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无疑做出了巨大贡献，朝鲜人民军的作用究竟有多重要？

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的那一刻，朝鲜半岛的战火终于被暂时按下了暂停键。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人们最熟悉的，是志愿军官兵从鸭绿江两岸走向战场的身影，是上甘岭坑道里那一双双熬红的眼睛，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决心和担当。久而久之，很多人几乎默认一个印象：这场战争，是志愿军在“单挑”美军和“联合国军”，朝鲜人民军仿佛一直在幕后，存在感很弱。

这种印象，多少有些片面。抗美援朝这场战争，严格说来有两个阶段：1950年6月到10月，没有中国军队的身影，是朝鲜人民军在前线厮杀；1950年10月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大举入朝，战局才发生根本性变化。要搞清楚朝鲜人民军到底有多大贡献，就得把时间线拉直，看清两个武装力量在不同时期扮演的角色，弄清楚彼此之间的衔接与配合，而不是简单用“存在感高低”去评判。

从整个战争过程看，志愿军的战略意义自不必多说——没有志愿军，就没有最终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一带的格局。不过，如果把朝鲜人民军早期的战果、战场掩护以及后期恢复出击都抹掉，只讲“志愿军单刀赴会”，不仅与事实不符，也无法解释美国方面在回顾这场战争时那种复杂而压抑的情绪，更说不清朝鲜半岛战争态势的几轮剧烈反转。

有意思的是，这场战争一开始的走向，和很多人现在的记忆完全相反。最早攻势如虹的，不是后来名声大噪的志愿军，而是朝鲜人民军。

一、一场“打得太快”的进攻战：朝鲜人民军的突然猛攻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骤然响起炮声。当天清晨，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向南部的韩国军队发起大规模进攻。这次行动事先是朝鲜方面与苏联方面秘密磋商的结果，并没有向中国通报。站在地缘角度看，这一步棋下得很突然，也埋下了后面一连串局势急遽变化的伏笔。

当时的朝鲜人民军，看上去并不是一支庞大到令人震惊的军队，却极具锋芒。更关键的是，在军队的骨干力量中，有三个从中国东北回到朝鲜的朝鲜族师，官兵大多有解放战争甚至抗日战争的实战经验。这些人熟悉山地作战，懂得运动战和穿插迂回的打法，战场适应能力强，作风很硬，很快就成了人民军进攻矛头中的“钢钉”。

战争一打响，韩国军队就被打得连连后退。短时间内，朝鲜人民军推进速度远超美方和韩国方面的预期。汉城（首尔）在战事之初即被攻克，韩军数次组织反扑，都被击溃，许多部队甚至在没有遭遇规模性歼灭的前提下，就已经出现了溃逃迹象。

如果只看这三个月，朝鲜人民军是标准意义上的“攻势方”。在地面战场上，他们牢牢掌握主动权，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开战初期对方准备不足、士气不稳的空档。那三个朝鲜族师起到的作用，实话讲不小——一来作战经验足，二来军心稳定。在部队向南疾进的过程中，这些师往往被编在突击方向，负责打穿韩军防线的关键节点。

试想一下，当时的美军主力还在太平洋和欧洲其他方向调配，朝鲜半岛南部在最初几周几乎只能靠韩军支撑。面对朝鲜人民军那样的强攻节奏，韩军很快就失去了大片国土，战线被压缩到釜山一带，美方不得不紧急调整战略，把战场视为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焦点。

这段时间，朝鲜人民军的贡献，是明显且实实在在的。如果没有这第一轮攻势，就谈不上随后美国仓促下场，也谈不上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前面临的困境，更谈不上后面那一连串复杂的外交与军事博弈。

二、仁川登陆之后：从“势如破竹”到“苦苦掩护”

转折发生在1950年9月。9月15日，美军在仁川发动登陆作战，由麦克阿瑟亲自指挥。这一仗改变了半岛战争的走向，也是朝鲜人民军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美军凭借强大的海空力量，在仁川打开突破口，从侧后威胁朝鲜人民军主力，使得原本南压釜山的攻势突然变成了需要自救的局面。

