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在广东时是如何跟邻近“桂系”李宗仁等人进行合作的？

把时间拨回到1929年，刚刚在广东站稳脚跟的陈济棠，办了一件让手底下那帮带兵打仗的兄弟把头皮都挠破了也没想明白的事儿。

那会儿，陈济棠刚在战场上把那帮想杀回广东的桂系部队给收拾了。

照着咱们常人的思路，这时候就该是一鼓作气，直接把对方的老窝给端了，来个斩草除根，省得以后夜长梦多。

当时只要他点个头，大军压过去，要把李宗仁、白崇禧那帮残兵败将彻底冲散，简直比吃豆腐还容易。

可偏偏就在这节骨眼上，陈济棠猛地把方向盘打死了。

进攻的命令停了不说，他还主动派人带着笑脸去跟刚被打趴下的李宗仁套近乎，要握手言和。

好多人私底下嘀咕，说这是陈济棠心太软，要么就是念着以前的香火情。

毕竟当初新桂系风头正劲、统一广西的时候，陈济棠也是跟着出过力气的，双方确实有过一段蜜里调油的日子。

可要是把眼光再拉长一点，你就会发现，这哪是什么“念旧情”啊，这分明是一笔算得精刮上算的政治账。

这笔账算来算去，核心就为了搞清楚一个问题：谁来给广东当那个挡风遮雨的门板？

看看当时的天下大势，蒋介石坐在南京，名义上是这一大家子的家长，可眼睛珠子一直盯着地方上这些手里有枪的诸侯，恨不得一个个都给削平了。

对于守着广东这块肥肉的陈济棠来说，真正让他睡不着觉的威胁，压根不是西边那个穷得叮当响的广西，而是北边虎视眈眈的南京。

要是真的一口气把桂系给灭了，广西那边没了主事人，变成了无主之地，蒋介石的中央军肯定得找借口插一脚，顺理成章地就把地盘接管了。

一旦中央军的大炮架到了广东的家门口，陈济棠这个“南天王”的椅子还能坐几天，那就得掐着表倒计时了。

这么一来，陈济棠心里的算盘珠子拨得那叫一个响：留着半死不活的桂系，让他们在那儿占着广西，刚好能给广东当一道天然的防火墙。

李宗仁和白崇禧要想活命，就得硬着头皮跟蒋介石顶牛，这就等于陈济棠一分钱没花，雇了两个最卖命的保镖看家护院。

这一招“养着对手给自己壮胆”的路数，直接给后来八年两广的铁杆关系打下了地基。

日历翻到1931年，这笔看似亏本的“投资”，立马就见到了回头钱。

那年头，南京那边出了个惊天动地的大新闻：粤系的大佬胡汉民，竟然在汤山被蒋介石给扣下了。

这一手“扣人质”的把戏，直接把所有广东籍的实权人物吓得后背发凉。

大家伙儿心里都犯嘀咕：既然蒋介石连胡汉民都敢动，下一个会不会轮到陈济棠头上？

这时候，古应芬几个人在陈济棠耳边吹了吹风，陈济棠也是个狠角色，当场拍板，发通电公开跟蒋介石叫板。

就在这火烧眉毛的关口，陈济棠几年前留下的“后手”——那个没被灭掉的桂系盟友，起了大作用。

陈济棠二话不说，派了个心腹秘密溜到南宁。

两边见面那是相见恨晚，几乎不用怎么商量就谈妥了。

对李宗仁和白崇禧来说，反蒋本来就是他们的老本行，现在有个富得流油的广东愿意出钱出枪，这种好事儿打着灯笼都难找。

紧接着，事态变化快得让人眼花。

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全国，给陈济棠站台撑腰。

两广手拉手宣布不跟南京过了，甚至还在广州另起炉灶，搞了个新的“国民政府”。

一时间，南北两边那是剑拔弩张，谁也不服谁。

后来虽说赶上了“九•一八”事变，为了抗日的大局，宁粤双方坐下来喝了茶，广州那个“国民政府”的牌子摘了。

可这也就是换汤不换药，双方把招牌一换，弄了个“西南执行部”和“政务委员会”。

名头变了，里子还是那一套。

陈济棠跟李宗仁还是穿一条裤子，遥控指挥着整个西南的地盘。

说白了，就是在南京政府的眼皮子底下，搞了个半独立的“土围子”。

政治上既然拜了把子，动起刀枪来也就顺理成章了。

既然大家都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那枪口肯定得一致对外。

1931年9月，这粤桂联军甚至还主动搞事，联手杀进湘南，直接跟南京那边支持的湖南军阀练了练手。

这种军事行动，与其说是想抢地盘，倒不如说是为了亮亮肌肉：就是为了告诉南京那边，两广现在是铁板一块，谁要是想来啃一口，当心崩掉满嘴牙。

