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马未都忆父亲：我从父亲身上学到的坚强与乐观，一辈子受用

马未都父亲马丹林摄于解放战争行进途中世上空惊故人少，集中惟觉祭文多。2021年，年逾七十的文化学者马未都为了纪念故去亲友，写下了这部《背影》。短短是十余万字，他不说文物，说人事；不说收藏，说人情。

马未都将已故父亲的照片放在扉页。在自序中，他说：“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才对生死有了切肤的感受。”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这篇悼文，是马老对父亲的深切怀念，也是故友背影渐行渐远的起点。

父亲口吃，时重时轻，关键看什么人在场。按母亲的话，他生怕生人不知道他是个结巴。言外之意，父亲在生人面前，第一次开口先表明自己的弱项，而且总是夸大了这一毛病。

我小时候听过父亲做报告，记得我站在大礼堂门口，听了一个多小时也没见他结巴一句，好生奇怪地回了家。后来在电视上看见有明星介绍自己，平时结巴，一演戏口若悬河，就深信不疑。

父亲行伍出身，但有些文化。据父亲讲，五岁时他的祖父、我的曾祖父天天背着他去读书。父亲是长子长孙，估计在封建观念很重的民国初期，还是占便宜的。

我的老家在胶东半岛的顶端，有一狭长的间歇半岛名，叫镆铘岛，名字古老而有文化，取自宝剑之名。间歇半岛是非常奇异罕见的地貌现象，每天退潮后形成半岛，有一条路与大陆相连；镆铘岛海底沙子硬朗，退潮后可以开车出入，全世界都不多见，价值连城，如开发为旅游地，肯定是个聚宝盆。

可惜在三十多年前被无知的时代无知的人费劲巴拉修了一条水泥马路，把这个间歇半岛彻底毁了，当时还大张旗鼓地上了报纸，当好事宣传了很久。

父亲 1950年 上海

父亲十几岁的时候就从镆铘岛中走出来当了兵，参加了革命。因为有点儿文化，一直做思想工作，从指导员、教导员干到政委。父亲曾经对我说，他们一同出来当兵的有三十九人，到解放那年就剩一个半了：他一个全活人，还有一个负伤致残。

抗日战争期间，山东战斗激烈，日本人的“三光政策”大部分都是在山东境内实施的。老电影《苦菜花》《铁道游击队》都是描写山东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山东战场打得惨烈，父亲打完孟良崮战役，打济南战役，接着打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最后打完上海战役进驻上海，五年后奉命晋京。

父亲开朗，小时候我印象中的他永远是笑呵呵的，连战争的残酷都以轻松的口吻叙述，从不渲染。他告诉我，他和日本人拼过刺刀，一瞬间要和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决以生死，其残酷可想而知。他脸上有疤，战争时代留下的，你问他，他就会说，挂花谁都挂过，军人嘛，活下来就是幸运了。

我从父亲身上学到的坚强与乐观，一辈子受用。上一代人经历风风雨雨，在今天的下一代人看来都不可思议。从战争中走出来，九死一生；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各类运动对今天的青年来说，闻所未闻；“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那一代人无论职位高低都要历练一番，都要“经风雨，见世面”。

我虽是长子，小时候还是有些怕父亲。那时的家长对孩子动粗是家常便饭，军队大院里很流行这种风气，所以我看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石光荣打孩子，觉得真实解气，多少还有点儿幸灾乐祸。

小时候家中没什么可玩的，没玩具也没游戏机、电视什么的，男孩子稍大都是满院子野。一到吃饭的时候，就能听得见各家大人呼唤孩子吃饭的热情叫声。父亲叫我的名字总要加一个“小”字，“小未都小未都”地一直叫到我二十多岁，也不管有没有生人在场。

全家福 1958年

北京战争中走过来的军人对孩子的爱是粗线条的，深藏不露。我甚至不记得父亲搂过我亲过我，人受环境的影响都是不知不觉的，战争时期没有儿女情长。我十五岁那年，父亲带我第一次回老家。山东人乡土观念重，但他参军后很少回家，因为要打报告获准。他在路上对我说，十多年没回老家了，很想亲人，想看看爹和娘，你弟妹不能都带上，带上你就够了。那次让我感到做长子的不同。

那时路上火车很慢，他按规定可以报销卧铺票，我得自费。那年月没人会自费买卧铺，都在硬座上忍忍就过去了。我和父亲就一张卧铺，他让我先睡，他在我身边凑合坐着。我十五岁已长到成人的个儿，睡觉也不老实，结果躺下一觉到天亮，醒来看见父亲一人坐在铺边上，瞧样子就知他一宿没睡。我有些内疚，父亲安慰我说，小时候他的祖父还每天背着他渡海去读书呢！

