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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敢信吗?一个出身破落地主家庭、自幼饱读圣贤书的少爷,本该守着百亩良田安稳度日,却偏偏扔掉锦衣玉食,一头扎进枪林弹雨,拼尽全力要推翻自己所处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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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动容的是,他官至省委第一书记,手握一方“大权”,却在全国“狂热”的浪潮中,敢逆着风口说真话、办实事,宁愿被降职罢官、遭受迫害,也绝不拿老百姓的温饱当赌注。他就是周小舟,这个名字还是毛主席亲自取的。
1912年11月11日,周小舟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黄荆坪乡狮龙桥(今排头乡星星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原名周怀求,字元诚。很多人不解,为何这样一个家境优渥、自幼读圣贤书的青年,会毅然走上革命道路?答案,就藏在他童年的细碎时光里。
周家虽有100多亩田地,父亲也曾在外当过小官吏,但家道中落后,并未沾染地主阶层的骄横习气,反而热心乡邻,曾资助修缮当地的高山坝桥。受家庭影响,周小舟自幼就没有半点少爷架子,他不喜欢待在深宅大院里读书,反倒总爱跑到田埂上,和佃户家的孩子一起玩耍,跟着长工们下地学农活。晚上,他不顾母亲反对,执意要和长工们同睡一张土炕,听他们讲种地的辛苦、被压迫的委屈;有了好吃的,也总是平均分给他的农家小伙伴,从不独吞。后来到省城读书,他还不忘通过家书,一一问候家里的佃户们,假期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提着简单的点心,挨家挨户探望那些曾经和他朝夕相处的农友,嘘寒问暖,倾听他们的难处。
这份与劳动人民的深厚情谊,成了他日后革命道路上最坚实的底色。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年仅13岁的周小舟,作为湘潭学联年龄最小的代表,毅然奔赴长沙,参加了湖南各界在教育会坪召开的反帝大会。站在数千人的广场上,这个身形瘦弱的少年,没有丝毫胆怯,他攥紧拳头,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发表演说,控诉帝国主义的暴行,呼吁各界同胞团结起来,捍卫国家主权。那场演说,让在场的很多人记住了这个“小大人”,他也因此被推举为“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委员,正式走上了反帝爱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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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日事变”网图
1927年,“马日事变”前夕,白色恐怖笼罩湖南,年仅15岁的周小舟,不顾生命危险,毅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份勇气,在当时的青年中极为罕见——要知道,彼时的反动派正疯狂搜捕革命志士,入团就意味着要直面牢狱之灾,甚至牺牲生命,而他的名字,也很快被反动派列入了缉究对象名单。为了躲避追捕,他被迫辗转求学,却从未放弃自己的信仰,始终暗中传递革命火种,联络进步青年。
1931年,周小舟考入湖南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1934年,他又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在北师大的日子里,他一边钻研学问,一边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校园里的“革命先锋”。彼时,九一八事变的阴霾尚未散去,华北大地岌岌可危,很多青年学子陷入迷茫与彷徨,而周小舟却异常清醒,他深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仅凭一腔热血无法救国,必须团结更多有识之士,凝聚起抗日救亡的力量。
1935年4月,周小舟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后,他被任命为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长。不同于前线战士的浴血奋战,宣传战线的斗争,虽没有枪林弹雨,却同样凶险——他们要在反动派的严密监控下,秘密印发传单、组织集会、宣传抗日主张,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身份。但周小舟毫无惧色,他利用自己的学识,撰写了大量通俗易懂、鼓舞人心的宣传文稿,悄悄在学生、工人、知识分子中传播;他还深入校园和街头,组织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游行,联络文化界的爱国人士,聚集起一支可观的进步力量,很多人在他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成为我党的中坚骨干。
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周小舟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亲自组织北师大的学生参与游行示威。那天,寒风凛冽,他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高举抗日旗帜,带领学生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直面反动派的刺刀和水龙头,毫不退缩。游行结束后,他又秘密召集骨干分子,总结经验,部署后续的抗日救亡工作,直到深夜才敢回到住处。很多人问他,这么做不怕死吗?他笑着回答:“比起国家的危亡,个人的生死又算得了什么?只要能唤醒民众,哪怕牺牲我一个人,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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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
