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年关
我叫林晓，今年二十六，在北京一家小公司做文案策划。腊月廿九那天，我拖着行李箱挤上回老家的高铁时，心里还揣着那点都市白领回乡的优越感——我给爸妈各买了一件羊毛衫，给奶奶带了盒包装精致的点心，甚至给我那刻薄的姑姑也准备了条丝巾。
车窗外华北平原的冬景一片萧瑟，我刷着手机，家族群里正热闹。奶奶在群里发了条语音，声音洪亮：“明儿都早点回来啊，今年咱家可算团圆了，一个都不能少！”
我回了句“奶奶我上车啦”，然后关掉屏幕，靠在椅背上。团圆。这个词在我们家有点讽刺。
我家在河北一个小县城，父亲林国栋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姐姐林国芳，下面还有个弟弟林国梁。奶奶偏心眼儿是公开的秘密——偏大姑，宠小叔，我爸这个老二夹在中间，像块背景板。
我爸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在县城中学教了三十年数学，头发早早白了。我妈李秀娟以前是纺织厂工人，下岗后在农贸市场租了个小摊位卖杂粮。他们俩一辈子勤勤恳恳，省吃俭用，前两年才把老房子重新装修了一下。
而我大姑林国芳，嫁了个早年跑运输后来开小物流公司的丈夫，自觉是家里最出息的人。每次家庭聚会，她脖子上、手腕上总是明晃晃的，说话嗓门大，爱指点江山。小叔林国梁被奶奶宠坏了，四十多岁的人，工作换了好几个，现在在一家物业公司当保安队长，抽烟喝酒打牌样样来，每月还要奶奶偷偷贴补。
高铁到站时天已经擦黑。我刚出站，就看见我爸站在寒风里，身上那件旧羽绒服还是我大学时给他买的，领口的绒毛都秃了。
“爸！”我跑过去。
我爸接过我的行李箱，笑了笑，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路上累了吧？你妈在家做饭呢，做你爱吃的红烧肉。”
回家的车上，我爸开着那辆快十年的捷达，车内暖气不足，我呵着白气问：“爸，今年年夜饭在哪儿吃？”
“在奶奶那儿。”我爸顿了顿，“你姑姑说今年她张罗，让大家都去她家。”
我撇撇嘴。大姑家前年在县城新开发的小区买了套大三居，装修得富丽堂皇，每次去都要听她炫耀半天。
“妈去了吗？”
“去了，一早就去帮忙了。”我爸的声音低了些，“你妈怕去晚了被你姑姑说。”
车窗外，县城的年味已经很浓了，路灯杆上挂着红灯笼，商铺门口贴着福字。可我心里却莫名有些发紧。
到家时，我妈果然不在。厨房的锅里温着饭菜，桌上留着纸条：“晓晓，妈去你姑家帮忙了，饭菜在锅里，跟你爸先吃。”
我给我妈发了条微信：“妈，我到家了，你别太累。”
过了好一会儿，我妈才回了个笑脸表情：“没事，马上就忙完了。”
那晚我睡得不安稳，半夜醒来，听见客厅里有窸窸窣窣的声音。我推开房门，看见我爸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个旧相框——那是我爷爷奶奶和三个孩子早年的合影。昏黄的灯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背影佝偻得厉害。
“爸？”我轻声唤。
他吓了一跳，忙把相框放下：“怎么还没睡？”
“起来喝水。”我走过去，“爸，你怎么了？”
我爸摇摇头，起身拍了拍我的肩：“没事，快去睡吧，明天还得早起。”
可他眼里的疲惫，像化不开的墨。
第二天是除夕。按照老家规矩，中午一大家子就要聚在一起吃团圆饭。
