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丨金钱年代的文学、爱情与自由

本文节选自法国作家让-马克·帕里西斯的小说《恋人》。这是一个悲伤而唯美的爱情故事，在一个“金钱年代”，我与爱娃成了一对与文学艺术相伴的精神伴侣：

那时最悲观的思想家谈论的是混乱和颓废，但我今天看来，那个时代几乎是温柔的，是相当有人情味的。精神病还没有彻底侵蚀所有人的身体和大脑。正是那个十年在自己的混乱中放过了七十年代的一点无序、一点浪漫、一点纯真。我们还可以既无暴力也不蔑视地嘲笑自己和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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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每星期二都给我打电话，也就是我的报纸出报的那个晚上。她对我的工作总是显得很热情，甚至兴奋。我们对每个作者的看法经常是一致的，但我印在报纸上的姓名和我在策划中的声音对她来说似乎就足以成为我存在的证据了。

我们很少见面。每月一两次约会，每次一两个钟头，在奥德翁剧院那边或圣米歇尔大道那边的咖啡馆里。我们相互倾听，相互注视，耐心地相互打探各自的消息。她注册了文学硕士学位，她看朋友，看电影，看展览，她经常出门，她去的那些地方是我从来没有涉足过的。我这边呢，我在我的报社英雄史诗中添油加醋，那些要在深夜打出来的文章和那些充满咖啡因的英勇的黎明。我们抱着嘲讽和友善的态度相互较量。然后我们兴高采烈又不失腼腆地说完再见就分开了。我们还不了解对方面颊的气味。主要问题在其他地方，不着急。

十二月一个星期二的晚上，我向她建议，我们抛开电话，用真人的声音谈一谈，就这么一次。我已经准备好立即越过塞纳河了。我们从来没有在夜间见过面。我知道，她不像母鸡睡得那么早，她家附近那个印在明信片上的咖啡馆对我们的交谈来说再合适不过了。我隐隐约约地希望她能邀请我进入她的房间。让我惊讶的是，她邀请我去第十四区她父母的家，他们回家很晚，但也不是清晨才回家。我带上了我的巴黎地图，那时，这张地图是比我的护照都更有用的东西。我进入的每个城区都像一个新的国家，第十四区像大陆一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我走过佩尔恩蒂地铁站附近一连串蜿蜒曲折的小路，终于找到了那条街，又找到了那栋房子，它是三层平顶楼房，像一张高耸的多米诺骨牌。我按下栅栏上的门铃，爱娃几乎同时就来给我开门了，她穿着紫色的连衣裙和黑色的裤袜。通向楼梯的门厅和走廊看起来像一间小博物馆，阿兹特克雕像或非洲雕像无畏的目光下展现着一幅幅奇特的油画和素描，我不大了解这些东西。在二楼，客厅里铺着细绳编织的地毯，爱娃后来告诉了我这些细绳叫什么，它们的名称出人意料：海灯芯草。其他一些油画也在墙上闪闪发光，它们在卤素灯的弧光下，发出抽象的反光，似乎带有更多的嘲讽意味。真皮大沙发的麝香气味让我感到压抑。两杯杜松子酒大概能帮我融入布景，忘记布景，想起我的使命：靠近爱娃。她双腿交叉坐在长沙发上，正在跟我谈论小说家普鲁斯特。有一段时间，我不再听她说话，我想要她的手，想要握住她的手。当我轻轻碰到她的手时，她的手就像蜘蛛般逃到了她身后。她皱起眉头。我嘟嘟囔囔地道歉。我最近一篇关于英国作家大卫·赫伯特·劳伦斯的文章成了我们的救命稻草。这个春天最后的日子里没有发生任何值得记录的事情。

在那个年代，报社稿酬在收入好的月份里能带给我两千法郎，但钱都花在房租上了。为了摆脱困境，我为一些更私密的出版物撰稿，而且我把我在新闻工作中收到的大部分图书都卖给了旧书商。我在梅尼勒蒙唐大道那里租下的两居室和这种糟糕的写作生活正相配。我的门厅挨着一间破旧的汽车修理厂，废弃的燃油散发着臭味。松松垮垮的邮箱上有手写的姓名，不断吐出信件和广告传单。木楼梯因污垢而发亮，在住户中造成了好几起骨折。我住的四楼则是最精彩的花束：漏尿使得四角带有烧焦痕迹的地毯、气喘吁吁的厕所、我父母的钟点工塞给我的锈迹斑斑的燃气灶、镶着白铁皮的花里胡哨的衣柜，还有复合板做的中学课桌，上面显眼地摆着一台大腹便便的打字机，德国制造的，像个绿乎乎的坦克，我的文章就是在这上面用两根指头敲出来的。

那天晚上，我们在索邦大学相遇一年后，爱娃最终是怎样来到我的住处的呢？她用的是什么借口呢？一段时间以来，随着美丽的初夏季节的临近，我们在露台咖啡座的约会时间定得越来越晚了。有时，她在凉爽的晚上会陪我回来。我们穿过圣米歇尔桥，从沼泽街区抄近路走。我们的路程在共和国广场结束，我们在那儿挥手告别。

那天晚上，爱娃想来我家，在我们的跳鹅棋中前进一格。我告诫她，那地方极其肮脏，也许她不看更好。她还是坚持要来，并且嘲笑我对她的提醒。于是她就带着完全不在乎一切的神情，在这个令人羞耻的营地登陆了。她不觉得口渴，这太好了，我可没有汽水。我更没有扶手椅或长沙发，只有一把折叠椅，我建议她坐那儿。我，我不介意站着，或者就一屁股坐在秃地毯上也行。我们也可以靠墙坐在床上，在那个我当做卧室的满是尘土的小方台上。对聊天来说，这已经是能有的最舒适的地方了。第二天早晨，我发现她睡在我身上，像一只考拉睡在树枝上。

