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1969年3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北京西花厅的台灯一直亮到很晚。电话一通接一通，有人小声汇报，有人急匆匆记录。屋里气氛很紧，窗外却出奇安静。就在这一天，一件看似只关乎一个拎包的小案子，被迅速提升到关乎国家安危的高度。
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发抖：“总理，氢弹工程一个关键部件，在铁路途中不见了。”短短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明白，这绝不是一般的失窃。那一年，中苏关系剑拔弩张，珍宝岛的硝烟刚刚散去，中国刚完成氢弹试验不久，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被对手盯住。氢弹部件丢了，等于给对方递过去一张可以大做文章的牌。
有意思的是，这起案件表面看只是一件“调包案”，出事地点在普通的火车车厢，牵涉到的却是科研一线、铁路系统、公安机关，甚至直接惊动中南海。等案件走到最后，人们才慢慢意识到，真正把氢弹部件偷走的，并不是传说中的“苏联间谍”“台湾特务”，而是一个在小镇上混日子的女扒手。
一、列车上的拎包与“看不见的手”
1969年春天，太原站发往北京永定门的596次列车，照常在清晨发车。京原线全长五百多公里，正常运行将近十四个小时。对普通旅客来说，这只是一段略显无聊的长途；对当天上车的两名工作人员来说，却是一趟不允许出差错的任务。
其中一人三十岁出头，神情严肃，姓秦，名家康，是太原703研究所革委会常委、保卫科科长；另一位比他年轻一些，二十多岁，叫杨晓晨，是保卫科科员，身手好、反应快，是从一批人里挑出来的护送人选。秦家康上车时，手里拎着一个黑色人造革提包，看着普通，实际上分量不轻。
包里装的，是703研究所用两年时间研制成功的一台“TQD自动仪”。这是一件氢弹工程中的重要仪器，体积不大，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半导体收音机，重量也就几公斤，却绝不是普通零件。它完成了在太原的项目试验，要送去北京作最后鉴定，一路必须贴身保护。
按照703研究所的惯例，体积大、重量重的装备，会由专门车辆运送，再配备部队护送；像“TQD自动仪”这种便于携带的部件，一般由数名保卫人员随车带往北京，多年来一直相安无事。秦家康本来以为，这一趟也不过是程序性的护送。
上车后，他并没有掉以轻心。提包被他用铁链锁在行李架上，锁好再拉一拉，确认没有问题，才和杨晓晨坐下。两人一路轮流盯着那个包，不敢有一瞬松懈。火车在山西、河北间穿行，车厢里人来人往，他们的目光几乎没离开过那个黑色提包。
京原线运行时间长，列车中途多次停车。到了山西代县，列车停靠时间略长，旅客上下频繁。杨晓晨觉得有点饿，下车买烧鸡，脚步匆忙。就在这段空档，一位身材偏高的中年人模样乘客，出现在他们座位附近。
秦家康的记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