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毕生挚爱歌以咏之 “天马”来自敦煌

原标题：汉武帝·马·敦煌

在古人眼里，马，“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是高贵的，是重量级的。

你看那些开疆拓土的帝王将相，他们身边，哪个没有一匹骏马傲立在侧？

曾经，周穆王驭八龙之骏，秦始皇拥七匹名马，汉文帝有九逸之驹，唐太宗李世民打天下时骑过六匹战马，且都有名有姓。

马，俨然成了帝王纵横驰骋的标配。

享有“马上天子”盛誉的汉武帝刘彻，无疑是这列行伍中特立独行、对马钟情最甚的“带头大哥”。

汉武帝刘彻，这位汉朝第七位皇帝，平生喜马好马几近疯狂。在他当政期间，汉帝国“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国力也达到了鼎盛。他创作的两首《天马歌》，大名鼎鼎，千古流传，堪为赞马诗之最。

太一贡兮天马下，

沾赤汗兮沫流赭。

骋容与兮跇万里，

今安匹兮龙为友。

不知汉乐府是怎么唱这首《天马歌》的，用现在流行的说唱形式简单编创一下，或许非常有意思：

我崇敬的太一神所赐啊　天马神奇降临

浑身浸湿的汗水如血啊　嘴里流出的唾沫也是红色

奔跑起来雄姿优雅四蹄如飞啊　风一样已过万里

看今朝谁能配得上和它为伍啊　唯有真龙天子与之为友

这首《天马歌》还牵涉一段颇具神话色彩的历史。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记载，《汉书》和一些地方史料里也有。

重点是，歌中的“天马”，来自敦煌。

事情当然是与汉武帝有关：既然帝王好马，普天之下，谁不费尽心思琢磨这事，谁不力图投其所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看，汉人操心这事到了什么程度。

有一个幸运的人，在敦煌捉到一匹“天马”，献给了汉武帝。

这个人名叫暴利长，是河南新野的一个小官，因犯了罪，被发配充军到敦煌渥洼池一带。在这里，他常看到有一群野马，每日天黑前都到渥洼池边饮水。眼尖的他很快留意到，其中有一匹马体态高大、身形奇异，奔跑起来迅猛神速、快如电闪，在群马中异常出众。

暴利长欣喜若狂，天大的幸事降临了。可是，要想捉住这匹马，可不是件容易事。这匹马太敏捷了，稍有风吹草动，倏忽遁走，觅影不见。

所以，为了捉住这匹马，暴利长动了好多“小心思”，做了一番又一番可行性研究分析，拟出周详完整的实施方案后，才严丝合缝地开始付诸实施。

他扎了一个与自己身形相仿、套着衣裤、手持套马杆的草人，先是远远地放置在水边，然后一天一天向马群饮水的近处挪移。一开始，马群不敢靠近草人，时间久了，就习以为常，甚至敢在草人面前追逐嬉戏了。

现在看来，暴利长虽是一个罪官，倒真还是个心思缜密的人。为了万无一失，他并没有草率行事，隔天还将草人换成自己，一来试探马群感到异样后的反应，二来让马群逐渐适应自己。直到他觉得条件成熟的那一天，才将草人真正换成了自己，并在最恰当的时机，瞅准盯稳，将手中的套马杆迅速抛出，精准套在了那匹马的脖子上。

暴利长编出了一段精彩玄妙的故事，“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把这匹马说得神乎其神，奇巧地说它是从水中飞跃而出的——太像唐僧坐骑白龙马出场的情景了。

这可把汉武帝高兴坏了。之前，他在一次卜卦时，卦言透露他会得到一匹“神马”，并有“神马当从西北来”的提点。这就对了，暴利长称马“从水中跃出”，又来自大西北之地

敦煌，不正应验了吗？——这也太巧了。

心有感通，兴之所至，汉武帝提笔写出前面那首《天马歌》。《史记·乐书》这样记述：“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

时过九年后，汉武帝在下发的一道诏书上，又说及敦煌渥洼池出“天马”的史事，可见汉武帝对这件事多上心啊。

给马起个好名字，是当时的一大时尚。惯常，有根据马的毛色起名的，有依据马的速度起名的，五花八门。这匹马，名为“渥洼”，是根据它的出生地所起。

“渥洼”之后便成了“神马”的代称。敦煌渥洼池，随之一举驰名。汉武帝即在此处新设了一个县，名为龙勒县，为后来敦煌郡管辖的六县之一。

这是一代帝王与敦煌的一段奇缘。马，为之媒。

经朝历代的敦煌士子们，或记于书卷，或存于墓室，或泼彩墙壁，或留影窟寺，尽管年代不同，题材各异，总缺不了对马由衷的崇尚和无尽的赞美，经久不息。我们暂且认作这些是承于汉武帝之遗风——有兴趣的话，你可到敦煌实地一览，便可知我此言不虚。