1936年,是周小舟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他受党中央委派,作为中共代表,前往南京与国民党最高当局谈判,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彼时,国共两党对峙多年,矛盾尖锐,前往南京谈判,无异于“闯龙潭、探虎穴”,稍有不慎,就会有去无回。但周小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临行前,他给家人写了一封简短的家书,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句“为国效力,义不容辞,若有不测,勿念”。
在南京的日子里,周小舟凭借过人的胆识和口才,与国民党代表唇枪舌战,据理力争。国民党代表试图用高官厚禄收买他,劝他“脱离共产党,为国民党效力”,被他严词拒绝;他们又以死相威胁,扬言要将他关押起来,甚至处决,他依然面不改色,坚定地表示:“我是共产党员,只会为人民谋福利,为国家求解放,想要我放弃信仰,绝无可能!”在谈判桌上,他始终坚守党的立场,既不卑不亢,又灵活变通,一次次化解谈判中的僵局,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也是在这一年的8月,谈判结束后,周小舟前往延安,被任命为毛主席的联络秘书。很多人不知道,“周小舟”这个名字,还是毛主席亲自为他取的——在此之前,他一直沿用原名周怀求,毛主席见他为人谦逊、处事沉稳,又身材瘦小,便风趣地说:“怀求这个名字太严肃了,你就像一叶小舟,虽然小巧,却能载着革命的希望前行,以后就叫周小舟吧。”周小舟欣然接受,从此,这个名字,伴随了他一生,而他,也用一生践行了“小舟载民”的初心。
在担任毛主席秘书的两年里,周小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深得毛主席的信任和赏识。他每天早早起床,整理文件、传递信息、安排日程,常常工作到深夜;他细心周到,总能提前预判毛主席的需求,把各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不卑不亢,哪怕面对的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也敢于直言进谏,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毛主席曾评价他:“小舟是个可堪造就的干部,为人正直,做事踏实,有胆有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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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秘书经历,不仅让周小舟近距离接触到党的核心决策层,更让他深刻领悟到“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毛主席凡事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工作作风,深深影响了他,也成为他日后主政湖南、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很多人后来疑惑,为何在“大跃进”的狂热浪潮中,唯有周小舟能保持清醒,敢于说真话、办实事?答案,早已在延安的这段岁月里,埋下了伏笔。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党中央决定派周小舟前往冀中平原,参与领导抗日游击战争。从延安的舒适环境,到冀中平原的艰苦战场,周小舟没有丝毫抱怨,毅然奔赴前线。彼时的冀中平原,被日军反复“扫荡”,到处都是枪林弹雨,老百姓流离失所,生存环境极为恶劣——没有粮食,他们就吃草根、啃树皮;没有住处,他们就住地道、钻山洞;没有武器,他们就自己动手打造土枪、土炮。
但周小舟从未退缩,他深入冀中大地,与当地的战士、老百姓同甘共苦,一起开展游击战争。他结合冀中平原的地形特点,提出了“天地阴三通”的地道战方针,带领老百姓挖地道、建堡垒,构建起“地上、地下、空中”三位一体的防御体系,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在冀中任职期间,他先后担任冀中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冀中委员会委员兼任六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等职,无论身处哪个岗位,他都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放在第一位。
有一件鲜为人知的小事,至今仍在冀中老百姓中流传:有一次,日军对冀中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周小舟带领战士们掩护老百姓转移,途中,他发现一个年幼的孩子被落在了后面,日军的枪声越来越近,情况十分危急。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转身,冲回去抱起孩子,拼命向安全地带奔跑,子弹擦着他的耳边飞过,他却丝毫没有停下脚步。最终,孩子安全了,他的胳膊却被子弹擦伤,留下了一道永久的伤疤。老百姓们得知后,都感动地说:“周部长真是我们的大救星,他把我们的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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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网图