上午十点，我和我爸提着大包小包的年货来到大姑家。一进门，就被那股热浪和嘈杂淹没了。
大姑家客厅确实气派，水晶吊灯，真皮沙发，电视墙做得跟酒店大堂似的。大姑穿着件大红色的羊毛衫，脖子上挂着条金链子，正指挥着几个亲戚摆盘。
“哎哟，晓晓回来啦！”大姑嗓门嘹亮，“在北京混得不错吧？一个月能拿多少啊？”
我敷衍地笑笑：“还行，够花。”
“要我说啊，女孩子还是得早点结婚。”大姑一边说，一边用涂着鲜红指甲油的手摆弄果盘，“你看你表姐，去年嫁了个公务员，现在日子多舒坦。”
我表姐，也就是大姑的女儿，正坐在沙发上玩手机，闻言抬起头皮笑肉不笑地扯了扯嘴角。
我妈从厨房里探出头来，围裙上沾着油渍，额前的头发被汗水打湿了，黏在脸上。她看见我，眼睛一亮：“晓晓来啦！饿不饿？妈给你留了炸丸子——”
“秀娟！”大姑突然提高嗓门，“那鱼你腌好了没？一会儿客人该来了！”
“好了好了，马上就好。”我妈连忙缩回厨房。
我心里一堵，想跟进去帮忙，却被我爸轻轻拉住了手腕。他朝我摇摇头，眼神里写着：别惹事。
奶奶坐在主位的沙发上，穿着件崭新的暗红色棉袄，是小叔给买的。她正拉着小叔的儿子——我八岁的小堂弟——往他口袋里塞红包。
“奶奶！”我走过去。
奶奶抬头看见我，笑出一脸褶子：“晓晓回来啦，快来让奶奶看看。”她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瘦了，北京工作累吧？”
“不累。”我在奶奶身边坐下，“奶奶身体还好吗？”
“好着呢。”奶奶说着，眼睛却瞟向厨房方向，“就是今年这团圆饭啊，可把你大姑累坏了，里里外外都是她张罗。”
我喉咙发紧，没接话。
十一点左右，客人陆续到了。都是些远房亲戚，还有大姑父生意上的朋友。客厅里挤满了人，烟雾缭绕，喧哗声几乎要掀翻天花板。
我妈一直在厨房忙活，进出端菜，额上的汗就没干过。有两次我想去替她，都被大姑用各种理由支开：“晓晓你去陪客人说说话”“晓晓你把那边瓜子皮扫扫”。
终于，十二点整，菜上齐了。大圆桌上摆得满满当当，鸡鸭鱼肉，琳琅满目。
大姑父站起来致辞，说了一堆吉祥话。然后大家举杯，酒杯碰撞声叮当作响。
“今年啊，咱妈八十大寿。”大姑突然开口，声音压过了所有嘈杂，“我跟国梁商量了，准备给咱妈在酒店办一场，风风光光的。”
奶奶眼睛一亮：“花那钱干啥……”
“妈，您辛苦一辈子，该享福了。”小叔接话，他喝了点酒，脸红脖子粗，“钱的事儿您别操心，我跟大姐出。”
桌上响起一片奉承声：“国芳就是孝顺”“国梁有出息”。
我瞥了我爸一眼。他低着头，慢慢吃着碗里的米饭，筷子夹起的米粒很少，咀嚼得很慢。
我妈坐在我爸旁边，脸上挂着勉强的笑，时不时给奶奶夹菜：“妈，您尝尝这个，炖得烂。”
“对了。”大姑话锋一转，目光落在我妈身上，“秀娟啊，今年给妈准备什么寿礼了？”
饭桌突然安静了一瞬。
我妈筷子顿住了，脸上笑容僵了僵：“我……我跟国栋商量了，想给妈买个按摩椅，妈腰不好——”
“按摩椅？”大姑嗤笑一声，“那东西便宜的几百，贵的上万，你们买哪个档次的？”
我妈的脸白了白。
我爸放下筷子，抬起头：“姐，我们量力而行——”
“量力而行？”大姑打断他，“国栋，不是我说你，妈八十岁了，一辈子能有几个八十？你们就一个按摩椅打发？”
桌上其他人都不说话了，有的低头吃饭，有的眼神飘忽。小叔剔着牙，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奶奶皱起眉：“行了行了，吃饭呢，说这些干啥。”