作为一代盛世明君，后世史学家作了一个概括，汉武帝一生共有25项历史性首创。

到底有没有这么多，暂且不论。但这几件是有的，如使用年号、制定颁布以正月为岁首、从贫民和外族人中选人用人、亲临现场治理黄河、派遣使者出使外国、在新疆地区屯田等等。

特别有一项，在这里要说一说，他是第一位拿着“刀把子”从外国“引进”良种马的皇帝。

这事也得从敦煌说起。

先引出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敦煌境内有一处泉水，名叫悬泉，又名贰师泉，因为泉水从悬崖上涌出，且活力无限，呈喷射状，所以当地人称之为“吊吊水”。这里即是现今敦煌悬泉置遗址所在地。

汉武帝在两千多年前发动的一次“特别军事行动”，与这地方有关。

当年，汉武帝听闻遍览西域、出使归来的张骞大使讲，大宛“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眼睛一下子就放光了，立马作出决定：大宛有如此绝好的宝马，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一定要引进来。

公元前104年8月，汉武帝专门派出使团，带上足量的金银财物和特地用黄金铸成的一座金马，前往大宛国换买“汗血马”，相当于一次“马”外交。不料大宛国不情愿做这桩买卖，还把派去的“马使”杀了。

这还了得！对于当时在国际舞台迅即崛起，已俨然成为东亚霸主的大汉帝国，竟然遭此轻辱，天子发怒了。

“文”马不成，那就来一场“武”马。

公元前103年，汉武帝抽派兵马，由史称“贰师将军”的李广利带领，气势汹汹向大宛“贰师城”进发，专为征马。汉武帝派的这位“贰师将军”，历史上很有名气，是他宠爱的李夫人的哥哥。

谁知大舅哥出师不利，兴冲冲奔“马”而去，连大宛国边城都没攻下，惶惶退兵至敦煌一带——也就是刚刚提到的“吊吊水”的地方，并且相当狼狈，用史书上的话讲，“往来二岁，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

堂堂大汉连大宛这样的小国都不能攻下，其时又正值汉军与匈奴打得不可开交，在这样的敏感期，势必影响汉匈战局。这让西域诸国怎么看，怎么想，汉朝以后在西域还怎么立足，有损国威啊！

这已经不是皇帝个人好马不好马的事了。

汉武帝暴跳如雷，下死令封禁玉门关，向李广利宣召“敢入玉门关者斩”，力排朝廷一干大臣的反对，一意孤行，坚持再度出兵，重振旗鼓进攻大宛，誓得宝马。

让我们还原当时的场景：待在“吊吊水”的李广利大军，作为溃败之师，“前无指梅之麓，后无濡缕之站”，兵马渴乏，士气低落。手捧诏令的他，仰天长叹，喟然拔出随身佩剑，奋力插在崖壁上。

这时，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只见剑插之处，一股飞泉喷涌而出。李广利惊呆了，众将士也惊呆了，有神灵显现了，人马欢呼雀跃，簇拥痛饮，顿觉神清气爽，精神大振。

饮饱喝足的李广利大军，重装集结，再度从敦煌出发，进军大宛。

“二战”大宛，汉武帝给大舅哥撑足了劲：一是专门调拨能征善战的精锐骑兵，配战马三万匹，总计六万余人前来参战；二是征伐十八万戍卒，在酒泉一带布防，确保后方安全；三是征发了十万头牛和万余头驴、骆驼运送粮食物资，保证后勤供给。当时的阵仗好大，据史书上说，运输物资的队伍接连不断、浩浩荡荡，延伸到了敦煌。

大军中，还有两个身份比较特殊的人——伯乐（专门去大宛国相马的）。

由大汉皇帝亲自站台，“天下震动”。大宛国臣服了，“汗血马”得手了，“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李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大

