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国宴上，钱学森找不到座位，毛主席：你的名字是我划掉的

1956年2月1日，中N海怀仁堂。

钱学森手持大红请柬，站在第37桌旁，眉头微蹙。他一个个看过桌上的名字牌，竟然没有自己的名字。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仔细看了一遍，还是没有。

要知道，他可是当时全球最顶尖的科学家，且回国后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为何在原本说好的国宴上，竟然“找不到自己的座位”。

他不知情的是，就在几个小时前，毛主席亲自翻阅宴会名单时，提起笔，把他的名字从37桌划掉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五年的艰难归国路

要理解那一“划”的分量，须先回溯钱学森的归国路。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时任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的钱学森激动难抑，与妻子蒋英商量着回国事宜。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在他们还没动身之前，已经被美国高层盯上了。

显而易见的是，当时钱学森已经是闻名世界的顶级空气动力学专家，要是轻易放钱学森回国，势必会影响到美国的利益。

1950年，正当钱学森与夫人准备登船回国时，却被美国特工拦下了，并且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其关押进特米那岛。

后来还是在他的恩师的努力下，在交了2万美金的赎金后，才“营救”了钱学森。

美国人为何要这么做？只因为钱学森的价值太大了，令美国高层有所忌惮。

正如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曾经说过一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

此后五年，钱学森身处软禁之中，每月汇报行踪，时刻受到监视。

但他从未放弃回国的念头，直到195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张照片。

他父亲的老友“陈叔通”竟然出现在了天安门城楼上，钱学森突然眼前一亮，心想通过他或许会为自己争取到回国。

于是他写了一封信，先是邮寄给自己的表妹，然后几经周折，最终到了周公的手中。

周公收到信后十分重视，与毛主席等人商议后开始着手营救钱学森。

当时正值日内瓦会议期间，我国高层最终决定，计划以释放11名被俘美军飞行员为代价换回钱学森。

要知道培养一名飞行员的代价是极高的，美方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终于松口了。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携妻儿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踏上了归途。

临行前，有记者用英语提问，钱学森没有回答，而是说道：“我认为我对着一位中国人应该说中国话。”

此后余生皆报国

钱学森回国后，第一时间就投入到了祖国的建设之中。

1955年11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专程从北京坐飞机赶来，开门见山地问道：“钱先生，中国人搞导D，行不行？”

钱学森斩钉截铁地回答：“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陈赓听完，激动地使劲一拍桌子：“好！我就是要你这句话！”

1956年1月，陈赓在总政文工团给他安排了一个讲座，主要讲《导D概论》。

当时对于中国来说，导D之类的大型武器还是个新鲜概念，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原理。

当时现场十分火爆，堪比现在的明星见面会，贺龙、陈毅、叶帅等老帅们都跑来听课了，他们坐得端端正正，有人还拿着本子记笔记，生怕漏下一点有用的知识。

在那场讲座上，钱学森第一次提出了“火箭军”的概念，没想到几十年后，国家确实依照他的宏愿组建了火箭军，成为我军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军种。

钱学森的讲座热火朝天，老将们被搞得心潮澎湃，很快最高层也产生了兴趣，周公亲自请他去中N海，要给国家高层再上上课。

钱学森又给毛主席等人介绍了我国导D研发的前景，毛主席听后备受鼓舞，当时就决定搞我们自己的导D，还给钱学森专门配设了保镖和厨子。

1956年2月，钱学森受邀参加全国Z协二届二次会议，并在会上侃侃而谈，提出了诸多科技发展的构想。

会议结束后的2月1日晚，毛主席在怀仁堂设宴招待与会委员。

当时按照请柬上的安排，钱学森应在第37桌就座。

然而当他走到桌前，找了几遍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

正当疑惑之际，工作人员上前引导，将他带到了第一桌，与毛主席的座位紧挨着。

毛主席见他走来，微笑着招手：“来，来，学森同志，请到这里坐。”

钱学森落座后，毛主席才道出原委：“你的名字是我划掉的。”原来，他在审阅名单时看到钱学森被安排在37桌，当即提笔勾到了第一桌。

席间，毛主席与钱学森相谈甚欢。

毛主席风趣地说：“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五个师呢！我看，对我们来说，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得多。我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挥我国的经济建设。”

那一刻，摄影师按下了快门。于是便有了一张经典的照片（见下图），毛主席与钱学森并肩而坐，笑容真挚。

那场国宴，是毛主席对钱学森的礼遇，更是一个国家对科学的郑重托付。

此后多年，毛主席多次单独约见钱学森。

1956年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前，毛主席在菊香书屋接见他，讨论了“基本粒子是否可分”的问题。

当时毛主席说道：“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没想到他的这一哲学的判断，后来在物理学研究中得到了印证。

1964年2月6日，毛主席邀请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到中N海座谈。

谈及国防尖端技术时，毛主席说道：“总要搞防御的，有矛必有盾。搞少数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

一个多月后，钱学森主持召开弹道导D防御技术讨论会，“640工程”由此启动。如今我国的反导技术成就，正源于当年这一席谈话。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蘑菇蛋在罗布泊的戈壁滩上爆炸成功，钱学森负责的导D技术，为蘑菇弹的投送提供了可靠手段。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推送下，成功进入预定轨道。

当卫星传回的《东方红》乐曲响起时，钱学森眼中泛起了泪光。

从1956年的国宴到1970年的卫星发射，钱学森用14年时间兑现了承诺。

他证明了自己“比5个师力量更大”，为我国建立起了完整的导D与航天工业体系。

1956年那场国宴上，毛主席的一“划”，让钱学森坐到了自己身边，更让他看到了新中国的温暖和对科学家的尊重。

至今，那张照片依然流传在各大媒体和网络上，成为一个时代的注脚。

那个年代，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把科学家请上主桌；而科学家们，把一生的心血留给了这片土地。

钱学森晚年常对人说，对他一生影响最深、帮助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周公，一个是他的岳父蒋百里。

其实，还有一个人，是那个在国宴上把他的名字划到第一桌的毛主席。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如今，那场国宴，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那张照片里的笑容，至今仍让人动容。因为那不仅是一个人的礼遇，更是一个民族对科学的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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