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鼓励，外国未婚女性入籍？“男多女少”难题，中国出奇招

说一件你可能想不到的事，北京某个相亲角，站满了俄罗斯、伊朗、韩国女性，手举征婚牌，目标明确，找中国男人。

这不是商业噱头，而是真实正在发生的场面。

随着社交媒体的视频一夜爆红，不少人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建议，应当给予符合条件的外国未婚女性中国永久居留权，甚至鼓励她们入籍。

有人嗤之以鼻，有人热烈支持。

但是这绝不仅仅是“婚姻自由”的问题，这背后藏着的是中国长期结构性人口危机的倒影、全球人口迁徙趋势的起点、以及对传统“民族国家”主权认知的一次深水拷问。

换句话说，就像“鼓励生育”绝不仅是补贴几块钱，这波关于“外国女性入籍”的建议，其实是一场大棋。

先看现实，为什么这个建议能冒出来？三个字，人不够了。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当前20-40岁的适婚男性比女性多出整整3000万人。

这3000万人中，绝大多数集中在农村、欠发达地区，而这些地区又恰恰是最难“娶到媳妇”的地方。农村留不住本地女性，城市压垮了年轻人生育的欲望。

不解决婚配失衡，谈人口提升，根本是空中楼阁。

第二个现实，更扎心，中国生育率创新低。

2023年，全国出生人口仅902万人，创下1978年以来新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1.0，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2.1这一国际公认红线。

放眼世界，有这个“严重少子化”病的，不只有我们，日本、韩国、意大利全都在排队。

鼓励本国年轻人生育？当然是根本，但短期见效难。而与其指望只靠国内力量翻盘，不妨引入外力。

这就是支持者所持的逻辑，输入婚配资源，以俄女为代表的“东欧婚姻输入潮”成为突破口。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偏偏是俄罗斯女性？

其实就是选她们，是有“变量优势”的。

一方面，俄罗斯等东欧国家“女多男少”局面突出，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现阶段，俄罗斯性别比为100：86，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不少，女性普遍经济压力大、生活环境偏紧，部分人确实希望通过婚姻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

看到这，有一部分人的疑问也冒出来了。

这是不是在搞“民族人口工程”？会不会稀释我们的国家认同？是否违背了传统婚姻观？

必须说，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绝不可能靠单一措施一劳永逸，更不该情绪化看待。

事实上，历史早就给过中国类似的经验样本。

明代永乐到宣德年间，为加强宗主国地位，明朝多次从朝鲜“征召”未婚女子入宫为嫔，甚至给予所谓的“皇亲”地位。你敢信，朝鲜还主动请求“纳女入明”以表“事大之诚”。

虽然那是朝贡体系的产物，但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并不陌生于通过婚姻、人口流动来加固国家战略与外交格局。差的是背景，变的是方式，核心逻辑却源远流长。

当然，任何政策都有得有失，说破天鼓励外国女性入籍，也绝非一件无争议的事。

这项政策如果不配合法制完善与风险控制，确实存在灰色婚姻与非法经济利益链滋生的隐患。防止“假结婚、真牟利”成为必须防守的底线。

最后，国籍，是主权认同的沉重符号。我们不该也不能随意地“简化入籍”，否则一旦大规模推行，风险不是小觑的。

但话又说回来，若我们什么都怕，那也就什么都推不动了。

与其画地为牢，不如借助全球人口流动的新趋势，设计出一条“有控制、可试点”的路径，真正让中国从“人口红利，走向人口质量红利”。

所以应该认同政策要审慎执行，但反对“因噎废食”的清谈成风。

对于此有三点建议。

第一步，可选取中西部人口失衡较严重的几个小县市试点，设立“引入型婚配资源示范区”。

第二步，明确五道关卡，婚姻真实性验证、语言能力评估、法律适应考试、家庭融入动态跟踪以及子女教育归属权管理。

第三步，可干预但不强推。政策强调的是“鼓励和引导”，而不是“包揽和安排”。

不搞行政式下命令，更不去刻意“规划婚姻”。背景是现实问题，方式是制度创新，目的始终是为中国解人口困局，也借此顺应世界趋势下的新国民结构演进。

我们必须看到，今天中国面临的很多焦虑，包括房价、落户、生育、婚姻，本质上都是“人”出了结构性问题。

很多时候，看上去政策在“纠偏”，其实是在为未来求生存。人口，不只是家庭事，更是国家战略的起点。

从这个角度说，所谓“鼓励外国未婚女性入籍”的尝试，其实是一次“以生存换结构、以婚姻换未来”的政策侧翼突破。

它不一定是终局，但也绝不能被邯郸学步式的批评轻易否定。

中国不缺人口，但缺的是“适龄婚配人群”和“愿意生育的家庭结构”。

开放与引入外国适龄女性，是走在人口创新思路上的一小步，但却可能为我们带来结构逆转的一大步。

关键在于，怎么做、做多大、如何控制边界，而非简单做不做。拿捏好尺度，我们才能在人口周期转弯处，给未来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