汉威震西域。

这次空前大胆的军事行动，一场“天马”之战，夺的是马，打出的是大汉的国威。从长远讲，实现的是在马背上赢得对匈奴人的压倒性优势。现实地看，中原王朝把影响力扩展到了中西亚地区。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为马而进行的战争。战果是：宝马数十匹，中等以下马三千余匹，双方签订了一个条约：大宛每年献上一定数量的种马，作为给大汉朝廷的岁贡。

李广利也收获不小：荣膺“贰师将军”，因而在中国古代将领名册中占下一席。

这趟子捎带回来的“战利品”也很丰厚，葡萄、苜蓿种子。

“汗血马”学名阿哈尔捷金马，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独特的马种之一，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和叫法。由此之后，它又有了一个新名字——“贰师马”。无数诗人和历史学家，接续传载它的历史，赞美它的优雅、力量、耐力和美丽。两千多年的诗词歌赋中，都在不停地歌颂这一神奇而伟大的马种。

豪情万丈的汉武帝，肯定不会缺席，又写下了第二首《天马歌》：

天马徕兮从西极。

经万里兮归有德。

承灵威兮降外国。

涉流沙兮四夷服。

稍加品味，虽也是极尽对“汗血马”神勇与英姿的盛赞和得偿所愿的洋洋得意，但其中的内涵与第一首大有不同，讴歌的主题偏向“归有德”“降外国”“四夷服”这样的“汗马功劳”，昭昭宣告着一代帝王得良马相助以经略天下的雄图大志。

汉武帝最早听到“敦煌”的名字，是张骞说与他的。

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出使西域归来的大使张骞，给汉武帝的报告中说“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

敦煌，第一次灌入汉武帝的耳朵——这也是史籍中最早出现“敦煌”一词的地方。

《汉书·张骞李广利传》中载明，张骞就是经由敦煌前往西域执行使命的，“由祁连、敦煌间通西域，欲招大月氏还敦煌、祁连间，共御匈奴，经十三年，于前121年回长安。”

汉武帝刘彻十六岁登基，临朝五十三载（前140年—前87年），是中国皇帝中极少的几位统治期超长者之一，“天生具有惊人的能量和超凡的活力”（法国著名史学家和汉学家勒内·格鲁塞评价），无疑是汉王朝最杰出的人物，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巨大功业，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远比罗马帝国强盛，大汉王朝也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自豪的时代之一。

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厥功至伟的最大亮点，应是确立“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宏伟构想，并在他的坚强领导下，不畏外强，浴血奋战，一步步实施、一项项实现。

“列四郡，据两关”就是这个时代最具文韬武略的雄浑布局。

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争斗中，中原王朝即使大获全胜，也较少攻城略地，只不过是预防性的，赶出去再追上教训一顿就撤，从没想着要去占领，建立军事基地长期驻守下去。总之，只要你不反抗我，我就不去占你。

在这一点上，汉武帝独具豪情，对河西走廊充满偏爱，使河西地区正式“入籍”汉王朝。

在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后，汉武帝很快在河西走廊“安营扎寨”，设郡置县，迁移人口戍边屯田；延伸长城亭障至敦煌以西，将河西走廊正规纳入汉王朝行政管辖。

由东向西沿路排开的四个郡城，经济社会交相辉映，政治军事各司其职，雄踞在中国大西北，肩负着帝国经略西域、确保丝绸之路黄金段畅通繁荣的重大使命，演绎着一段又一段彪炳史册的激情华章。

“四郡”中位于最西端的敦煌郡，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立，赫然成为中原王朝守卫疆域的西大门，延伸威力进入西域的桥头堡。从这个时候起，敦煌，在正史中成为具有官方意义的行政地名，正式揭开了其辉煌历史的第一页。

“敦，大也。煌，盛也”，寓意大汉繁荣，商贸昌盛。汉武帝设置敦煌郡，可谓有他的多层希冀。在此之前，敦煌主要是作为军事要塞而存在，设郡之后，汉武帝不但打算将敦煌打造成连通中原与西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还要把敦煌打造成稳定河西走廊的重要经济推进器。

因而，敦煌郡设立后，汉王朝从中原地区迁徙大批人口移居敦煌，不仅改变了敦煌的民族布局，使汉人成为当地主体民族，而且还使这里人口数量有了显著增加。此后，敦煌基本上保持着三四万居民的规模。到西汉末年，敦煌郡疆域辽阔，统管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六县。