“妈，我这是为您好。”大姑不依不饶，“您看看秀娟手上那戒指，戴多少年了？还有国栋那手表，破破烂烂的。你们俩工资加起来也不少吧，怎么就这么抠搜呢？”
我妈的手指下意识地蜷缩起来，盖住了那枚细细的金戒指——那还是她和我爸结婚时买的，戴了快三十年。
我爸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他没说话，只是拿起酒杯，把里面那点白酒一口闷了。
我的手在桌子底下攥成了拳头。我想站起来说点什么，我妈在桌下轻轻踢了踢我的脚。
这顿饭的后半程，气氛诡异得让人窒息。大姑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寿宴的排场，说要请县里的领导，要摆多少桌，要请戏班子。小叔附和着，吹嘘自己认识哪个酒店的经理。
我爸一直沉默。我妈则像个陀螺一样，一会儿给奶奶盛汤，一会儿给客人添酒，脸上那笑容像是用胶水粘上去的，僵硬得随时会碎裂。
吃完饭，女人们收拾碗筷，男人们移到客厅喝茶抽烟。我妈在厨房洗碗，我溜进去帮忙。
水槽里堆满了油腻的碗盘。我妈系着围裙，袖子挽到手肘，手臂被热水烫得发红。
“妈，我来吧。”我接过她手里的碗。
“不用，你出去歇着。”我妈不肯，声音很轻，“别让你姑看见，又说你。”
“她凭什么说？”我忍不住了，“妈，你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凭什么每年都是你干活，她指挥？”
我妈手上的动作停住了。她背对着我，肩膀微微颤抖，半晌，才低声说：“你奶奶年纪大了，图个清静。一家人，别闹太僵。”
“这是一家人吗？”我鼻子发酸，“妈，你看看爸，他今天一句话都没说。”
“你爸他……”我妈转过身，眼圈红了，却强忍着，“他习惯了。”
就在这时，厨房外传来大姑尖利的声音：“秀娟！你洗个碗怎么这么慢？出来把水果切了！”
我妈慌忙抹了把眼睛，应声道：“来了来了！”
她端起果盘往外走，转身时脚下一滑，整个人踉跄了一下。果盘脱手飞出，“哐当”一声砸在地上，苹果橘子滚了一地，瓷盘碎成几瓣。
客厅里的说笑声戛然而止。
大姑冲过来，看见一地狼藉，脸色瞬间沉下来：“李秀娟！你干什么吃的？这盘子是我从景德镇带回来的，一套的，现在碎了一个！”
我妈蹲下身去捡碎片，手抖得厉害：“对不起对不起，我脚滑了……”
“脚滑？”大姑拔高声音，“我看你就是故意的！怎么，说我几句你不乐意了？摆脸色给谁看呢？”
“我没有……”我妈的声音带了哭腔。
我爸从客厅走过来，脚步很快。他扶起我妈，看向大姑：“姐，秀娟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就能摔东西？”大姑不依不饶，“国栋，你看看你媳妇，成天耷拉个脸，给谁看呢？妈八十大寿，你们不出钱不出力就算了，还在这添堵！”
奶奶也过来了，皱着眉：“大过年的，吵什么吵。”
“妈，您看看！”大姑指着地上的碎片，“这套餐具我多喜欢，特意买来过年用的，现在碎了一个，多晦气！”
小叔在一旁煽风点火：“二嫂也是，干活毛手毛脚的。”
我看着我妈——她低着头，肩膀缩着，像只受惊的鹌鹑。我爸扶着她胳膊的手，指节泛白。
周围的亲戚们都看着，没人说话，那种安静比吵闹更让人难堪。我能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们一家三口身上。
然后，我听见大姑说：“李秀娟，你今天必须给我道歉。”
我妈抬起头，眼泪终于掉下来：“大姐，我真不是故意的……”
“道歉！”大姑的声音斩钉截铁。
时间好像凝固了。我看着我爸——他站在那里，背挺得笔直，可我能看见他太阳穴的青筋在跳。
