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日子像翻书一样，一页页翻过去。
我给小哑巴起了个名字，叫陈盼。盼什么？我也不太清楚，可能就是盼着日子能好过点。
她适应得很快。每天早上我出门前，她都会把饭盒装好——两个馒头，一罐咸菜，偶尔有鸡蛋。我跑长途回来，不管多晚，屋里的灯总是亮着。她会坐在小板凳上打瞌睡，听到开门声就跳起来，跑去厨房热饭。
邻居们看我的眼神渐渐变了。
“阿四，捡了个小保姆啊？”隔壁李婶半开玩笑地说。
我没接话。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这小哑巴算什么。女儿？太小了。妹妹？太亲了。就是个搭伙过日子的伴吧。
1999年春天，我出车去省城。在批发市场看见一件碎花连衣裙，粉底白花，挂在架子上随风晃荡。鬼使神差地，我掏了三十五块钱买下来。
那天晚上我把裙子递给小哑巴的时候，她愣了很久。
“试试。”我比划着。
她抱着裙子进了里屋，好半天没出来。我坐在外头抽烟，一根接一根。突然门开了，她穿着那条裙子站在门口，瘦瘦小小的身子在宽大的裙摆里晃荡，但眼睛里亮晶晶的。
她走到我跟前，用手语比划——这是她自创的手势，我慢慢能看懂一些。
“谢谢。”她比划。
我喉咙发紧，摆摆手：“吃饭。”
就是从那天起，她开始认字。
我在旧货市场买了本《新华字典》，又捡了些废报纸。晚上不出车的时候，她就趴在饭桌上学。不会的就戳我胳膊，用手指指。
“这个念什么？”
“车。”
“这个呢？”
“家。”
她学得很快，快得让我吃惊。半年时间，她就能磕磕绊绊地读报纸了。有时候我看着她低头写字的样子，心里会咯噔一下——这丫头，不像是在垃圾堆里长大的。
但我没问。有些事，不问比较好。
2000年元旦那天，我带她去镇上赶集。人山人海的，我让她跟紧我。走到卖糖葫芦的摊子前，我掏钱买了两串。一回头，人不见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
“陈盼！陈盼！”我扯着嗓子喊，在人群里横冲直撞。
找了一圈没找到，冷汗把棉袄都浸湿了。正要往派出所跑，突然看见她站在卖年画的摊子前，一动不动。
我冲过去拽她胳膊：“乱跑什么！”
她转过脸，脸色白得像纸，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远处。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就是几个穿着皮夹克的人在买鞭炮，没什么特别的。
“怎么了？”我问。
她摇摇头，拉着我就往家走，脚步快得我几乎跟不上。
那天晚上她做了噩梦，在里屋又哭又叫。我冲进去，她缩在墙角发抖，嘴里含糊地喊：“别过来……别过来……”
我拍她的背，像哄小孩一样：“没事了，没事了。”
她突然抓住我的手，力气大得吓人。黑暗中，她的眼睛亮得可怕，然后慢慢暗淡下去，松开了手。
第二天早上，她跟没事人一样煮粥热馒头，好像昨晚的一切都没发生过。
但我心里那根弦，绷紧了。
2001年春节前，我接了个长途单子，去广州送货。这一趟能挣两千多，够我们过个好年。出门前，小哑巴给我收拾行李，衣服叠得整整齐齐，还偷偷塞了两个苹果。
“七天就回来。”我说，“你锁好门。”
她点点头，送我到大门口。我走出老远回头看，她还站在那儿，瘦小的身影在晨雾里越来越模糊。
在广州卸货的时候，我遇见了个老乡，姓王，在那边开餐馆。他请我吃饭，喝了几杯酒，话就多了。
“阿四，听说你捡了个丫头？”
“嗯。”
“多大了？”
我算了一下：“十九了吧。”
老王眼神有点怪：“十九了……阿四，不是我说你，这么大姑娘放在家里，不合适。”
我脸沉下来：“你什么意思？”
“我没别的意思。”老王压低声音，“就是提醒你，来历不明的人，最好去派出所备个案。这年头，谁知道是什么来路。”
回程的路上，老王的话一直在我脑子里打转。是啊，三年了，我对她一无所知。她从哪里来？为什么流浪？家里人还在不在？
但我马上又骂自己：陈阿四，你他妈还是个男人吗？人家跟你三年，给你洗衣做饭，把你这狗窝收拾得像个人住的地方，你现在怀疑人家？
可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自己生根发芽。
回到家是腊月二十八。我推开门，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窗户上还贴了剪纸——两只丑丑的小鸟。厨房里飘出炖肉的香味。
小哑巴从厨房跑出来，看见我，眼睛弯成了月牙。