在制空权完全丧失的情况下，朝鲜人民军反击显得异常吃力。美军战机全天候出动，桥梁、公路、补给线接连被炸断，大部队一旦暴露在开阔地带，就容易遭到猛烈空袭。战车、火炮难以集中机动，后勤补给线不断被撕开口子，结果就是——前线部队打着打着，发现身后已经被绕到侧翼甚至背后。

从9月中下旬起，朝鲜人民军开始从南往北匆忙撤退。战线退得很快，很多建制部队在空袭和包抄中被打乱，有的师团在连续撤退中损失惨重，已经难以保持完整建制。10月1日，韩国军队第一次越过三八线，继续沿着北进方向推进。10月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376号决议，提出要实现朝鲜半岛统一的目标，联合国军开始大举越过三八线，战火逼近鸭绿江。

在这样危急的背景下，那三支曾在初期攻势中打得很猛的朝鲜族师，又一次扛起了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掩护主力撤退。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所有部队一味后撤，极容易被美军依托陆海空联合作战，从多个方向合围，出现大规模被俘或者全师覆灭的惨状。为了给大量人员、装备争取脱离战场的时间，这三个师不得不反复回头阻击，边战边退，顶着敌机、重炮的火力，维持一条条通向北方的退路。

不得不说，这段时间朝鲜人民军的损失非常惨重。战斗打到这个地步，很多基层官兵已经意识到，战争不再是年初那种“势不可挡”的顺风局，而是处处被压制、时时有覆亡危险的困局。但他们仍被要求留下来拖住敌人，为大部队留下最后一点生机。正是依靠这种掩护，朝鲜人民军才没有在1950年秋天被整体打崩，保留了少量骨干和基础架子。

从结果看，这一阶段朝鲜人民军的贡献，表面上看不到光鲜胜利，更多是被动撤退与牺牲。但如果从长期战局来衡量，这些掩护行动对后续志愿军入朝后能否有朝鲜本土武装配合，意义相当关键。没有这些被“拖”出来的残余力量，再想重整旗鼓、继续作战就要从零开始，代价会更高。

三、志愿军入朝后：从“观战学习”到“重新出师”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志愿军部队开始跨过鸭绿江。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因为此前的几个月，朝鲜人民军主力已经被打到接近崩溃，连完整组织大规模配合作战都存在困难。换句话说，从这一天起，抗击美国及其盟国地面部队的主要任务，事实上落到志愿军身上。

刚入朝时，朝鲜人民军的情况用一个词来形容并不为过——“打残”。装备损失巨大，兵员大量伤亡或失散，指挥系统多处断裂，很多部队即便勉强凑出编制，也难以迅速形成有效战斗力。在这样背景下，志愿军不得不承担起几乎全部正面作战任务，独立发起了开战后不久的第一、第二次战役，把美军从鸭绿江一线推回到三八线附近。

这一阶段，朝鲜人民军更多处于“观战”和调整状态。部队被集中到相对安全的战区，进行补充整编，同时由志愿军提供经验传授和战例讲解。一些原本有一定基础的军官、指挥员，开始跟随志愿军参谋部门学习如何组织大兵团运动战、如何在制空权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仍然实现战役突击，这些内容过去并不系统。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这几个月朝鲜人民军仿佛“消失”了。但从军事实情讲，这一步骤是必要的。没有系统恢复与学习，重新投入战场只会再一次遭遇重创。志愿军在一次次夜行军和山地穿插中摸索出的打法，对朝鲜方面而言，是能直接拿来实践的一套战法。学得扎实与否，直接决定了后面能否再度独立承担起部分战役任务。

到1950年12月31日，志愿军发动第三次战役时，朝鲜人民军的整编已经有了一定进展。兵力恢复到十几万人，但整体战斗力还不算强，多数只能部署在次要方向，承担防守、协同、防止敌军侧翼突穿等任务，主抗锋芒的仍是志愿军。这种安排，实际上兼顾了两个目标：既要保证战线稳定，又要给朝鲜部队一个循序渐进“找感觉”的过程。

有些细节颇值得玩味。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某些阵地会师后，经常会举行一些小型联欢活动，唱歌、简单表演节目、互赠纪念品。这类场景看似轻松，其实也反映出部队之间的情感纽带和信任构建。对朝鲜士兵而言，这些来自中国的老兵既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又是一类“师长”角色，许多战场经验从这种近距离交流中被一点点传递。