三秒。
整整三秒的死寂。
然后，我爸做了个让所有人都愣住的动作。
他松开扶着我妈的手，抬起左手，开始解腕上那块手表——那块戴了十几年、表盘磨损、表带破旧的国产机械表。
解下来，表带扣子弹开时发出清脆的“咔哒”声。
他把手表递给我妈，声音平静得可怕，一字一顿：
“媳妇，咱们这就离开这个家。”
第二章：那块表
客厅里静得能听见暖气片里水流的声音。
所有人都盯着我爸手上那块表——表盘泛黄，玻璃有划痕，金属表带已经失去光泽，有几节明显是后配的，颜色深浅不一。
这样一块扔在旧货市场都没人多看一眼的表，我爸却用双手捧着，像捧着什么稀世珍宝，郑重地递到我妈面前。
我妈也愣住了，眼泪挂在脸上，忘了擦。她看看表，又看看我爸，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大姑最先反应过来，她嗤笑一声，那笑声在安静的客厅里格外刺耳：“林国栋，你什么意思？拿块破表出来装腔作势？”
我爸没理她。他的眼睛只看着我妈，又说了一遍，声音轻了些，却更坚定：“秀娟，拿着，咱们走。”
我妈颤抖着手，接过了那块表。表很轻，躺在她掌心，表针还在走，秒针一跳一跳的。
“国栋……”我妈的声音哽咽了。
我爸转身，面向奶奶。他腰板挺得笔直，这是我记忆中他少有的、不卑不亢的姿态。
“妈，”我爸说，“今年年夜饭，我们就不陪您吃了。往后……往后您多保重身体。”
奶奶张了张嘴，脸上皱纹堆叠着困惑和恼怒：“国栋，你闹什么脾气？大过年的……”
“我没闹脾气。”我爸打断她，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打断奶奶说话，“我就是想明白了，有些事，不能一辈子糊涂。”
他拉起我妈的手，又看向我：“晓晓，走。”
我如梦初醒，赶紧抓起沙发上的外套和包，跟在他们身后。经过大姑身边时，我看见她脸色铁青，想说什么，却被我爸的眼神逼了回去——那眼神我从未见过，冷得像腊月河面上的冰。
我们一家三口，在满屋子亲戚的注视下，走出了那扇装修豪华的防盗门。门关上的瞬间，我听见里面爆发出大姑尖锐的骂声和奶奶的哭诉，但很快就被隔在了门后。
楼道里声控灯亮了，又灭了。我们站在昏暗的光线里，谁也没动。
半晌，我妈小声问：“国栋，咱们……去哪儿？”
“回家。”我爸说，声音恢复了平时的温和，“回咱们自己家。”
下楼，上车。我爸发动那辆旧捷达时，手有点抖，钥匙插了两次才对准锁孔。车子开出小区，街道上张灯结彩，到处都是准备过年的人，孩童追跑笑闹，鞭炮声零星响起。
可我们车里，安静得像另一个世界。
我从后视镜里看爸妈。我妈低着头，手里还攥着那块表，指腹摩挲着表盘边缘。我爸专注地开车，侧脸在路灯明明灭灭的光线里，显得格外苍老，也格外坚硬。
过了很久，我妈轻声开口：“那块表……你一直戴着。”
“嗯。”我爸应了一声。
“为什么今天……”
“该摘了。”我爸说，顿了顿，“早就该摘了。”
我没听懂他们在打什么哑谜，但直觉告诉我，那块表不简单。
回到家，已经是下午两点。家里冷冷清清的，早上出门前我妈炖的汤还在灶上温着，飘出淡淡的香气。
我妈一进门就钻进厨房，说要重新做饭。我爸坐在客厅沙发上，点了一支烟——他戒烟很多年了，只有特别烦的时候才会抽。
我给他倒了杯水，在他旁边坐下：“爸，到底怎么回事？”
我爸吐出一口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脸模糊不清：“晓晓，有些事，爸一直没跟你说。”
“那块表？”我问。
