，也不论技艺性和艺术性，它们之间既相承一脉，又互为补益。竹刻家既可以做核雕，也可以治印，如封錫祿“善桃核雕和橄榄核雕。曾雕有一座桃核舟，舟上坐三人：东坡、佛印与从客”（金元钰《竹人录》），李文甫也经常给文彭代刀治印。

全透核舟 清晚期

高2.0厘米，长4.1厘米，宽2.0厘米，重4.8克

图源：吴文化博物馆官微

综览竹刻和核雕之发展，二者皆孕育于吴地这方丰饶的文化水土。核雕以毫厘之工惊艳世人，竹刻以清雅之意浸润人心，看似分途，实则同归，共同指向一种对精微之美的极致追求，一种于日常物用中安顿性灵的文人意趣。核雕之题诗、竹刻之入画，已悄然透露出文人身影之深染。此风既起，则不止于雕刻，共同织就一幅苏式生活的长卷。后世观之，虽时移世易，然其艺其神，犹可追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