在冀中工作的几年里,周小舟不仅带领当地军民粉碎了日军的多次“扫荡”,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还积极开展土地改革,帮助老百姓解决温饱问题,建立抗日政权,让冀中平原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根据地。他的实干精神,赢得了当地军民的一致爱戴,也让他在艰苦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为他日后主政湖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周小舟辗转北平、北岳区、察哈尔等地,先后担任北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北岳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察哈尔五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等职。在北平工作期间,他深入知识分子、文化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察哈尔五地委任职期间,他从当地的实际出发,大胆提出保护私营工商业的主张,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让当地的工商业迅速恢复发展,这种做法和经验,在整个华北解放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49年,湖南解放,周小舟奉命回到家乡,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同年9月,他被任命为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回到家乡的周小舟,心情十分激动——他深知,家乡经历了多年的战乱,老百姓生活困苦,百废待兴,他下定决心,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建设好家乡,让湖南的老百姓,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
作为宣传部长,周小舟打破了“党内干部与知识分子隔阂”的僵局,他主动走出机关,与湖南的知识分子广交朋友,以诚相见,不摆架子、不唱高调。他深知,知识分子是建设国家的重要力量,湖南要发展,离不开知识分子的支持。于是,他亲自登门拜访那些被国民党排挤、打压的知识分子,耐心倾听他们的诉求,真诚邀请他们出山,为湖南的建设出谋划策。在他的努力下,很多党外人士被大胆起用,走上了工作岗位,为湖南的教育、文化、科技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也因此被湖南的知识分子誉为“重知识、重人才的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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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匪网图
1951年1月,周小舟被任命为湘西区党委书记。当时的湘西,刚刚肃清残匪,社会动荡不安,土地改革尚未全面展开,老百姓的生活依然十分困苦,而且湘西地形复杂、民族众多,工作难度极大。但周小舟没有退缩,他一到湘西,就提出了“认识湘西,熟悉湘西,一切从湘西实际出发”的口号,放弃了“一刀切”的工作方式,深入湘西的山山水水,走访各个民族的老百姓,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诉求。
在湘西工作的一年多里,他走遍了湘西的各个县市,白天,他和老百姓一起下地干活,倾听他们的心声;晚上,他在煤油灯下,整理调查资料,制定工作方案。他大力推进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让老百姓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他积极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打击贪官污吏和不法商人,净化社会风气;他还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在湘西的偏远山区,修建学校,聘请老师,让湘西的孩子们,能够走进课堂,读书识字。在他的带领下,湘西的社会秩序逐渐稳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为湘西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2年10月,周小舟被任命为湖南省委副书记、省财委主任,主管财政和工交战线的工作;1953年,他正式接任湖南省委书记(后改称第一书记),兼任省政府副省长、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全面主持湖南的工作。此时的周小舟,年仅41岁,成为了湖南历史上最年轻的省委第一书记之一,而毛主席那句“你已经不是‘小舟’了,你成了承载几千万人的大船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对他最好的肯定。
