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处说坏，好处说好

人们要说真话，就要坏处说坏，好处说好，而不能总是顾及面子，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也不能总是给领导拍马屁，以免把马给拍死了。

鲁迅先生说过：“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文学批评是这样，人们的交往也是这样。在文学批评中，批评家要具有一双慧眼，具有一定的文学功底，知道作家写了什么，也知道作家写的哪些地方可以褒扬，哪些地方可以批评。倘若批评家只是顾及面子，就像古代那些诗人一样，互相写诗酬唱，互相吹捧，就可以提高名气，那么批评家就失掉了良心。因为批评家总是要秉持公平公正的理念，要给读者介绍好的文学作品，要规范作者的创作，不然批评家的存在就是不合理的。人们的交往也是如此，往往总是顾及面子，要互相给面子，而不能直接指责对方的毛病。倘若两个人见面就互相贬损，那么很快就会不欢而散。一群人更是如此，并不能互相贬损，而是要互相捧场。你说我的好处，我说你的好处，甚至互相打哈哈，要互相请客吃饭，还约定了时间地点，说谁不去谁就是小狗。可是到了约定的时间，谁也不去。他们说互相请吃饭，只是给别人看的，只是打招呼，维持好的面子。说白了是一种表演，却可以蒙骗很多人。有了打招呼的轻浮与大而无当，就有了各种各样面子上的话。总是你好我好他也好，谁都不得罪，当然就不会把关系闹僵了，也不会互相为仇。可是真到了办事的时候，不管关系多么硬，还是需要银子，没银子还真办不了事。这就是社会，这就是人情，而各种各样的人情关系，都是银子说了算。

古代的大臣给皇帝汇报的时候，总是报喜不报忧，哪怕是坏事也能汇报成好事。倘若官员治下出现了饥民闹事的现象，那么官员就会“捂盖子”，不会如实禀报。即便上级和皇帝知道了，官员也仍然会把坏事汇报成好事。说有几个饥民想闹事，官员劝说他们，让他们回家老老实实种地，就算是没事了。同时，官员要强调宣扬教化的重要性，还要亲自带头宣扬教化，让老百姓知足常乐，让他们读一读唐诗宋词，教他们礼仪文化，而不会强调造反有理。官员在科举考试的过程中，早就养成了琢磨的功夫，会琢磨皇帝的意图，琢磨主考官的心思。琢磨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会把坏的说成好的，把黑的说成白的，当然做官之后就有了这样的文笔功夫，遇到坏事根本不怕，只要汇报得当，把坏的说成好的，就可以轻松蒙混过关，甚至还会为此加官进爵。当然官员暗地里的动作是不少的，要善于给上级送银子，送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化解各种危机，哪怕治下出现了饥民闹事的现象，出现了土匪抢劫的现象，还闹出了人命，官员也照样可以“捂盖子”，不让消息散布出去，照样可以加官进爵。官员会把坏处说成了好处，而对于政敌，官员却可以把好处说成坏处，总是要挑毛病，总是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倘若官员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人和事，就会出现巨大的偏见，甚至会引导舆论。

到了现在，似乎古代官场的遗留风气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影响了很多官员。他们仍然会报喜不报忧，不会把真实的情况报告上去，不但会“捂盖子”，而且会“打棒子”，会搞各种权钱色交易，当然也就顺风顺水了。他们往往每年都要让秘书写一些新闻，发表在报刊上，就是写当地的一些好事，而这些好事并没有什么大的特色，甚至秘书把去年的新闻拿出来，重新修改润色，发出去就可以当成今年的新闻，也就是去年的所谓好事可以当成今年的好事来报道。至于粮食大丰收，农民抱着金灿灿的稻谷微笑之类的，还有领导深入基层，和底层员工合影之类的，早已经不是新闻，也早已经泛滥了，每年都有。他们似乎没有关注那些豪华酒店旁边乞讨的残疾人，没有关注那些整天在垃圾箱里翻捡矿泉水瓶子的大爷大妈，没有关注那些辍学的青少年，没有关注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没有关注那些卖淫的特殊职业妇女，也没有关注那些被包养的女人。似乎形势一片大好，没有什么阶级差距，也没有什么吃不上饭的现象，更没有底层互害的逻辑。他们往往会奇怪，为什么社会进步这么大，人们生活也好了，还是有人作奸犯科，还是有人犯罪。可是他们偏偏不会反省自己行贿受贿算不算犯罪？自己允许重污染企业存在，以罚代管，算不算犯罪？自己允许那些特殊职业妇女出入于洗脚城、按摩城等地方，算不算犯罪？自己把各种官职都做了标价，用于买卖，算不算犯罪？

他们总是把坏的说成好的，把生意红火的洗脚城、按摩城说成是经济发展的标志，把人们购买年货说成是刺激消费的结果，也是市场繁荣的标志，把千千万万的房奴和车奴说成提前消费，其实只不过让他们付出了更多的代价而已，也让他们沦为廉价劳动力。坏处说好，好处也说好，那么社会形势就会一片大好。而那些标志坏的词语，早已经在人们的口头消失了，主要还是在报刊媒体上消失了，人们也就不再提了。诸如雾霾、卖淫、嫖娼、吸毒、二奶、小三、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产、买官卖官、性贿赂等等词汇，大多都消失不见了。代之以和谐、美好、繁荣、自由、平等、博爱等词汇，似乎社会真的变得美好了，因为很多人进入了城市，已经成了城里人，也就不喜欢回农村了，而农村似乎成了落后的标志。辩证法告诉我们，有好就有坏，并不能只关注好的，需要同时关注坏的，把坏的变成好的，而不是在变的过程中，把坏的说成好的。就像新闻一样，总是报道国内的好事，报道外国的坏事，却不会全面报道，似乎可以激发国人的自尊和自信，其实是一种愚民的表现。外国的新闻很多不是这样的，他们会报道自己的坏事，报道外国的坏事，当然好事也会报，总是最新报道，速度最快，而且好坏都报，算是比较客观，也是比较自由的。

一个人难得的是说真话，说实话，坏处说坏，好处说好，而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都办不到。要想获得真话和真相，还是自己去寻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