他点点头，又摇摇头：“不光是表。”
厨房传来炒菜的声音，滋啦滋啦的，是人间烟火的声音。可我们家此刻的气氛，却像暴风雨前的死寂。
“你爷爷走得早。”我爸突然开口，“我十四岁，你大姑十八，你小叔才十岁。家里穷，你奶奶一个人拉扯我们仨。”
这些我知道。爷爷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肝癌，发现时已经是晚期，从确诊到走，不到三个月。
“你爷爷临走前，把我叫到床边。”我爸的声音很低，像在说给自己听，“他给了我一块表，就是今天这块。他说，国栋啊，你是家里最懂事的孩子，以后这个家，你得扛着。”
烟灰积了很长一截，我爸忘了弹。
“那时候我不懂，后来明白了。”他苦笑，“你奶奶偏心，你大姑霸道，你小叔被惯坏了。这个家，表面上看是奶奶当家，实际上早就是一盘散沙。你爷爷把表给我，是让我当这个家的粘合剂，哪怕委屈自己，也得把这个家维持下去。”
我想起这些年——大姑家买房，我爸偷偷塞钱；小叔结婚，我爸跑前跑后张罗；奶奶生病，是我爸和我妈轮流陪护，大姑和小叔总是“忙”；每年过年，都是我妈在厨房忙得脚不沾地，大姑只会动嘴指挥……
“所以您就一直忍？”我的声音发涩。
“不忍能怎么办？”我爸掐灭烟头，“你奶奶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你大姑爱面子，你小叔不懂事，我要是再跟他们吵，这个家就真的散了。”
“可今天您不忍了。”
“因为我想明白了。”我爸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血丝，也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光，“你爷爷让我维持这个家，是希望我们兄妹和睦，妈能安享晚年。可现在呢？你妈在这个家算什么？保姆？出气筒？我要是再忍下去，对不起你爷爷，更对不起你妈。”
厨房里的炒菜声停了。我妈端着两盘菜出来，眼睛红红的，显然都听见了。
她把菜放在桌上，走到我爸身边坐下，握住他的手：“国栋，我不委屈。”
“我委屈。”我爸反握住她的手，握得很紧，“秀娟，你跟了我三十年，没享过一天福。年轻时候跟我住筒子楼，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后来我工资低，你去摆摊，风吹日晒；现在日子刚好一点，还要在我家受气……我今天看着你蹲在地上捡碎片，就想，我林国栋算个什么男人？”
我妈的眼泪又掉下来，这次没忍住，哭出了声。
我也哭了。不是难过，是一种憋屈了多年终于释放的酸楚。
那天下午，我们一家三口吃了一顿最简单的年夜饭——一盘西红柿炒蛋，一盘青椒肉丝，一锅早上炖的汤。没有大鱼大肉，没有推杯换盏，但我们说了很多话，比我过去十年在家说的都多。
我妈告诉我，那块表其实值点钱。不是表本身值钱，而是表壳里藏了东西。
“你爷爷留了封信，缝在表带夹层里。”我妈说，“很多年前，你爸就发现了，但一直没拆开看。”
“为什么？”
“不敢看。”我爸苦笑，“怕看了，就再也忍不下去了。”
饭后，我爸从抽屉里找出镊子和放大镜，小心翼翼地把表带拆开。牛皮表带内侧，果然有一条细细的缝线，颜色已经和皮革融为一体，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他拆开缝线，从里面抽出一张纸——不是信纸，是那种老式的、印着红线的稿纸，对折了两次，边缘已经发黄变脆。
我爸的手在抖。他慢慢展开那张纸，纸上的字是钢笔写的，蓝黑色墨水，有些字迹已经晕开，但还能辨认。
