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伟达：卖芯片是为了让你继续用CUDA，不卖你就自己搞一套

英伟达H200芯片的出口问题，反映出的不是美国的技术封锁有多成功，而是华盛顿内部的深刻撕裂，以及中国市场正在发生的结构性转变。

这笔几经周折的生意，最终可能谁也做不成，因为一方不知道该不该卖，另一方则越来越觉得没必要买。

最近关于英伟达的消息很多，表面来看，黄仁勋数月来的游说似乎取得了成功，美国政府看似已经松口，允许英伟达向中国出售H200。

但实际上，事情远非如此简单。这扇为英伟达打开的窗户，不仅狭窄，而且随时可能再次关闭。更重要的是，窗外的风景已经和几年前大不相同。

在对华技术出口这个问题上，特别是关于英伟达的先进AI芯片，华盛顿内部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内战”。

这场战争的双方，代表了两种根本不同的逻辑。

第一种是黄仁勋所代表的“生意逻辑”。他反复向白宫陈述一个观点：将美国公司排除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芯片市场之外，并不能阻止中国发展AI，反而会迫使中国倾尽全力，打造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技术生态。届时，美国公司失去的不仅是数百亿美元的收入，更是在全球范围内催生了一个强大的、不受控制的竞争对手（比如华为）。

这套逻辑的核心是，与其让中国在“暗处”独立发展，不如让其在“明处”使用美国技术，这样既能赚钱，又能通过技术依赖保持一定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同意对H200出口征收25%的收入分成，正是这种“生意逻辑”的体现。

第二种则是马可·卢比奥和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强硬派为代表的“安全逻辑”。在他们眼中，高端AI芯片不是商品，而是21世纪的“战略武器”。AI时代的竞争，本质上是算力的竞争。任何流入中国的高性能芯片，都可能被用于军事现代化、情报分析和网络战，从而缩短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

因此，对华技术政策的核心目标应该是“延缓”和“遏制”，而不是“交易”和“管理”。至于美国公司的短期利润损失，在国家长远安全面前，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代价。

这两种逻辑的冲突，直接导致了H200出口政策的出尔反尔和停滞不前。

美国的出口管制体系并非总统或商务部长一句话就能定夺，而是一个复杂的跨部门审查机制。商务部下属的工业与安全局（BIS）虽然是主管单位，但它发出的任何涉及国家安全的许可证，都必须经过国务院、国防部和能源部的会签。这三个部门中的任何一个，都拥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

这就是当前僵局的核心。尽管特朗普点了头，商务部也完成了审查，但皮球被踢到了国务院那里。国务院的官员们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对H200的出口附加更严苛的条件，并进行无休止的最终用途审查。他们不相信所谓的“纯商业用途”承诺，认为中国的算力资源在必要时都可以服务于国家战略。

而卢比奥这样的政治人物，则为这种制度性的阻挠注入了强大的政治动能。他不断在国会推动立法，试图将行政部门的管制政策“锁死”，通过法律形式“推定拒绝”所有对华高端芯片出口。

他还非常擅长将一个商业技术问题，上升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将任何支持出口的言论都贴上“短视”或“不爱国”的标签。

所以，我们看到的景象是：黄仁勋在前门游说，卢比奥就在后门堵截；商务部想做生意，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则牢牢踩住刹车。

英伟达的H200芯片，就卡在这场华盛顿的内部拔河赛中，动弹不得。

在这场拉锯战中，英伟达看似是一个被动的棋子，但黄仁勋的策略远比表面看起来要深。他真正想守护的，并不仅仅是H200这一款芯片的销售额，而是英伟达最核心、最深厚的护城河——CUDA生态系统。

硬件总是在不断迭代的。今天最先进的H100，明天就会被B200取代。但软件生态一旦形成，其用户粘性是惊人的。

CUDA是一个并行计算平台和编程模型，它允许开发者使用C++等高级语言，直接利用英伟达GPU的强大计算能力。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全球数百万AI开发者、数千个加速应用程序、无数的科研项目，都已经深度绑定在CUDA之上。

对于一个AI公司来说，从英伟达平台迁移到另一个平台的成本，绝不仅仅是更换一批硬件那么简单。它意味着重写底层代码、重新训练模型、重新构建整个开发和部署流程。这个成本是极其高昂的。

黄仁勋的“生意逻辑”背后，隐藏着这条更深的“生态逻辑”。他担心的不是中国买不到英伟达的芯片，而是中国因为长期买不到，干脆下定决心，另起炉灶，打造一个与CUDA平行的，以华为昇腾和CANN计算架构为核心的AI生态。

