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的错误绝不能再犯！中美对抗越激烈，中国就更需咬死这一点

冷战末期，苏联持续向美国妥协，最终加速了自身体系的瓦解。

彼时的苏联，是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级强权，冷战开启阶段，其军事实力与工业产能均展现出强劲韧性。但从斯大林执政中后期起，面对美方的战略施压，已悄然流露出战略谨慎倾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之际，苏联付出了约两千七百万军民伤亡的惨重代价，广袤疆域遍布焦土与断壁残垣；而美国本土未遭战火侵袭，反而借战争物资出口实现经济跃升，国力空前充盈。

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掌最高权力后，启动“新思维”改革议程，大幅弱化对东欧卫星国的政治约束。1989年，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等国接连发生政权更迭，苏联未实施任何军事干预，默许原有势力范围系统性消解。领导人寄望以此姿态换取美方实质性经济援助，缓解国内日益严峻的财政危机与民生困局。

美方则顺势强化对苏境内持不同政见团体与加盟共和国分离势力的支持，推动联盟体制内部裂痕持续扩大。

至1991年底，苏联正式宣告终止存在，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相继宣布主权独立。统一的国民经济循环彻底断裂，武装力量指挥体系分崩离析。俄罗斯联邦虽承接主体遗产，却陷入长达十余年的治理失序与增长停滞。这正是单向让渡战略空间所招致的历史性反噬。

1945年盛夏，苏联红军T-34型主战坦克静默列阵于柏林勃兰登堡门之下。彼时苏联影响力西抵易北河畔，横跨中欧腹地，莫斯科与前沿战线之间构筑起约1600公里纵深的战略屏障——这一地理现实，是用数千万生命与难以估量的物质损毁换来的历史成果。

若将目光投向2026年的欧洲安全图景，地缘格局已发生结构性位移。冷战落幕以来，前华约成员国相继脱离莫斯科影响圈，陆续加入北约框架，传统缓冲地带几近消失。对俄而言，这不仅是地图上边界的收缩，更是国家安全架构的根本性重构。

对此变迁的归因路径纷繁多元：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制度错配、治理体系震荡、高端技术代际落差、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加剧等因素相互叠加、彼此强化。拉长时间维度审视，若干关键转折点深刻锚定了后续发展轨迹。

1959年，赫鲁晓夫率团访美，试图以高层互动缓释紧张态势；但次年U-2高空侦察机被击落事件骤然逆转氛围，双边信任基础遭受重创。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理念，在东欧事务中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原则，转向不干涉立场。1989年东欧连锁变局爆发，1991年苏联终告解体，维系四十余年的集体安全机制全面失效。

叶利钦时代推行激进式“休克疗法”，在极短时间内推进国有资产大规模私有化与资本账户开放。此举引发恶性通胀肆虐、国民生产总值断崖式下滑、全民医疗与养老保障网络严重萎缩。1998年俄罗斯政府债务违约事件，进一步动摇国际市场对其宏观经济管理能力的信心。

地缘层面，北约持续东扩成为长期摩擦焦点。1999年波兰、匈牙利、捷克首批入约；2004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七国同步加入；此后多轮扩容不断延展联盟边界。

俄方视之为生存空间被系统性挤压，北约则坚持成员国资格基于自愿申请与共同价值观基础。双方认知鸿沟日益加深，最终在乌克兰主权问题上激化为全面军事对抗。

2022年俄乌冲突进入高强度阶段后，西方阵营向乌方输送巨额军援与财政补贴，战事转入持久消耗模式。能源价格剧烈震荡、多层级制裁与反制措施密集出台、全球供应链加速区域化重组，使俄罗斯同时承受经济承压与军备运转双重挑战。

若置于更大历史尺度观察，这一进程典型呈现“安全困境”的运行逻辑：一国本意在于提升自身防御能力所采取的举措，常被他方解读为进攻性意图，进而触发反向联盟整合与军力建设，形成螺旋式互疑升级，信任存量持续蒸发。

横向对照不同国家的战略响应方式，差异清晰可见。朝鲜战争期间，新中国毅然决定跨过鸭绿江实施武装介入，完成对美军作战力量的直接阻遏。

此举深远塑造了此后数十年东亚地区安全心理结构。“不可逾越的红线”与“不可触碰的底线”逐步演化为外交话语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并在后续历次边境摩擦、海上争端与高层磋商中反复验证与强化。

步入21世纪，中国在应对贸易壁垒、关键技术管制等外部压力时，采取“对等反制+内生升级”双轨策略。面对加征关税与高端芯片禁运，加快核心技术攻关节奏，同步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与供应链支撑体系，成为国家战略优先事项。

两种应对范式折射出迥异的历史起点与发展条件。苏联晚期过度倚重油气资源出口，产业门类单一，抗周期波动能力薄弱，油价下行即引发财政危机；当代中国则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门类、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支撑及深度嵌入全球分工的外贸网络，整体抗风险韧性显著增强。

不过，没有任何大国能真正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独立运转。经贸高度依存与安全竞争加剧并存，令大国博弈的复杂度与不确定性同步攀升。

回溯历史经验可知，无条件退缩无法赢得持久和平；零和对抗亦难收获稳定收益。可持续的均势格局，往往建立在硬实力支撑与务实谈判机制协同演进的基础之上。

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欧洲安全架构加速重塑，亚太战略重心持续上移，能源转型与人工智能主导权之争日趋白热化。对各国而言，胜负手不在情绪宣示，而在制度适应力、产业控制力与战略耐受力的综合较量。

从1945年的柏林废墟到今日顿巴斯前线，地理坐标的迁移固然直观可感，但更具决定意义的是数十年间制度演进路径、经济组织形态与多边联盟关系如何共同编织国家命运的经纬。

历史无法重写，却可作为镜鉴。在大国博弈的漫长轨道上，真正左右走向的，从来不是某场战役的得失，而是综合国力的厚度、治理体系的效能以及驾驭不确定性风险的成熟度。尊严源于实力积淀，和平系于理性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