我和我妈屏住呼吸，凑过去看。
信不长，只有半页纸。
“国栋：当你看到这封信时，爸已经不在了。有些话，当着你的面说不出口，只能写下来。
爸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你姐强势，你弟顽劣，你妈偏心，这些我都知道。但我没办法，这个家需要一个能忍的人，爸选了你。
表不值钱，是爸当年参加县里数学竞赛得的奖品，戴了二十年。给你，是希望你能记住：人生就像解题，有时候最简单的答案，反而是最难的。
爸给你留了样东西，在城东老屋灶台底下第三块砖下面。那是爸年轻时存下的，本想等你们兄妹成家时平分。但现在爸改主意了——全给你。不是偏心，是补偿。
别告诉你姐和你弟。这个家，以后就靠你了。
照顾好你妈，也照顾好自己。
爸绝笔。”
信的最后，是一个日期：1994年3月18日。那是我爷爷去世前一周。
我爸盯着那封信，看了很久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我们。
我看见他的肩膀在抖。
我妈走过去，轻轻抱住他。两个年过半百的人，在除夕下午的日光里，相拥而泣。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信纸，纸上的字迹透过阳光，像烙印一样刻进眼里。
“城东老屋”，我知道那个地方。那是爷爷年轻时住的房子，很早以前就废弃了，听说快要拆迁了。
灶台底下第三块砖。
那里藏着什么？
第三章：灶台下的秘密
正月初一，按老家规矩本该走亲访友拜年。
但今年，我们家门庭冷落。大姑小叔那边没一点动静，家族群里也静悄悄的——昨天我们离开后，大姑在群里发了一长串语音，指责我爸“不孝”“翅膀硬了”，奶奶跟着哭诉，几个亲戚假模假式地劝和，见我们没回应，也就消停了。
也好，落个清静。
上午九点，我爸敲开我的房门。他眼睛里有血丝，显然一夜没睡好，但精神头却比往常足。
“晓晓，”他说，“跟我去趟老屋。”
我妈从厨房探出头：“现在就去？大年初一的……”
“就现在。”我爸语气坚决，“有些事，早弄明白早踏实。”
城东老屋在县城边缘，一片待拆迁的平房区。青砖灰瓦，木格窗户，院墙塌了一半，荒草长得有半人高。这里曾经住着十几户人家，如今都搬走了，只剩断壁残垣在寒风里瑟瑟。
爷爷的老屋在最里面。门上的锁早就锈坏了，我爸轻轻一推，木门发出刺耳的“吱呀”声，灰尘簌簌落下。
屋里很暗，只有几缕阳光从破了的窗纸透进来，照亮空气中飞舞的尘粒。家具早就搬空了，地上散落着碎砖烂瓦，墙角结着蛛网。
灶台还在。那种老式的砖砌灶台，表面糊的黄泥已经斑驳脱落，露出里面的青砖。
我爸蹲下身，用手一块一块地敲击灶台底部的砖。敲到第三块时，声音有些空。
“就是这块。”他抬头看我，眼里有光。
我们没带工具，只好用手抠。砖缝的水泥已经酥了，抠了几下就松动。我爸小心翼翼地把整块砖抽出来——砖后面，是一个黑洞洞的窟窿。
他伸手进去摸索，动作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几秒钟后，他的手停住了，然后慢慢抽出来。
手里拿着一个铁盒子。
盒子不大，月饼盒大小，表面锈迹斑斑，但保存得还算完整。盒子上挂着一把小锁，也是锈的。
我爸把盒子放在地上，从口袋里掏出那把老手表——表带的夹层里，除了那封信，还有一把小小的铜钥匙。他之前没提。
钥匙插进锁孔，转动，“咔嗒”一声，锁开了。
我和我妈围过来。我爸深吸一口气，掀开了盒盖。
