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回湖南老家,我亲眼看见表哥在深圳送外卖,过年塞给亲戚五千块,转身被亲戚当笑话讲:“在深圳扫地也这么大方?”
他没说话,把最后一张红纸折成小船,放进了灶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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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块不是小数目,够我在深圳租个单间住一个月。可一进村口,就得开始发——伯父300块,姑妈200,堂弟家两个小孩每人500,连隔壁喊我一声“表哥”的远房堂侄都塞了100。
钱是真花出去了,但回家后我妈翻微信账单,指着那行“支出:¥5010.00”,只叹气:“回本?怕是三年都回不来。”
广东那边听表妹讲,她爸发红包就用五块钱纸币,卷成筒塞进利是封,见人就发,连村里卖凉茶的老伯都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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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没人比谁多谁少,图个吉利。你多给,人家反而不好意思。”
我们这边不行,多给是应该,少给是没出息,不给就是不认爹娘祖宗。
我今年没加几个亲戚的微信,不是不想,是加了也聊不来。
他们问我在深圳干啥,我说送外卖,对方就笑:“哎哟,那可比我们强多了。”
可第二天吃饭,就有人夹着菜说:“现在年轻人,赚点钱全往自己兜里搂,连点人情味都没了。”
我低头扒饭,没接话。
村里有人试过搞“五十元倡议”,贴在祠堂门口,字还没干,就被风吹跑了。
没人当真。因为大家早把红包当成一种“该交的钱”——你在外头挣了钱,家里人嘴上不说,心里早把你工资条算清楚了。
交少了,说是不懂事;交多了,又嫌你显摆。
我前两天在旧手机里翻到小学作文本,里面写着:“过年最开心是拿压岁钱,能买辣条,能买小鞭炮。”
现在孩子拆红包前要先看金额,看完还下意识摸手机拍下来,发家庭群。
不是炫耀,是怕漏发、错发、记混,被说“不懂规矩”。
红包封还是红的,纸也没糊,就是轻了。
轻得拎起来听不见响,拆开来也烫不了手。
去年我给小侄子包了五百,他拆开直接问我:“叔叔,这能换多少个盲盒?”
我没答,把剩下的零钱换了包糖,塞进他口袋。
红包不是不能给钱,是别让钱成了唯一开口说话的东西。
它本来是长辈塞进你手心的一股热气,现在倒像按着计算器称重后,硬塞进来的秤砣。
红纸还在,热气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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