她从兜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阿四哥，新年好。”
我心里那点怀疑，瞬间被冲得七零八落。
年夜饭我们吃得很丰盛。红烧肉、炖鸡、炸丸子，还有一瓶二锅头。小哑巴不会喝酒，我用筷子头蘸了点让她尝，她辣得直吐舌头。
外面鞭炮声震天响，屋里暖烘烘的。我第一次觉得，这个破房子像个家了。
吃完饭，小哑巴又掏出一张纸。这次上面的字工整了很多：
“阿四哥，如果我走了，你会找我吗？”
我心里一沉：“大过年的，说什么胡话。”
她摇摇头，继续写：“我就是问问。”
“不会让你走的。”我说。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低下头，继续吃饭。
那个春节过得特别快。转眼到了正月十五，镇上办灯会。晚饭后，小哑巴拽拽我袖子，指了指外面。
“想去看灯？”
她点头。
我笑了：“走。”
灯会人很多，到处都是挤来挤去的人。我让她走前面，我在后面跟着。走到猜灯谜的地方，她停住了，盯着一条灯谜看。
我凑过去念：“‘一边绿，一边红，一边喜雨，一边喜风’——打一字。”
小哑巴突然拉了拉我，用手指在空中比划。我看了半天才看懂，她在写：“秋”。
“秋？”
她用力点头。
我把答案告诉摊主，真的猜对了，赢了一小包糖果。小哑巴高兴得像个小孩子，把糖果揣在兜里，走路都一蹦一跳的。
回家路上，她突然停下脚步，从兜里掏出纸笔，借着路灯的光写：
“阿四哥，如果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你会恨我吗？”
我心里那根弦，又绷紧了。
“你会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她咬着嘴唇，摇摇头，把纸撕了。
那天晚上下起了雨，渐渐沥沥的，敲得铁皮屋顶叮咚响。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听着隔壁小哑巴的呼吸声。很轻，很平稳。
半夜，我听见她起床的声音，以为是去上厕所。但过了很久，水声停了，她的脚步声却往门口去了。
我坐起来，透过门缝往外看。
她站在门口，背对着我，肩膀在微微发抖。手放在门把手上，又松开，又放上去。反复了好几次。
最后，她深吸一口气，轻轻打开了门。
我屏住呼吸。
她在门口站了大概一分钟，然后慢慢关上门，转身回了自己房间。
关门声很轻，但在我耳朵里，像炸雷一样响。
第二天早上，一切如常。
小哑巴煮了粥，切了咸菜，坐在我对面小口小口地吃。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脸上，能看见细细的绒毛。她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让我怀疑昨晚是不是做了个梦。
“昨晚……”我开口。
她抬起头，眼睛里是询问。
“没什么。”我低下头喝粥。
有些事情，说破了就回不去了。我宁愿相信那只是个梦。
但有些事情，不是你不想，它就不来的。
2001年3月，我的货车该年检了。一大早我去车管所排队，排到中午才办完。回到家已经下午两点，肚子饿得咕咕叫。
推开门，屋里静悄悄的。
“陈盼？”我喊了一声。
没人应。
我走进厨房，冷锅冷灶。卧室门开着，床铺叠得整整齐齐。整个屋子干净得过分，干净得让人心慌。
我走到她房间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停了一会儿才推开。
房间空了。
不是一点点空，是完全空了。衣服、被子、那些她捡回来的小玩意，全不见了。只有桌子上放着一个信封，下面压着一沓钱。
我走过去，手抖得厉害，拆了三次才撕开信封。
里面有两张纸。
第一张是存折，开户名是陈阿四，存款金额：五万三千七百元。
第二张是信，字迹工整，比我见过的任何一次都工整：
“阿四哥：
我走了。
这三年，谢谢你。没有你，我可能已经死在那个冬天了。
钱是我攒的，一部分是你给我的生活费，一部分是我晚上糊纸盒挣的。我知道你会生气，但请你一定收下。这是我唯一能给你的。
不要找我。你找不到我的。
对不起。
陈盼”
我拿着那两张纸，在房间里站了很久。窗外的阳光刺眼，照在空荡荡的床上，灰尘在光柱里跳舞。
然后我突然发疯一样冲出去。
邻居家、菜市场、她常去的废品站、镇上的书店……所有她能去的地方，我都跑了一遍。
“看见我家丫头了吗？这么高，瘦瘦的，不爱说话。”我抓着人就问。
所有人都摇头。
天黑透了，我才拖着两条灌了铅的腿回到家。屋里漆黑一片，我靠着门板滑坐到地上。
走了。
真的走了。