到东汉时，有一个专门为朝廷管理西域的机构，设有“都护西域副使者校尉”这样的一个官职，简称“西域副尉”，这个机构和官员就常

驻敦煌。自汉武帝时期立足丝绸之路黄金地段的敦煌，“披星踏霜千里行，不倦奔波是使命”，始终在“咽喉之地”的高位鼎立。

掠过敦煌，汉武帝的眼光已穿过西域，向更远的地方。

我们回头来看，公元前102年，浩浩荡荡的六万汉军，战争对象是大宛国，表面上看似为马，实则是大汉王朝走向世界强国新征程的开局。

这是一次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产生着不可估量影响的“特别军事行动”。

由敦煌集结出发。

颇为神奇的是，在敦煌壁画中，竟出现汉武帝骑着马的形象。绘于第323窟的张骞出使西域图，表现的是西汉时期张骞率领使团向送行的汉武帝告别的场面。画中的几匹马由近及远参差排列，马的造型丰满圆润，唐马特征较为明显。尤其是汉武帝所骑马的比例之准确、造型之优美、是唐代绘画作品的经典之作。

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马的形象，自洞窟开凿开始，在各个朝代的壁画中都有体现，并在不同时代，绘画风格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题材更是纷繁多样。有能凌空飞驰的“天马”和肩生双翼的“翼马”，更有大量穿插在佛传故事画、本生故事画、因缘故事画、史迹画中表现现实生活的普通马。

在莫高窟第257窟《鹿王本生》故事画中，最精彩的是一匹白马，成为后世描绘马步履轻盈、栩栩如生的经典。在第428窟东壁南侧《萨埵太子本生》故事画中的马，四蹄飞奔，旁边的树冠都倒向一边。这，又表现着马的飞速。

战马，也在莫高窟壁画中雄威地展示。第156窟的出行图中，马头上戴有开着耳孔和目孔的面帘，整个战马防护装备严实，只露出马的四蹄。马队排列整齐庄严，显示了军马仪仗队的威武雄风，是迄今我国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战马形象。

马，也成为达官显贵出行队伍中的显耀。在晚唐第156窟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和《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两幅画卷中，出现了一百多匹马，是敦煌壁画中前所未有的“百马图卷”。

作为莫高窟洞窟开凿者的主要群体——供养人的像列中，也少不了马。初唐第431窟供养人画像，应该算是一副小品，描写前来礼佛的施主到达目的地后，已经进入佛寺，而马匹和马夫则在外面偷闲小憩。在画中，一位困倦的马夫交脚抱膝埋头坐在地上打盹，手牵着低头静立的三匹枣红色马，马背上的鞍子未卸，似乎随时准备听候主人使唤。

敦煌壁画中还有一种喜闻乐见的马的形象，就是驯马图中的马，这种马更加贴近生活，富有生活情趣。北周第290窟中心柱的驯马图，一个头戴毡帽，深目高鼻的胡人马夫正在调教一匹烈马。马前腿抬起，后腿紧蹬。画家把马桀骜不驯的性格特征和当时民间为官府养马、驯马的情景刻画得淋漓尽致。

关于古代马背运动的画面，也有不少，有骑射、马术、赛马、马球等运动项目。

五代第61窟西壁、北壁的佛传故事屏风画，在“太子学艺”和“后宫娱乐”中均有刻画马术的精彩场面。画面中远处是山林河流，近处有一开阔的平地，一场扣人心弦的马术表演正在进行中，图中有的双手举铁排跪于马背奔驰前进；有的马肚藏身，猛地飞骑而过捡起地上的绳子；有的在马背上做出各种射箭动作；最为惊险的画面是有四匹并排奔腾的马，一人在马鞍上来回跳跃旋转，最后左手扶鞍，右手高扬，全身悬空侧立，任马驰骋。

而以马作为直接表现敦煌民俗文化的画面，饱含着浓郁世俗之情。如巫术中的纸马、民间养马的马厩图、五台山图中的运输马队、民国时期的十二生肖图等。

马的形象，不但大量展现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在敦煌遗存的史料和遗迹中，也频频出现。在敦煌博物馆，敦煌唐砖天马别有情趣，它把马的飞奔、马的灵巧，用活泼的绶带表现出来，以“天马”舒展的四足渲染了腾飞之姿。还有敦煌佛爷庙魏晋墓画像砖翼马、敦煌三危山老君堂唐天马砖，都是敦煌人马情怀的真实表达。

从古至今，敦煌历史的扉页上，始终伴随着马的身影。马与人类的结伴，是敦煌历史中自豪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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