里面没有金银珠宝，没有存折房产证。只有三样东西：一个牛皮纸信封，一叠泛黄的照片，还有一个用红布包着的小物件。
我爸先拿起那个信封。很厚，捏在手里硬邦邦的。他撕开封口，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掌心——是一沓粮票。
不是普通的粮票。面额很大，印着“全国通用粮票”，还有“军用”字样。我数了数，整整五十张，每张面额一百斤。
“这是……”我妈瞪大了眼睛。
“爷爷年轻时在粮食局工作过。”我爸的声音有些哑，“六几年那会儿，他管过一段时间的战备粮仓。这些粮票，应该是那时候留下的。”
五十张一百斤的粮票，就是五千斤。在粮食定量的年代，这是一笔惊人的财富。
“这些现在还能用吗？”我问。
我爸摇摇头：“早就作废了。但有收藏价值。”他顿了顿，“我查过，这种军用粮票，品相好的，一张能卖到几千甚至上万。”
五千斤，就算按最低价算，也是几十万。如果品相好，可能上百万。
我们都沉默了。阳光从破窗照进来，落在那些泛黄的粮票上，像给一段尘封的历史镀了层金边。
第二样是照片。一叠黑白老照片，最上面那张是全家福——年轻的爷爷奶奶，中间站着三个孩子。大姑扎着羊角辫，昂着头；我爸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站得笔直；小叔最矮，拽着奶奶的衣角。
往后翻，有爷爷的单人照，穿着中山装，胸口别着钢笔，背景是县政府的门楼；有奶奶年轻时的照片，两条乌黑的大辫子，笑容腼腆；还有几张三个孩子不同年龄段的合影。
翻到最后一张时，我爸的手停住了。
那是一张双人照。爷爷和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勾肩搭背，站在一座石桥上。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与挚友陈建华摄于杭州西湖，1965年春。”
“陈建华……”我爸喃喃道，“我好像听你爷爷提过，是他最好的朋友，后来去了香港。”
“香港？”我心里一动。
我爸没接话，他拿起最后那样东西——红布包。布已经褪色了，但依然能看出当年的鲜亮。他一层层打开，露出里面的东西。
是一枚印章。
不是普通的私章，而是那种老式的、铜质的公章。印面是篆体字，刻着“清河县粮食局储备库”的字样。印章侧面有磨损，但保存完好。
“这是你爷爷工作时的章。”我爸说，手指摩挲着冰凉的铜面，“他管了一辈子粮食，临退休前，粮库改制，这章本该上交，但他留下来了。”
“为什么留这个？”我不解。
我爸沉默了很久，才说：“你爷爷爱粮如命。三年困难时期，他守着粮仓，自己饿得浮肿，也没动过公家一粒粮。这枚章，代表他一辈子的坚守。”
他把印章放回红布，包好，和其他两样东西一起放回铁盒。
然后，他盖上盒盖，坐在了满是灰尘的地上。
“爸？”我轻声唤。
“你爷爷把这三样东西留给我，是有深意的。”我爸缓缓开口，“粮票，是物质遗产，能救急；照片，是家族记忆，不能忘；印章，是做人的根本，不能丢。”
他抬起头，眼睛里有泪光：“他选了我。不是因为我最孝顺，也不是因为我最聪明，而是因为他知道，只有我能明白这三样东西的分量。”
我妈也哭了，她蹲下身，握住我爸的手：“国栋，爸相信你。”
“可我这半辈子，活得太窝囊了。”我爸的声音哽咽，“我守着这个家，忍着委屈，以为这是孝顺，是对得起爸的嘱托。可我现在才明白，我错了。真正的孝顺不是一味忍让，真正的持家不是牺牲自己的妻女去维持表面的和睦。”
