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今年回湖南老家，我亲眼看见表哥在深圳送外卖，过年塞给亲戚五千块，转身被亲戚当笑话讲：“在深圳扫地也这么大方？”
他没说话，把最后一张红纸折成小船，放进了灶膛里。
5000块不是小数目，够我在深圳租个单间住一个月。可一进村口，就得开始发——伯父300块，姑妈200，堂弟家两个小孩每人500，连隔壁喊我一声“表哥”的远房堂侄都塞了100。
钱是真花出去了，但回家后我妈翻微信账单，指着那行“支出：¥5010.00”，只叹气：“回本？怕是三年都回不来。”
广东那边听表妹讲，她爸发红包就用五块钱纸币，卷成筒塞进利是封，见人就发，连村里卖凉茶的老伯都有份。
她说：“没人比谁多谁少，图个吉利。你多给，人家反而不好意思。”
我们这边不行，多给是应该，少给是没出息，不给就是不认爹娘祖宗。
我今年没加几个亲戚的微信，不是不想，是加了也聊不来。
他们问我在深圳干啥，我说送外卖，对方就笑：“哎哟，那可比我们强多了。”
可第二天吃饭，就有人夹着菜说：“现在年轻人，赚点钱全往自己兜里搂，连点人情味都没了。”
我低头扒饭，没接话。
村里有人试过搞“五十元倡议”，贴在祠堂门口，字还没干，就被风吹跑了。
没人当真。因为大家早把红包当成一种“该交的钱”——你在外头挣了钱，家里人嘴上不说，心里早把你工资条算清楚了。
交少了，说是不懂事；交多了，又嫌你显摆。
我前两天在旧手机里翻到小学作文本，里面写着：“过年最开心是拿压岁钱，能买辣条，能买小鞭炮。”
现在孩子拆红包前要先看金额，看完还下意识摸手机拍下来，发家庭群。
不是炫耀，是怕漏发、错发、记混，被说“不懂规矩”。
红包封还是红的，纸也没糊，就是轻了。
轻得拎起来听不见响，拆开来也烫不了手。
去年我给小侄子包了五百，他拆开直接问我：“叔叔，这能换多少个盲盒？”
我没答，把剩下的零钱换了包糖，塞进他口袋。
红包不是不能给钱，是别让钱成了唯一开口说话的东西。
它本来是长辈塞进你手心的一股热气，现在倒像按着计算器称重后，硬塞进来的秤砣。
红纸还在，热气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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