不过话说回来，不管是打仗还是养兵，哪怕是平时训练，那烧的都是真金白银。

广西那是出了名的穷地方，石头山多地少；广东虽然富裕，但也经不住这么长年累月地扩军备战折腾。

这钱从哪儿变出来？

这就得聊聊两广合作里头那个最见不得光、但也最要命的利益链条了——大烟土生意。

在近代史上，鸦片这玩意儿名声虽然臭大街了，但在那个军阀混战的乱世，它就是硬通货，就是现大洋，就是那一杆杆枪和一发发子弹。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这买卖在某种程度上还算半合法的。

广东因为离中央远，又是沿海的大口岸，一直就是这东西最大的销金窟。

可这生意怎么做，里头门道大着呢。

陈济棠搞经济是一把好手，他专门弄了个机构管这个，把这块肥得流油的肉死死攥在手心里。

跟桂系一结盟，这条生财之道算是彻底打通了。

广西就像个过路财神，广东就是那个最大的铺子。

成堆的大烟土从广西运进来，再流到广东，两家联手，又是过境税，又是专卖税，那钱跟流水一样哗哗地进账。

这笔钱虽说来路不正，带着血腥气，可对于维持“南天王”的场面那是太重要了。

陈济棠在广东当了八年家，之所以能修桥铺路、办学堂，甚至把广东搞成了那时候人人羡慕的“模范省”，背后要是没这些黑色收入撑着，根本玩不转。

同样的道理，广西也是因为分到了这一杯羹，才有了闲钱去养桂军那帮能打仗的兵，维持住战斗力。

毫不夸张地说，要是掐断了这条靠大烟土输血的管子，这两广的联盟恐怕连三天都撑不下去，立马就得散伙。

兜里有了钱，搞起别的合作来看着就体面多了。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搞交通。

在那个年代，谁手里有飞机，谁腰杆子就硬。

陈济棠不光自己组建空军，还拉着桂系一块儿搞了个“西南航空公司”。

他们开辟了好几条国内航线，甚至把飞机都飞到了越南河内，搞起了国际航班。

这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

这就意味着两广在交通运输上，完全不用看南京的脸色，已经具备了绕开中央、直接跟国际接轨的本事。

陆地上也没闲着。

那个著名的粤汉铁路，陈济棠也是下了血本支持。

就在他当家做主的那几年，这条铁路硬是全线通车了。

这倒是弄出了个挺有意思的现象：虽说两广在政治上天天跟蒋介石对着干，可在搞基建这事儿上，反倒是客观上推了一把区域现代化的车轮。

当然了，这种搭伙过日子的关系能维持这么久，除了利益捆绑，确实也有“人”的因素在里头。

你看看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这几位，脑门上都贴着同一个标签：杂牌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

在那个讲究出身和派系的年月，这个标签就代表着不安全。

蒋介石用人的路数向来是“听话的给糖吃，不听话的往死里整”，动不动就拿中央的大义名分来削弱地方势力。

对于这一点，陈济棠和桂系那帮将领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那真是忍得牙根都痒痒。

这种大家伙儿心里共同的恐惧和憋屈，有时候比钱更能把人捆在一块儿。

如今回过头再去琢磨这段历史，陈济棠跟桂系的这波操作，简直就是民国地方军阀生存之道的教科书。

政治上，互相吆喝，把声势造足；

军事上，背靠背，互相壮胆；

经济上，有钱大家赚，互通有无。

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硬是在蒋介石的眼皮子底下，让广东和广西维持了好多年的相对独立和安稳日子。

因为他心里跟明镜似的，在那个大鱼吃小鱼的丛林里头，有时候留着一个对手在那儿喘气，比把他弄死更有用处。

只要李宗仁还在广西那山沟沟里待着，蒋介石的手就伸不进广东的地界。

这就是那位“南天王”保命的绝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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