一旦这个新的生态系统在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中成熟并闭环，它就可能向全球扩展，直接挑战CUDA的统治地位。这才是对英伟达釜底抽薪式的打击。

因此，向中国出售性能稍逊一筹的H200，在黄仁勋看来，是一笔划算的“生态维护费”。它能让中国的AI开发者继续留在CUDA的舒适区里，减缓他们向国产平台迁移的动力。

只要中国的开发者还在用CUDA，英伟达就仍然掌握着AI时代“操作系统”的主导权。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英伟达愿意接受美国的各种苛刻条件，包括25%的收入分成、第三方在美测试等。因为它的目标是战略性的，而非机会性的。卖H200是为了保住CUDA的未来。

这个策略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华盛顿的“内战”结果，更取决于中国市场的耐心还剩下多少。

就在华盛顿还在为“该不该卖”而争吵不休时，中国市场的态度正在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一个显著的信号是，在美国宣布放行H200后，中国方面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抢购潮”。

这种“冷处理”的背后，是中国在应对技术封锁时的“战略定力”。这种定力来源于两个方面。

首先，美国持续多年的极限施压，客观上起到了“倒逼”的作用。它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将中国的资本、人才和政策资源，全部推向了国产芯片的研发和应用。

华为的昇腾系列芯片正在快速迭代，其最新的910C芯片，在一些关键性能上已经可以达到H200的80%-90%。更重要的是，华为正在全力构建与之配套的MindSpore框架和CANN计算架构，试图复刻一个“中国版”的CUDA生态。

同时，像阿里巴巴、字节跳动这些中国最大的算力需求方，也在进行痛苦但坚决的生态迁移。这个过程一旦完成，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独立于美国的技术闭环。届时，就算美国敞开大门，他们也未必愿意再回来了。

中国决策层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在AI这种关键领域，任何依赖于外部、尤其是依赖于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供应链，都是不可靠的。今天可以卖给你H200，明天就可以断供，甚至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远程控制。

这种不确定性，对于需要长期稳定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来说，是致命的。

因此，中国的策略可以概括为“以空间换时间”。即宁愿在短期内牺牲一部分AI发展的效率（空间），也要为国产技术生态的成长争取到宝贵的时间。国产芯片或许在绝对性能上仍有差距，但它胜在供应链安全、价格低廉、以及本土化的生态支持。对于绝大多数AI应用场景（尤其是推理而非训练）来说，“够用”比“最强”更重要。

所以，H200对中国市场的价值正在快速递减。它正在从一个“必需品”，变成一个“补充品”，甚至在一些人看来，是一个“潜在的特洛伊木马”。

当买家已经不再急于购买时，卖家内部的争吵就显得更加讽刺了。

英伟达H200的入华困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那就是以全球化分工为基础，由美国提供核心技术、中国提供庞大市场和应用场景的科技合作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这场博弈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几百万片芯片的买卖，而在于它揭示了中美双方在科技战略上的根本性分歧和路径依赖。

美国的“安全逻辑”派，仍然沉浸在冷战时期的路径依赖中。他们习惯于用制裁和封锁作为武器，认为只要切断供应，就能锁死对手的发展。但他们忽略了，在科技竞争这个领域，压力往往是创新的最大动力。一个拥有庞大市场、完整工业体系和坚定国家意志的对手，是不可能被简单“卡脖子”卡死的。他们的做法，最终结果很可能是既让本国企业失去了市场，又逼出了一个更加强大和独立的竞争对手。这是一种战略上的短视。

而中国，则在这场被迫的“独立行走”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战略耐心。它正在努力摆脱对单一技术路径的依赖。这种努力虽然痛苦，但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带来一个更具韧性和多样性的技术生态。

对于英伟达和黄仁勋来说，他们精准地看到了单纯硬件封锁的弊端和软件生态的重要性，并试图在地缘政治的夹缝中，为自己的商业帝国寻找一条生路。但他们可能低估了时代变化的剧烈程度。当潮水的方向改变时，再高明的舵手也难以逆流而上。

H200的漫漫入华路，最终通向何方，已不再由英伟达一家公司决定。

它取决于华盛顿内部的争斗何时休止，也取决于中国自主生态的成长速度。但无论结果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全球AI产业的版图，正在被深刻地重塑。那个由一家公司、一种架构主导的时代，可能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