连个为什么都不给。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行尸走肉一样活着。出车的时候精神恍惚，差点撞上护栏。回到家，对着空屋子发呆。有时候半夜惊醒，会下意识喊一声“陈盼”，然后才想起来，没人会应了。
第四天晚上，老王打电话来：“阿四，你托我打听的事，有点眉目了。”
我猛地坐直：“什么眉目？”
“我有个朋友在派出所，他帮我查了一下。”老王的声音有点犹豫，“你们镇上这三年，没有报失踪的十九岁女孩的记录。”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老王顿了顿，“要么她家里人不找她，要么她根本就不是你们那的人。”
我握着话筒，手心全是汗。
“还有，”老王继续说，“你之前说她识字很快对吧？我那个朋友说，普通流浪孩子，不可能在半年内认那么多字。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她本来就会，只是在装。”
电话挂了很久，我还保持着那个姿势。
窗户没关，夜风吹进来，桌上的信纸被吹到地上。我弯腰捡起来，又看了一遍那些字。
那么工整，那么冷静。
根本不像一个十九岁丫头写的字。
我点了一支烟，在黑暗里抽。烟雾缭绕中，我忽然想起很多细节——她第一次握笔的姿势，她读报纸时流畅的样子，她偶尔脱口而出的那些文绉绉的词……
还有那个雨夜，她站在门口的背影。
她早就想走了。
这个念头像一把刀子，狠狠扎进我心里。
第二天，我去了派出所。接待我的是个年轻民警，听我说完情况，皱了皱眉：“失踪？你们什么关系？”
“她……住在我家。”
“有血缘关系吗？”
“没有。”
“那不能按失踪立案。”民警说，“只能算离家出走。而且你说她留了信，说明是自愿离开的。”
“可是她才十九岁……”
“满了十八岁就是成年人，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去向。”民警合上本子，“这样吧，我登记一下，有消息通知你。”
我知道这只是敷衍。
走出派出所，阳光很好，街上人来人往。卖糖葫芦的老头还在那个位置，买鞭炮的摊位还在，一切都和三年前一样。
只是少了一个人。
我走到电话亭，拨通了老王的号码：“帮我个忙。”
“你说。”
“查一下，1998年冬天，全国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失踪案，或者别的。”
老王沉默了一会儿：“阿四，你确定要查下去吗？”
“确定。”
“可能会查出你不想知道的东西。”
“那我也要知道。”
挂掉电话，我抬头看天。三月的天空很蓝，蓝得没有一丝杂质。
就像我第一次看见她的眼睛。
日子还是要过。
货车不能停，货还得拉。我恢复了以前的生活，一个人出车，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只是屋子里太安静了，安静得让人发慌。
我把小哑巴留下的存折锁进抽屉，一分钱没动。那是她的钱，我不要。
2001年夏天，我在路上遇见一场车祸。一辆小轿车翻在沟里，司机卡在里面出不来。我停下车，和其他几个人一起，用撬棍把车门撬开。
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满脸是血，但意识清醒。我们把他也出来时，他抓着我的手：“谢谢……谢谢……”
他的手掌很软，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一看就不是干粗活的人。
救护车来了，我准备离开，他叫住我：“同志，留个联系方式吧，我一定要感谢你。”
我摆摆手：“不用。”
“要的。”他很坚持，“我叫张为民，在省城工作。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他塞给我一张名片。我瞥了一眼，上面印着某某办公室副主任。
我没当回事，把名片揣兜里就开车走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找小哑巴的事一直没有进展。老王那边偶尔有消息，都是些捕风捉影的传闻，没什么用。
我开始怀疑，那三年是不是我做的一个梦。
有时候跑长途，夜里在服务区休息，我会拿出那张皱巴巴的信纸看。看了无数遍，纸边都起毛了。
“不要找我。你找不到我的。”
她写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表情？
2003年，我卖掉了货车。开了这么多年车，腰不行了，腿也疼。用攒下的钱，在镇上开了个小卖部。