他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这些东西，咱们带回家。怎么处理，一家人商量。”
回去的路上，我爸抱着那个铁盒子，像抱着一个婴儿，小心翼翼。阳光很好，照在积雪未融的街道上，亮得刺眼。
快到家时，我爸突然说：“晓晓，你回北京前，陪爸去趟省城。”
“去省城干嘛？”
“找专家鉴定这些粮票。”我爸说，“如果是真品，咱们就卖了。钱，我有打算。”
“什么打算？”
我爸看着前方，眼神坚定：“给你妈开个真正的杂粮店，不是市场里的小摊位，是临街的、像样的店铺。剩下的，给你在北京付个首付。”
我妈急了：“国栋，这钱是爸留给你的，我不能要——”
“什么你的我的。”我爸打断她，“这三十年，你为这个家付出多少，我心里有数。爸要是还在，也会同意。”
我没说话，心里却翻江倒海。如果这些粮票真能卖个好价钱，我们家的命运可能就此改变。
但我也隐隐不安——大姑和小叔如果知道了，会善罢甘休吗？
三天后，正月初四，省城古玩市场。
我爸托朋友找了个老藏家，姓赵，七十多岁，戴副老花镜，专门收藏各种票证。我们在他的小店里坐下，四周全是玻璃柜，里面陈列着粮票、布票、肉票，甚至还有解放初期的公债券。
我爸把那个牛皮纸信封拿出来，轻轻放在柜台上。
赵老戴上白手套，用镊子小心翼翼夹出一张粮票，对着灯光仔细看。又拿出放大镜，查看纸张纹理、印刷细节、印章痕迹。
看了足足十分钟，他放下粮票，摘下眼镜，看向我爸：“林老师，您这东西，哪来的？”
“家父留下的。”我爸如实说。
赵老点点头，沉吟片刻：“品相完好，成套，而且是军用特供版，存世量很少。按现在的市场价，一张这个品相的，拍卖的话能到三万左右。”
三万。五十张就是一百五十万。
我和我妈都倒吸一口凉气。我爸还算镇定，但手指也在微微颤抖。
“不过，”赵老话锋一转，“这东西出手要谨慎。一来是大额交易，二来……”他顿了顿，“粮票这行水很深，假货多，真货也分三六九等。您这一套，我建议走正规拍卖行，虽然佣金高，但稳妥。”
“大概需要多久？”我爸问。
“从鉴定到上拍，至少三个月。”赵老说，“而且拍卖结果不确定，可能流拍，也可能拍出高价。”
从省城回来的路上，车里很安静。一百五十万，这个数字像一块巨石，压在我们每个人心上。
“爸，”我终于忍不住开口，“如果真拍出一百多万，姑姑和小叔那边……”
“不会让他们知道。”我爸声音平静，“你爷爷留给我，就是我的。怎么处置，我说了算。”
“可他们迟早会发现的。”我妈忧心忡忡，“你姐那人，鼻子灵得很。要是知道咱们有钱了，肯定要来闹。”
“那就让她闹。”我爸说，“以前我忍，是觉得一家人，撕破脸不好看。现在我想通了，有些脸，该撕就得撕。”
车子驶入县城，路过农贸市场时，我爸放慢了车速。市场门口，我妈那个小摊位关着门，卷帘门上贴着“春节休息”的红纸。
“秀娟，”我爸看着那个摊位，“等钱到手，咱们就在前面那条街租个门面，不用太大，四五十平就行。你爱收拾，咱们好好装修，卖点精品杂粮，再做点现磨的粉，肯定比现在强。”
我妈看着窗外，眼里有光，那是希望的光。
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爷爷的选择——他不是偏心，而是知道，只有我爸，才能真正让这个家“活”起来。
只是我们谁也没想到，秘密泄露得那么快。
正月初六晚上，我们一家正在看电视，门铃响了。
我去开门，门外站着小叔。他喝得醉醺醺的，满身酒气，眼睛通红。
“二哥，”他大着舌头，“妈……妈让你去一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