1956年6月,毛主席到湖南视察工作,看到湖南在周小舟的带领下,呈现出生产上升、城乡活跃、物价平稳、社会安定的良好局面,十分高兴。在与周小舟交谈时,毛主席风趣地引用苏东坡的诗句“驾一叶之扁舟”,笑着对他说:“苏东坡讲的‘小舟’,是闲情逸致的小舟,而你,已经不是那叶小小的扁舟了,你现在是承载着湖南几千万老百姓希望的‘大船’了!”这句话,既是对周小舟工作的高度肯定,也是对他的殷切期望,而周小舟,也始终牢记这句话,把湖南几千万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了自己的心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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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湖南期间,周小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不盲从、不跟风,哪怕面对全国范围内的“狂热浪潮”,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1958年下半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各地争相“放卫星”,报纸上到处都是“亩产万斤”“钢铁产量翻番”的喜报,很多地方的干部,为了迎合上级,不惜虚报产量、浮夸政绩。
但周小舟却异常清醒,他深知,这种“狂热”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湖南是农业大省,老百姓的温饱,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虚报产量、盲目炼钢,只会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困苦。于是,他顶住来自上级的压力,和省委书记周惠等同志研究决定:立即停止湖南的土法炼钢,让那些没有点火的土高炉,全部下马;同时,严格控制口粮,不搞“放开肚皮吃饭”,避免粮食浪费。
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很多地方都在争相“大炼钢铁”,湖南却主动“降温”,很快,湖南就被贴上了“保守”“落后”的标签。1958年11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全国农业会议,周小舟和周惠坚持实报湖南的粮食产量,不虚报、不浮夸,结果,在会上,湖南被插了“白旗”,成为了全国倒数第一。
很多干部都劝周小舟,“不如虚报一点产量,这样既能迎合上级,也能让湖南摆脱‘倒数第一’的尴尬”,但周小舟却坚定地说:“我们是共产党员,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不能说假话、办虚事。虚报产量,看似脸上有光,实则是在坑害老百姓,这种事,我坚决不做!”他的坚持,虽然让湖南在当时受到了批评,但却为湖南老百姓保住了宝贵的粮食,避免了更大的损失——第二年,那些在会上被插了“红旗”、虚报产量的省份,粮食短缺问题日益严重,纷纷派人到湖南,索要猪肉、粮食、肥皂等生活物资,而湖南,因为周小舟的清醒决策,依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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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4月,“大跃进”的错误及其危害,逐渐显露出来,基层的问题和矛盾越来越多,周小舟感到,在机关里听汇报、读文件,就像“雾里观花”,根本无法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于是,他决定,轻车简从,深入基层,开展一次为期一个月的湘西之行——他不提前通知当地干部,不搞前呼后拥的接待,带着几个工作人员,从长沙出发,经宁乡、常德、永顺,一路深入湘西的偏远山区,微服私访,了解老百姓的真实生活状况。
这次湘西之行,让周小舟深受触动——他看到,很多老百姓因为“共产风”“浮夸风”,生活十分困苦,公共食堂的粮食越来越少,很多人只能吃野菜、喝稀粥;一些地方的干部,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高指标,不惜强迫老百姓毁林开荒、盲目生产,导致当地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5月12日,在慈利县调研时,周小舟再也忍不住,给在长沙主持省委工作的周惠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直言不讳地提出,应当进一步缩小生产单位,允许私人养猪,整顿公共食堂,要么只办农忙食堂,要么缩小食堂规模,提高管理水平,切实保障老百姓的基本生活。
在慈利县调研的5天里,周小舟一边倾听老百姓的诉求,一边着手解决实际问题,仅仅5天时间,就解散了当地1336个不符合实际的公共食堂,让老百姓能够自己做饭、自己安排生活,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一致拥护。5月28日,回到长沙后,周小舟立即召开省委常委会,就自己在湘西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向常委们作了系统汇报,一共提出了供给制、公共食堂、人心思定、算账、住房等12个方面的问题,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大跃进”以来农村出现的“左”倾错误,强调要坚决制止“共产风”,反对浮夸风,要取信于民,切实为老百姓办实事。
在他的领导下,湖南开始全面调整农业、工业、交通、基建、财贸等各条战线的工作,及时纠正了一些“左”倾错误,让日趋尖锐的紧张状态,迅速得到了缓解。而这一切,也为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上的直言进谏,埋下了伏笔——他深知,仅仅纠正湖南的错误还不够,全国范围内的“左”倾错误,必须得到彻底纠正,否则,老百姓的生活,只会越来越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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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旧址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周小舟随毛主席一同上山。此时的庐山会议,最初的目的是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周小舟原本以为,这次会议,能够让全国范围内的“狂热”降温,能够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7月11日晚,毛主席在自己的住处,召见了周小舟和周惠,当时,湖南的情况比其他省份要好一些,所以,毛主席对“二周”的意见,颇为看重。