店面不大，但够我一个人生活。每天开门关门，进货卖货，日子过得平平淡淡。
偶尔有老邻居来买东西，会问一句：“阿四，你家那丫头还没消息？”
我摇摇头。
“哎，养不熟的白眼狼。”他们这样说。
我不反驳，也不解释。
小卖部对面是小学，每天下午四点半，一群孩子涌出来，叽叽喳喳的。我有时候会站在门口看，看那些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蹦蹦跳跳地回家。
没有一个像她。
2005年，我结婚了。
女人是隔壁镇上的，丈夫车祸死了，留下一个七岁的儿子。媒人来说亲的时候，我犹豫了很久。
“你总不能一个人过一辈子吧。”媒人说，“有个伴，日子好过点。”
我想了想，同意了。
婚礼很简单，请了几桌亲戚朋友。晚上客人都散了，我坐在新房里抽烟。女人走过来，坐在我旁边。
“听说你以前捡了个丫头？”她问。
“嗯。”
“后来跑了？”
“嗯。”
她沉默了一会儿：“你还想她吗？”
我没说话。
她叹了口气，起身去铺床：“睡吧，明天还要早起进货。”
婚后的日子很平淡。她是个踏实的女人，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对我也好。继子很乖，叫我“陈叔叔”。
但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有时候半夜醒来，看着身边熟睡的女人，我会想起另一个房间，另一张床，另一个人。
2008年，继子考上县里的初中，女人想搬去县城陪读。我没意见，把镇上房子留给他们住，自己搬回老房子。
老房子空了这么多年，推开门，灰尘扑面而来。我花了三天时间打扫，把不要的东西都扔了。
但在整理小哑巴房间的时候，我停住了。
床底下有个纸箱子，落满了灰。我拖出来打开，里面是她的一些旧物——几件衣服，几本翻烂的旧书，还有一堆她练字的草稿纸。
我坐在地上，一张张翻那些纸。
大部分都是练笔画的，横竖撇捺。但翻到最底下，有一张不一样的。
那是一张地图的草图，画的是我们镇子。但上面标注了很多奇怪的东西——镇东头老槐树下的石墩，镇政府大楼的方位，甚至还有几条我都不太清楚的小路。
在地图角落，有一行小字：
“一切正常，无异常。”
字迹和那封信一模一样。
我的手开始发抖。
这不是一个十九岁流浪丫头会画的东西。
我想起老王的话：“除非她本来就会，只是在装。”
还有那个民警说的：“可能根本不是你们那的人。”
以及她自己写的：“你找不到我的。”
所有碎片突然拼凑在一起，拼出一个我不敢相信的真相。
我把那张地图看了又看，然后小心翼翼折好，放进贴身口袋里。
第二天，我坐上了去省城的车。
张为民的名片我还留着。
按照上面的地址，我找到了省政府大院。门卫拦住我，我掏出那张皱巴巴的名片：“我找张主任。”
“哪个张主任？”
“张为民副主任。”
门卫打量了我一眼：“有预约吗？”
“没有。”我说，“你就说，是当年在国道上救他的人。”
门卫打了个电话，说了几句，然后对我点点头：“进去吧，三号楼205。”
省政府大院很安静，路两旁是高大的梧桐树。我找到三号楼，上到二楼，敲了敲205的门。
“请进。”
推开门，办公室不大，但很整洁。张为民坐在办公桌后面，比七年前胖了些，头发也白了些。
他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猛地站起来：“是你！”
他绕过桌子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哎呀，恩人！这么多年，我一直想找你！”
我有点不自在：“张主任，我……”
“别叫主任，叫老张就行。”他拉着我坐到沙发上，亲自给我倒茶，“这些年过得怎么样？还在开车吗？”
“不开了，开个小卖部。”
“也好，也好，安全。”他坐下，看着我，“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吧？”
我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地图，摊开在茶几上。
“张主任，我想请您帮我看看这个。”
张为民凑过去看，看了几秒钟，脸色突然变了。
他抬起头，盯着我：“这东西哪来的？”
“一个……一个熟人留下的。”
“什么样的熟人？”
我深吸一口气，把1998年冬天的事，一五一十说了出来。
说到小哑巴识字快，说到她画的这幅地图，说到她突然失踪，说到那封信。张为民一直安静地听着，表情越来越严肃。
等我说完，他沉默了很长时间。
“老陈，”他终于开口，“你确定要查下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