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克拉玛依油井出油，毛主席召见李聚奎致谢

1953年初春，距离新中国成立还不到四年，全国大大小小的工厂里，机床发出刺耳的轰鸣声，可不少车间却因为缺油，被迫停机。许多老工人一边擦着机器，一边低声抱怨：“没有油，再好的设备也是摆设啊。”就在这一年，国家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化的大幕已经拉开，可油从哪里来，却是横在面前的一道难关。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几乎没有成体系的石油工业，炼油能力有限，产量也很低。国民党统治时期，大量依赖进口，被人卡着脖子不说，连“贫油国”的帽子都扣在了中国头上。新中国要建设，要发展，坦克要跑，飞机要飞，拖拉机要下地，离开石油根本谈不上什么工业化。不得不说，当时中央领导人看得非常清楚，如果石油问题解决不了，五年计划就会变成纸上谈兵。

有意思的是，当时的中国并没有现成的大批石油人才。老专家有一些，但远远称不上体系完备。勘探、钻井、炼油，每一环都离不开人，而这一切又都要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可要找到这血从何处涌出，谈何容易。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5年的一纸任命，让一个在战火中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军人，突然被推到了新中国石油战线的最前沿。这个人，就是后来在克拉玛依油井出油那一年，被毛主席亲自召见并感谢的李聚奎。

一、老军人“改行”，从战场到油田

李聚奎1904年出生，参加革命很早，井冈山斗争、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留下过他的身影。1950年朝鲜战场上，志愿军部队鏖战正酣，他也在战争中承担重要指挥任务。可以说，他一辈子与枪炮为伴，和石油根本沾不上边。

195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二次会议作出决定，成立石油工业部。同年，中央任命时任志愿军第十九军军长的李聚奎，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这一下子，把他自己也吓了一跳。战壕里摸爬滚打他熟，战役部署他也熟，可从军装换成干部服，去管一门自己完全陌生的工业，他心里其实很没底。

当总干部部的同志找他谈话时，李聚奎直言不讳：“让我去当石油部长，我心里真有点发怵，我不懂石油啊。”这种担心并非矫情，而是他对工作负责的本能反应。他清楚，石油是国家的要紧事，干不好，耽误的就不只是一个部门，而是关乎整个国民经济的布局。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任命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中央深思熟虑后的决策。为了带去军队那种雷厉风行、吃苦耐劳、组织严密的作风，毛主席、周总理决定从军队干部中选人负责石油工作。军委推荐了几位人选，经过综合考虑，周总理圈定了李聚奎，毛主席当即表示赞同。这在当时，是带着明确目标的安排。

不久之后，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约见了这位新上任的石油部长。谈到油的问题时，总理语气里既有压力，也带着几分殷切：“第一个五年计划快结束了，我不向你要油；可到第二个五年计划，你可得拿出石油来。”这句话说得很直白，也很重。李聚奎没有贸然拍胸脯，只是实话实说：“搞石油我是外行，从头学起，怕耽误国家的事。”周总理却坦然地鼓励：“没有什么是天生会的，边干边学。石油部还有专家，关键是把人组织好。”

这番对话，既反映出当时国家对石油的迫切需求，也能看出领导人选人用人的逻辑。不是要一个“懂一点石油”的干部，而是要一个能组织队伍、扛得住压力、冲得上去的带头人。李聚奎从战场走向油田，其实是国家对军人作风的一次延伸。

1955年9月1日，石油工业部正式挂牌，李聚奎到任。一开始，部里只有十几个人，大多是从原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局抽调来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大家挤在一起办公，连明确的处室划分都还没完全理顺。有任务就一块上，查资料、跑现场，一天十几个小时是常事。新中国许多部门都是在这种“边建设、边摸索”的状态下起步，石油部也不例外。

有意思的是，这位新部长并没有摆架子，而是主动找技术人员“拜师”。他请有专业背景的徐今强给自己上课，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就把我当小学生，从最基础讲起。”他一边说一边亲自倒水，这种态度让技术干部既意外又感动。之后的两个月里，他每天抽出两小时系统学习石油基础知识，再加上白天处理具体工作，理论和实践一起走，进步很快。

从这个小细节可以看出，李聚奎虽然是“外行”，但他很清楚，要想不耽误事，先得补上自己的短板。他没有把“我不懂”当作挡箭牌，而是当作鞭策自己的理由。正是这一点，让部里不少专家逐渐打心底里佩服这个从战场来的领导。