谈话一开始,气氛十分融洽,毛主席主动说,不能全怪下面的干部,还风趣道:“否则,人们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哪!”毛主席的坦诚,让周小舟深受感动,也让他放下了心中的顾虑,开始畅所欲言。他直言不讳地指出,高指标、刮“共产风”,不能怪下面的公社书记,主要责任在上面,“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那些所谓的“亩产万斤”,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都是浮夸风的产物。
这句话,无疑是直接针对当时的“左”倾错误,毛主席当时并没有生气,反而更加谈笑风生,还特意叫来了李锐,笑着说:“我们来开个同乡会。”这次谈话后,“二周”在庐山一下子“红”了起来,很多干部都认为,他们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在周惠的鼓动下,周小舟找到了彭德怀,希望彭德怀能够以自己的身份,向毛主席进言,彻底纠正“左”倾错误,彭德怀也欣然同意,随后,写下了那封著名的万言书。
但谁也没有想到,这封信,竟然让庐山会议的风向,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周小舟也因为支持彭德怀元帅的意见,向中央如实反映湖南的实际情况,建议及时纠正“大跃进”过“左”的政策,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59年8月,周小舟被撤销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调任浏阳县大瑶公社党委副书记。从主持全省工作的省委书记,变成一个公社的副书记,这种巨大的身份落差,足以击垮很多人。有人嘲笑他,有人同情他,有人劝他,干脆辞职回家,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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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周小舟,却很快调整好了心态。他放下了过去的光环与委屈,放下了心中的不甘与愤懑,全身心投入到了公社的工作中。他常对身边的同志说:“无论身处何种岗位,只要能为老百姓办实事,就是有价值的。我相信,历史终将对我作出公正的评价。”
在大瑶公社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力所能及地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当时,农村部分地区出现“毁林开荒”和强行拆除社员房屋的现象,不少农民无家可归,生态环境也受到严重破坏。周小舟看到后,痛心疾首,不顾自己“戴罪之身”,坚决站出来反对。有一次,他看到有干部强行拆除社员房屋,气得当场制止,动情地说:“农民建房比鸟砌窝还要困难,再这么拆下去,农民就没有地方住了,我要用我的生命来制止这种行为!”
他的赤诚与坚定,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也及时制止了这种错误做法。百姓们提起他,满是感激,都说:“周书记,心里装着我们老百姓啊!”
1966年,“文革”爆发,周小舟再次遭到残酷迫害,被批斗、被监禁,受尽了折磨,可他始终坚贞不屈,从未放弃自己的信仰,从未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这一年的12月26日,这位一生赤诚、一生为民的革命者,在广州含冤逝世,年仅54岁。他到死,都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没有忘记自己的信仰,没有忘记天下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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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终会还人清白,正义终将迟到,但绝不会缺席。1979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为周小舟恢复名誉,撤销了对他的一切错误处分,并在广州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习老在悼词中评价道:“周小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是兢兢业业、艰苦奋斗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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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这么多,其实我心里挺感慨的。周小舟的一生,起起落落,浮沉不定,他失去了很多——失去了安逸的生活,失去了父母的陪伴,失去了高位与光环,失去了健康,最终失去了生命。可他也收获了很多——收获了坚定的信仰,收获了百姓的爱戴,收获了组织的认可,收获了历史的公正评价,更收获了永恒的荣耀。
他就像一叶小舟,从湘潭的狮龙桥出发,穿越乱世的惊涛骇浪,载着初心与信仰,载着百姓的期盼,一路前行,从未倾覆。如今,我们生活在安稳幸福的年代,或许无法体会他当年的艰难与抉择,但他身上的那份赤诚、那份坚守、那份为民初心,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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