那是八十年代，大家今天在回忆时决定称其为“金钱年代”。那时有一个长着狗头的企业回购人，有一个散发着狐狸味的总统，还有为了更好地掩饰自己的卑鄙而自称道德家的一代人。那时最悲观的思想家谈论的是混乱和颓废，但我今天看来，那个时代几乎是温柔的，是相当有人情味的。精神病还没有彻底侵蚀所有人的身体和大脑。正是那个十年在自己的混乱中放过了七十年代的一点无序、一点浪漫、一点纯真。我们还可以既无暴力也不蔑视地嘲笑自己和别人。

因此，在我遇到爱娃前的几个星期，我在索邦大学的走廊里走来走去，裹着一件罗登呢大衣或一件雨衣，戴着灰帽子，样子像三十年代的作家或五十年代的私家侦探。依照我心情的变化，我或者扮演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路易・阿拉贡，或者扮演菲利普・马罗，他是美国侦探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笔下的侦探。为什么是马罗呢？他并不富有，他也没几个朋友，记得他的人就更少了。他知道我们都会孤独地结束，所以就训练自己。他从不慌张，他的提问像烟圈般脱口而出，他的回答像子弹一样飞射。他干掉了一杯杯的酒，而我则逃掉了一堂堂的课。因此，一般而言，是马罗在下课时为了快乐而推挤索邦大学那些漂亮的女学生，用响尾蛇的声音在她们的脖子窝那儿悄悄地说：“对不起，我的小宝贝。” 保证有效果，但也无法核实，因为我的电影剧本要求我走开而不转身，这个角色是匆匆忙忙的私家侦探，他没时间浪费在姑娘身上。我身后卷起一阵惊讶的浪潮，这就足以让我开心了。有时我的出场引起一阵阵傻笑，但这不仅不会阻止我重演一遍节目，而且还正相反。

我差一点就自以为是阿拉贡或马罗了，其实还差很多，我以如此少的代价为自己发明了一个时刻、一个布景、一个人物，既没有和精神分裂症调情，也没有陷入悲情。这种对虚构的平静信念，使我能够以相对从容的态度，接近我和爱娃的故事以及这种奇特的开始。这是一种很不明显的关系，因为我们花了一年时间才接吻。反过来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种关系才明显。

我紧握双拳，像走钢丝一样在职场中前进，专栏主编的热情激励着我，是他把我招进报社的。那时这份日报似乎显得一切都有可能，今天它已经连人带物全消失了。报纸整版都是游记、哲学家访谈和作家介绍。我在这些新招聘的人中是最年轻的，其他人都是六八年五月失败的战士，他们转行进入新闻界又成为骄傲的斗士。为了哀悼革命，一些人用文笔赎罪或报仇。他们在报纸上的文章都写得不错，优美、文雅、严肃。大部分人都很有品位，也有点疯狂。有一个人要在面前竖起啤酒罐搭成的塔楼后才能在打字机前坐下来，另一个人用蜡脱毛而且还穿着女装，第三个人单调地朗诵着玛格丽特・杜拉斯整页整页的小说，还有一些人在会计室旁边的厕所里大吃大喝。爱娃喜欢怪诞的东西，她听到我讲的报社故事高兴极了。

我为一些地下小报打工，有时面对的是骗子，他们想赖掉文章稿费。这种时候，为了荣誉，我就掀翻桌子。听到这里，爱娃同样也为这些战绩兴高采烈。我的野蛮补偿了她强加给自己的谨慎义务。欺骗行为让她气愤到白热化的程度，她甚至可能因此燃烧起来，所以她决定远离这些混蛋。我是她的火种，是她的打手。

我也是她的大使。我为她说情，让报纸接受她的稿件。但她还没赢，她必须经受考验，她喜欢这样。她按照自己的形象让文章精炼、细腻，富于意义。她的文笔类似于镶嵌工艺品，语句是逐词逐词套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去掉一个词，一切就都塌了，因此我要注意排版工人不弄垮她的这些小宫殿。

三年后，我在报社成为一次卑鄙阴谋的受害者。我烧掉了一个可怜的女人写的一本公式化的言情小说，然后就轮到我在预留给读者来信的版面上被烧了。一封来信引起上层对我这件事情的关注，必须开除这个潜入编辑部的可怕的法西斯性别歧视者。有人在这一私刑上签了名，用的是化名，但骗不了我：一个在文化科工作的家伙，平时就讨厌我，利用这次机会和我算总账了。我要求有申诉的权利，但被拒绝了，借口是新闻工作者不应在读者面前为自己辩护——哪怕他们受到的侮辱来自一个假读者，一个真恶棍。这就是他们的自由。

当天晚上，在快乐街区一家毫无特色的啤酒屋里，我告诉爱娃我要离开报社，我要写一本小说。她容光焕发，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胳膊上，在做这个动作的同时，做出了一个我从没在任何人身上看到过的动作，她把她的脸靠在我的脸上，滑动着，像那些最漂亮的纯种马一样，但不是为了得到抚摸和糖块，而是为了向我表明她的同谋关系，为了告诉我，她看到我行使我的自由，她感到自豪，感到喜悦。至于钱，我们会有办法的。我可以教一些课，我可以给一个电信局打半日工，粘贴一捆捆的信封。她可以去一个成衣店工作，当售货员，也是打半日工，她认识那个店的老板娘。剩下的时间，我们就是活生生的诗歌。

文字丨选自《恋人》，[法]帕里西斯 著，车槿山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2

图片丨Picture@Anne Magill,Vivienne Williams,Édouard Vuillard, Ron Hicks, Vilhelm Hammershøi, Alice Rahon

来源丨楚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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