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二十四）：把胡进思比做曹操，是否合适？

胡进思的跋扈劲头儿，真有点像曹操，特别是对待七郎钱弘倧，甚至有超过曹操之势。后期，他又杀掉了水丘昭券这位吴越第一君子，真是嚣张至极，钱弘俶也奈何不得，直到他自己自然死亡。当然他还没有完全做到“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没有让子孙篡位（他那个儿子也不行），但我还是觉得他跟曹操有一拼。

把胡进思比作“吴越国的曹操”，确实是个很有意思的角度。他很像曹操，但又不完全是。

他们在权力路上有相似之处，但底色和结局却截然不同：

两人都靠军功起家，借由拥立之功掌握朝政。胡进思早年与钱元瓘共患难，奠定了信任基础。后来更是联合他人扳倒权臣阚璠，并在三朝更迭中屹立不倒，最终在947年发动兵变，废掉与自己不合的钱弘倧，改立钱弘俶，成为吴越国的实际操控者。

两人最大的不同在于野心和结局。曹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奠定曹魏基业。而胡进思更像一个恋权的“老兵”，废立君王后，面对新王钱弘俶保全废王的请求，也只能“惭而退”。最终他在担忧和内部斗争中背负叛臣之名，因疽发背而死（一说忧惧而死）。

说胡进思是“忧惧而死”，并非文学演绎，而是基于史料的明确记载。这个结论主要建立在 “刺杀失败”与“疽发背而死” 这两件事的因果链条上。

刺杀失败是压垮心理的最后一根稻草。胡进思在发动政变、拥立钱弘俶后，最害怕的就是被废的前王钱弘倧卷土重来。他多次请求新王杀掉钱弘倧以绝后患，但都因钱弘俶以“吾终不忍”为由拒绝 。急于自保的胡进思决定铤而走险，他先是假传圣旨，命令看守钱弘倧的将领薛温动手，但薛温严守新王“以死拒之”的命令，没有中计 。一计不成，胡进思又于深夜派遣方安等两名刺客翻墙行刺。所幸钱弘倧紧闭房门大声呼救，薛温率众及时赶到，当场将两名刺客击杀 。

两次精心策划的刺杀接连失败，对胡进思造成了毁灭性的心理打击。他意识到，新君钱弘俶看似对他恭敬，实则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保护废王。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仅没能消除后患，反而彻底暴露了不臣之心，且毫无挽回余地。在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恐惧下，他的身体很快垮掉了。

多部权威史书都记载了他紧接而来的死亡，并将死因与这种心境直接挂钩：

《资治通鉴》记载：“弘俶畏忌进思，曲意下之。进思亦内忧惧，未几，疽发背卒。”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也明确写道：“进思忧惧，居无何疽发背卒。”

宋代古籍中的记载更带有感情色彩：“其年夏四月，进思疽发背而卒，越人快之，以为阴灵之诛逆也。”

由此可见，胡进思的死因“疽发背”（一种因免疫功能崩溃导致的严重皮肤感染），在当时就被认为是极度忧惧所致。正史中“忧惧”与“疽发背”并提，清晰地勾勒出了他从心理崩溃到身体死亡的完整过程 。

下面是吴越权臣胡进思与曹操的比较：

胡进思（吴越国）

曹操（东汉末）

‌忠诚性质‌

‌以保全政权为最高忠诚‌
虽行废立，但始终未僭越称王，拥立钱弘俶后主动交权，临终前拒杀废主，被《十国春秋》评“识大体，能全国”。其行为动机聚焦于避免内战、延续钱氏基业，最终促成“纳土归宋”的和平统一。

‌以家族代汉为终极目标‌
虽终身未称帝，但加九锡、建魏国、设百官、用天子仪仗，已具帝王实权。《三国志》称其“总御皇机，克成洪业”，实为曹魏代汉铺路。后世视其“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因权力扩张始终服务于曹氏篡汉。

‌权力运作‌

‌军权独揽，政变夺权，但不建私国‌
947年率内牙军政变，软禁钱弘倧，拥立钱弘俶，掌控禁军十余年。官至内牙都指挥使，但未设独立政权机构，未改年号，未立宗庙，权力依附于吴越王室。

‌制度性架空皇权，构建替代体系‌
213年封魏公，216年进魏王，建魏国于邺城，置丞相、百官、宗庙、礼乐，自设“魏国”行政系统，汉廷仅存虚名。《资治通鉴》载：“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已逾人臣之极。

‌结局与身后‌

‌善终而失势，死后清算‌
948年疽发背卒，享年90岁（《新五代史》《吴越备史》）。死前忧惧废主复辟，未及传位子孙。死后其子胡璟被贬，亲信遭清洗，吴越政权迅速回归王权，未形成世袭权臣家族。

‌善终而传位，子孙篡汉‌
220年病逝于洛阳，享年66岁。死后谥“武王”，其子曹丕于同年逼汉献帝禅让，建立曹魏，追尊为武帝。其家族完成从权臣到皇族的彻底转型，权力实现制度化继承。

‌历史评价‌

‌正史中偏正面，被视“乱世保国之臣”‌
《十国春秋》称其“虽行废立，实为安社稷”；《资治通鉴》未斥其逆，反记其“忧惧而卒”，隐含对其克制的肯定。后世史家多将其与冯道并列，视为五代“识时务之智者”。

‌正史称“超世之杰”，传统史观斥为“汉贼”‌
《三国志·武帝纪》陈寿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高度肯定其才略；但《后汉书》《三国演义》强化其“挟天子”“诛忠良”形象，使其成为“奸雄”符号，道德评价长期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