我与父亲很亲，但回忆起他来却什么事也连不成个，支离破碎的。印象深刻的是父亲那一笔十分有个性的字，书体独特，找不着字帖可比。以前电话没这么方便，父亲常写信给我们兄妹，那时候半年一年见不到父亲是常事，父亲在湖南株洲、四川江油“四清”“支左”过，这些历史今天解释起来都有些困难。

小时候做点错事，父亲就会说，你小子想造反哪！说着说着还备不住扇一巴掌。终于在我十一岁那年夏天，楼上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孩子告诉我，可以造反啦！在那天之前，“造反”在我印象里是个坏词，可那天之后，报纸上居然印着“造反有理”，天地翻覆了。我们当时无法知道那场“革命”对父亲那辈共产党人有多大影响，反正从那年夏天起，家里就再没有消停过。

一九六八年的隆冬，父亲只身带着我们兄妹三人，拎着两件全家的行李，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到了黑龙江省宁安县的空军“五七干校”。直至一九七一年初我才又回到北京，所以我一老北京，户口本上却奇怪地写着由黑龙江省宁安县迁入。如不说这段历史，户口本是没法证明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的。我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只有那两年不在北京，连户口都迁了出去，按老话说算是闯了关东。

刚去东北的时候特苦，吃食堂，没油水，而我们都是长身体的时候。空军干校是由废弃机场临时改建的，空旷的视野中净是些没用的大房子。东北的冷那才叫真正的冷，一直可以冻得人意志崩溃。那时的人觉得做无产阶级光荣，所以家里什么都没有；从北京启程的时候，父亲在行李中只塞了一口单柄炒菜锅，木柄已卸掉，避免太占地。

刚到干校的一天，父亲叫上我们兄妹三人，随他走到很远的一座大房子里，这座房子估计以前是个库房，四处漏风，中间有一个高高的油桶改装的大炉子。父亲拢上柴，点上火，支上锅，安上锅柄，变戏法地从军大衣兜里掏出几把黄豆，在锅中翻炒起来。炉子太高，父亲架着胳膊，看着很辛苦，他嘴里不停地说，火不能太大，大了就煳了，别急啊！我们兄妹就满屋子捡碎木头细树枝，帮助父亲添柴。

我与父亲 1980年 黄河边

我看见父亲被火光映红的脸露出了笑容，父亲说，总算炒好了，放凉了就能吃了。他高高地举着胳膊欲将锅从火炉上端下来，一瞬间，事故发生了，由于锅柄安得不牢，炒菜锅一下倾翻，一锅黄豆一粒不落地扣入火中，火苗子蹿起一人多高。

那天，我的难过我还可以描述，可父亲的难过恐怕无法说清。

就是这样的小事，让我记住了父亲。父亲晚年本来身体特棒，却不幸罹患癌症，七十二岁过早地去世了。那段日子我工作忙，只为父亲挑选了一块墓地，其他事情都由母亲和弟妹做了。父亲病重的日子，曾把我单独叫到床前，他告诉我，他不想治疗了，每一分钟都特别难过，癌细胞侵蚀的滋味不仅仅是疼，还难受得说不清道不明。他说，人总要走完一生，看着你们都成家了，我就放心了。再治疗下去，我也不会好起来，还会连累所有人。

父亲经过战争，穿越了枪林弹雨，幸存于世。他开玩笑地对我说过，曾有一发哑弹，落在他眼前的一位战友身上，战友牺牲了，他万幸活着，如果死了就不会有我了。所以每个人来到世间，说起来都是极偶然的事。

癌症最不客气，也没规律，赶上了就得认真对待。过去这关属命大，过不去也属正常。父亲认真地说，拔掉所有的管子吧，这是我的决定。我含泪咨询了主治医生，治疗下去是否会有奇迹发生？医生给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晚上，在拔掉维持生命的输液管四天后，父亲与世长辞，留给我无尽的痛。过去老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深刻而富于哲理。

父亲 1982年 北京

父亲口吃，终生未获大的改观，但他最愿做的事就是教孩子们如何克服口吃。我年少的时候，常看见他耐心地向我口吃的同学传授一技之长。他说，口吃怕快，说话慢些拖个长音就可解决。一次，我看见他在一群孩子中间手指灯泡认真地教学：灯——泡！开——关！其乐融融。

父亲走了这么多年了，只要回忆起他就会怅然，很多时候还会梦见他。有时候我一个人独坐窗前思念父亲，他的耿直、幽默、达观等优秀品质均不具体，能想起又倍感亲切的却是父亲的毛病——口吃。反倒是这时，痛苦的回忆让我哑然失笑，让我能提起笔来为父亲写这篇祭文。（本文来源于老知青家园）

作者：马未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