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的勤政为何救不了大明

因为勤勉不能解决问题。

这句话可能不好理解，这样，我们来看一次崇祯的召对重臣的情景就知道了。

崇祯皇帝尤其爱召对，也就是和大臣们一起商议国事，这种会议往往开到漏下二鼓时分。

这其实跟公司里面的老大一样，尤其喜欢开会，而且一开就是一天。老大希望通过会议来解决所有的问题，自己又不到一线，甚至中层都不去看，只希望通过会议来解决问题。这样的勤奋能解决问题吗？

崇祯这次所面临的问题是：辽东发生兵变，袁崇焕请饷。

钱是大明一直存在的大问题，我们看崇祯如何来解决。

八月初七，袁崇焕以督师身份出关，此时宁远和锦州先后发生兵变，辽东巡抚毕自肃自杀身亡。袁崇焕迅速平定了兵变，但却未能解决欠饷的根本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袁崇焕上疏请求必须立即补发欠饷：山海关内外积欠军饷银七十四万两，另欠太仆寺马价银、抚赏银四万两。以实现自己“五年复辽”的大计。

在接到袁崇焕奏疏之后，十二月二日平台召对。

内阁辅臣李标首先站出来说：“宁远军士缺饷，袁崇焕所请，实见危迫，乞求允发。”

崇祯说：“内帑空匮，户部有解来新饷，如何不行凑发？”

户部尚书毕自严一看皇帝问到了钱，赶紧站出来回答：“新饷岁入不满四百万，内仍挂欠，每月所入仅三十万上下。一旦骤补百万之欠，委实不能。前已发过七十三万，日月如流，前月未完，后月复至。今辽途间远，运去尚有八万，可足七月之数，只欠八九两月，而十月又继之，所以三月如故，拖欠如故。”

也就是说新加的辽饷每年有400万，每月所入30多万两，而现在欠百万两，现在还欠着八九十几个月的饷银。

崇祯问：“关内月饷几何？”

毕自严答：“关内八万，关外十四万五千，共二十二万五千。”

崇祯又问兵部：“关内外兵数几何？”

兵部尚书王在晋答：“关内四万，关外八万，共十二万。”

崇祯问：“袁崇焕前言汰兵减饷，如何饷金还用若干？”

王在晋答：“减汰之说，以来岁为始，今岁尚仍旧额。”

崇祯见户部银不够，兵部的用兵数量一时半会也减不了，于是问刑部：“刑部亦有赃银？”

刑部尚书乔允升没想到皇帝还惦记着那点赃银，赶紧答道：“臣部有张凌云赃银四万，其余零星有四万，共计八万。”

刑部侍郎丁启睿赶紧补充说明本部现在只收到五万两：“本部赃银实止五万，余尽虚悬，不敢概作实数，以误大事。”

崇祯又问：“户部事例如何？”

毕自严答：“事例除工部分去外，只得银二万，已借太仆寺作关内犒赏。”

所谓事例银也就是说，事例银也一分不剩。事例银，即开纳事例银，也就是学子捐监等。

崇祯听了很不高兴：“事例为边饷计，今边事无补，陵工尚缺，朕开此事例何用？”

崇祯问户部还有多少银两？

毕自严老实回答：“库内现存只有一万一千两。”

崇祯大吃一惊，问为何只有这么一点钱。

毕自严回答：“随到随发，故止有此数。今广东解银六万将至，又七库银尚有二万六千两，一并凑发十万之数。关门内外一月该银二十四万五千两，便该四十九万，仍望发帑银四十余万。”

毕自严的意思是自己凑10万两，然后让崇祯拿40万两。

崇祯立即拒绝：“朕在宫中极力节省，内费尚且不足，今金花银尚未解到，那得有此许多？”

辅臣刘鸿训站出来说让航地拿30万两就可以了：“臣等共议，或得三十万亦可。”

崇祯立即拒绝：“内帑委实空虚，三十万谈何容易！”

辅臣周道登恳求：“饥军思变，目今户部匮乏，须望皇上慨发，以救危疆。”

崇祯此时问：“崇焕奏疏内说已发鼓铸本犒赏。未知能弭目前之变否？查两项共有二十万许，既已发去，如何不能弭变？”

毕自严解释：“臣部发去五万，原系关门豆价。崇焕有疏，此银尚无实在，不知今补还否？此外仍有马价六万，已有买马领取者。且道臣郭广新前因兵变权发纸票，今求抵还此数，恐仍致拖延。”

崇祯说：“据崇焕奏疏说，初三日即变，今已初二，即此时发去已迟，何救于鼓噪？”

辅臣钱龙锡赶紧，表示这个时候发钱一点都不迟：“皇上此时允发，饥军闻之，必先色喜，尚未为迟。”

兵部尚书王在晋表示自己当督：“臣昔为督师，军士如家人父子，然不料今日乃至于此！”

皇帝说：“将兵者果能如家人师的时候，从来没有发生过兵变：“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者，畏其威；不忍者，怀其德。那得有鼓噪之事！”

这样的话，就是白说，对于解决问题毫无意义。

崇祯此时表态：“内帑外库俱系万民脂膏，原用以保封疆安社稷，若发去果实有用处，朕岂吝此。”

诸臣赶紧表态，皇帝您说得对，赶紧拿钱吧：“袁崇焕原是忠肝义胆之人，且挟妻子在边，清节素著，定不肯冒破妄用，辜负陛下德意。”

毕自严赶紧表态：“陛下为社稷计，旦夕弭变，发此帑金，臣部敢不仰体圣意。外解到来，一一偿还。”

毕自严在这里护佑崇祯，大意思是您拿了钱，到时候户部都会还给您的。户部那点钱，他最清楚不过了，自己都入不敷出，那啥还给皇帝，所以纯属忽悠。

礼部侍郎周延儒此时说话了：“国家最急无如关门，但昔只防虏变，今并防兵变。前宁远鼓噪不曾处治，流水发饷与他，今又欲鼓噪，欲发帑银。各边倘效尤，将何所底止？”

周延儒的意思是如果士卒一鼓噪，朝廷就发钱，那以后士卒都会以鼓噪的方式来要钱，那朝廷如何应对？

皇帝听他说得有理，随即追问他有何建议。

周延儒那有什么好的建议：“臣非敢阻皇上发帑，此时安危呼吸，急则治其标，固当论宜与之。然非长策，今后还望皇上下廷臣从长计议，筹措一经久之策。”周延儒的这话没有任何意义，到底说都明白，核心是要解决之道。

崇祯表示周延儒说得对：“此说良是，若事急，专一请帑，各边比例，这内帑岂不涸之源，何以应之？”

但这件事情，最终召对中并未能解决，崇祯无奈，只得拿出了20万两，暂时解决了部分问题。

最后，我想说的是，大明王朝的病在深处，在内部，不抓住根源，光靠勤政是无法解决任何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