二、目光投向西部，克拉玛依进入视野

随着石油部的运转步入正轨，一项重要任务摆到了李聚奎面前：到底在哪些地方加大勘探力度，能有可能找到大油田？这一点，如果没有实地调查，很难拍板。他很快离开北京，先后去了玉门、独山子、抚顺等地考察，炼油厂、老油田、勘探队，一个点一个点看，几乎很少在北京久留。

在一次回京参加会议时，分管工业的薄一波碰见了他，笑着打趣：“聚奎呀，现在可成大忙人了，几次想找你开会，人都到油田去了。”这句话听起来轻松，但也说明了当时的一种状态：石油的关键，还是在风沙满天的野外，而不是在办公室里。

在众多可能的勘探区域里，新疆逐渐进入视野。早在解放前，新疆一带就有零星油苗露头的记载，新中国成立后，也有地质队陆续进行勘探，但是否存在可大规模开采的油田，专家意见并不统一。有的人认为地质条件有潜力，有的人则持谨慎态度，认为资料不够，风险太大。

在这种争论中，李聚奎没有坐在北京拍板，而是干脆带队去了新疆。他选择用最直接的办法——到现场看，用脚丈量。克拉玛依一带当时还是一片荒凉，风刮起来，沙石打在人脸上生疼。白天大家扛着工具和仪器往戈壁深处钻，晚上回来挤在临时营房的大通铺上，几床被子拼在一起，一屋子人叽叽喳喳地分析资料、交换看法。

试想一下，当时谁也说不准，这片荒滩下面到底有没有“黑金”。如果没有，投入的人力物力都要打水漂；如果有，国家的石油局面有可能从这里发生变化。就在这样的犹豫和期待中，李聚奎代表石油工业部，向党中央提交了关于在克拉玛依进行试钻的报告。这份报告，实际上是一份带着风险的“军令状”。

从后来的结果看，这一步走得非常关键。当时中央对李聚奎和石油部给予了很大信任，对于试钻克拉玛依的建议，毛主席和有关领导给予明确支持。政治层面的决断，给了基层勘探队伍极大的底气。钻机很快运抵现场，施工人员、技术人员陆续集结，一片原本沉寂的荒原，逐渐热闹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李聚奎并没有把自己当“遥控指挥”的部长，而是直接住到了钻井现场。他白天跟着技术人员看数据、听汇报，晚上则和工人们围坐一起聊天。有人担心钻不出油，他就讲自己在朝鲜战场上遇到的一件事。

那是1951年春天，他前往志愿军司令部开会，途中遇到一辆运送物资的汽车。夜里路黑，车灯没开，两车差点撞上。他当场问司机：“怎么不开灯？”司机回答得很干脆：“不开灯是为了安全，亮灯了更容易被敌机发现。就算车翻了，人有伤亡，车上的物资也还能保住。”说到这儿，他当时心里受到了很大震动——在那样艰难、危险的环境里，战士们想到的还是如何保证物资不丢。

李聚奎把这个故事讲给钻井工人们听，然后说：“那时候，子弹就在头顶飞，还得往前冲；如今我们是在为国家找油，条件比前线好得多，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在场的人听完，难免心里一热。军人的经历，被他用在了油田的动员上，这种方式朴实，却很有感染力。

三、1955年的喷油声，改变了一片荒原

钻机开动以后，时间一天天过去，大家的心情也在起伏。井下情况看不见摸不着，只能靠仪器数据分析，加上经验判断。每一次更换钻头，每一次停机修理，都是在和未知较劲。当地的自然条件很严酷，风沙侵蚀设备，昼夜温差大，生活条件也简陋。可队伍咬着牙坚持下来，没有人轻易说退。

1955年10月29日这天，对在场的人来说，注定成为忘不掉的日子。钻到一定深度后，井口开始出现异常情况，技术人员迅速判断，可能有油气上涌的迹象。随即，随着一次关键操作完成，原油带着压力猛地从井口喷涌而出，黑亮的油柱在阳光下格外醒目，周围的人下意识地欢呼起来，有人激动得眼眶都红了。

对于在笔下记录历史的人来说，这可能就是“克拉玛依油田出油”那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可对那些站在井场上的工人、技术员、指挥人员来说，这是漫长等待、反复计算、无数汗水凝成的结果。李聚奎当时就在现场，他清楚地知道，这不仅是个人的一次“赌对”，更意味着国家的石油布局往西打开了一个新的突破口。