到了1951年春夏，再看朝鲜人民军，就已经不是1950年底那个“只能旁观”的样子了。第五次战役前后，朝鲜人民军兵力扩编到二十多万，很多部队经历了系统训练，在实战中也逐步适应志愿军那套以夜战、穿插、近战为主的打法。战术动作更加协调，部队能承担的任务也不再局限于“辅助”，而是开始在局部战斗中主动出击，打一些翻身仗。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先挫后学的曲折过程，朝鲜人民军的作战风格发生了明显变化。早期那种单线猛推、求快求猛的打法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更重视隐蔽接敌、分段突击、集中兵力打要点的方式。这种变化，和志愿军几次战役带来的示范效应有直接关系。

到停战谈判进入关键阶段时，大规模战役已经基本打完，双方更多是在局部阵地上反复争夺。志愿军稳住了大局，朝鲜人民军则在其中承担着区域防守和局部攻坚任务，贡献虽然不再像战争初期那样显眼，却构成了战争后期稳定战线的重要一环。

四、对比之下的结论：志愿军托起大局，朝鲜人民军并非“隐身人”

说到贡献大小，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好像只有在战争每个阶段都冲在最前面、攻击最猛烈的那一方，才算是“居功至伟”。从这个角度审视，志愿军的地位毋庸置疑——在中美经济、工业实力差距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志愿军硬是把“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驱赶回三八线一线，让当时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1953年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留下那段既无奈又刺痛的回忆，承认自己成了“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这种心理落差，本身就说明了志愿军打出来的分量。

不过，问题回到文章标题：朝鲜人民军的贡献究竟有多大？

如果只看1950年6月至9月这三个月，答案很简单：他们打开了战局。没有这轮迅猛攻势，就不会有韩军一步步退缩到釜山环形防御圈，也不会把美国及其盟友如此迅速地卷入战争中心。更重要的是，这一阶段朝鲜人民军展示出的“能打”的一面，使得美国方面误判了对手的底色，不得不提升投入强度，把战争视为一场不容失败的对抗。

再把视角拉长。1950年9月至10月，在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节节败退的过程中，那些负责掩护撤退的部队，尤其是以三个朝鲜族师为骨干的力量，为朝鲜本土保留了最后的军事火种。假如这时全部崩溃，后面志愿军入朝后，很可能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多少本土武装可依靠的战场，政治和军事上的压力都要高出一截。

进入1951年以后，朝鲜人民军虽然不再是主角，但作为协同力量，承担了相当一部分防守和局部攻坚任务。通过与志愿军的并肩作战，他们的战斗力比开战初期更成熟、更稳健，从“猛冲派”转向“能打能守”。这种转变，对维持后期战线的整体稳固，也是有实际意义的。

再看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谁替谁打仗”。朝鲜人民军在战争初期给志愿军争取了时间，也给半岛北部保留了战争基础；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最危险、最虚弱的时候扛起了全线防务，扭转了战局；随后两者在战场上互相配合，逐步把对手压到了谈判桌前。两支军队所处的历史环境、装备条件和训练程度有差距，承担的任务也不完全相同，但都在各自阶段做到了眼下能做到的极限。

从这个角度看，评价这场战争中的“功劳簿”，与其用简单的“谁多谁少”来划分，还不如从时间线去看：谁在什么时间节点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又是如何与对方形成互补。志愿军的突出贡献已经深入人心，而朝鲜人民军的作用，至少在三个方面很难被抹去——开战初期的快速推进，败退阶段的顽强掩护，以及战后期在志愿军带动下恢复战斗力、承担部分战线任务。

战争过去多年，那些在河谷中搭桥、在坑道里接水、在山地阵地上互相鼓劲的身影，已经渐渐远去。朝鲜人民军在抗美援朝中的作用，也许不像志愿军那样为中国公众所熟知，但在史实层面，却实实在在镶嵌在这场战争的每一个节点里。把这部分历史看清楚，既是对事实的尊重，也是对那一代士兵共同付出的应有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