很快，这条消息通过专报上报中央。11月26日，新华社正式对外播发克拉玛依油井出油的消息，全国各地都听到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新闻。对于普通群众来说，“新疆出了油”，还是一个略带遥远感的消息。可对关心国家经济建设的干部和工业战线上的职工来说，这背后的意义不言自明。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主要依靠玉门等老油田支撑，产量有限。克拉玛依油田的发现，说明在辽阔的西北地区，地下还可能蕴藏着更多的资源。更关键的是，它增强了人们对“自己找油、自己采油、自己用油”的信心。国家从“贫油”的阴影中走出来，虽然还需要时间，但方向已经更清晰。

不得不说，克拉玛依的试钻没有停留在纸面上的争议，而是由李聚奎带队，把争论变成了实践。事实证明，当时那份看似冒险的报告，是有根据、有担当的决策。这也是石油战线和军队作风结合的一个写照：先调研，再下决心，一旦确定，就咬牙干到底。

四、中南海的一次会面与一支“石油师”

克拉玛依成功出油后不久，毛主席在中南海约见了李聚奎。这两个人并不是第一次见面。早在1930年前后，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中，李聚奎在战斗中腿部负伤，被抬往后方休整，在途中遇见了正在转移中的毛泽东。毛泽东特意停下来，关心他的伤势和部队情况。那时的两人，一位是前线指挥员，一位是正在领导红军浴血奋战的核心人物，谁也想不到，二十多年后，还会因为“石油”再次坐在一起谈话。

1955年这次见面，身份和场合都已不同。毛主席握着他的手，开门见山地说了一句：“你辛苦了！感谢你让油流出来了。”这句话看似朴素，却非常有分量。主席没有去讲多少套话，而是把功劳落在“让油流出来”这件事本身。这种表达方式，很符合他一贯重视实际工作成果的风格。

在随后的谈话中，李聚奎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克拉玛依勘探、试钻的经过，包括专家意见的分歧、实际地质情况、钻井中的技术问题以及未来扩大开发的设想。他并没有刻意回避当初的风险，也没有渲染个人功劳，而是把工人、技术人员、勘探队伍的努力一一讲清。

聊到后续安排时，李聚奎提出了一个设想：希望把解放军第十九军五十七师改编为“石油师”，以后专门从事石油方面的工作。他的意思很直接——石油战线需要一支纪律严明、能吃苦耐劳、组织性强的队伍，而这样的特质，在军队里积累得最为充分。如果把部队的好作风带到油田，许多难啃的硬骨头，就有可能啃下来。

毛主席听后点头赞成。这种由战斗部队向建设队伍的转换，在新中国成立后并不罕见，但改成“石油师”这样明确方向的调整，还是很有特点。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战士，脱下军装，换上工作服，走向钻机、井架、管线，这是那个时代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幅画面。枪口不再对准敌人，而是对准贫困和落后。

值得注意的是，李聚奎担任石油部长的时间并不算很长，从1955年到1958年，大约三年多。1958年，他按组织安排，调回军队工作。有人可能会疑惑：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在石油部只是“过客”？从结果看，这种理解并不准确。他在石油部任职期间，推动了勘探布局、队伍建设和工作作风的转变，尤其是克拉玛依油田的开启，为之后大庆等更大油田的开发，间接打下了基础。

石油工业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系统工程，不可能只靠某个人单独支撑。但在关键节点上，一个敢负责、敢拍板、能下到现场的领导，往往会起到“定盘星”的作用。李聚奎把战场上的那股劲，完整地带到了石油行业，这一点，从后来老石油工人口中的回忆中，可以反复印证。

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到1955年克拉玛依油井喷油，再到1958年前后石油战线不断扩展，新中国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从“严重依赖进口”向“逐步自给”的关键转折。其间涉及无数人的努力和牺牲，很多名字未必被广泛记住，但节点性的事件，总归要有人扛起责任。

回头看李聚奎这段经历，从一名一心戎马的军人，到肩负石油部的重任，再到在西北荒原上见证原油喷薄而出，他的轨迹折射出新中国早期干部的一个共性：只要国家需要，即便是完全陌生的领域，也要硬着头皮上，边学边干，在实践中完成自我“转岗”。石油从地下涌出的那一刻，不只是一口井的胜利，也是这种精神的一次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